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性与革命，即使不是不相容的，至少也是不相干的。这一点与西方的观念似乎大相径庭。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性与革命之间，有着相关、平行、同构、因果等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反性爱的《水浒》
《水浒》中的造反英雄，曾被看成是“革命”的英雄，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准备“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故欲言性与革命之关系，请自《水浒》始。
《水浒》有四个死于非命的女人：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和卢俊义夫人。
在她们身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她们都很美貌，而且多情。
她们的丈夫都是不解风月、不懂得怜香惜玉的人。武大郎忠厚无能，也没什么文化；宋江、杨雄、卢俊义虽有文化，却都是重友轻色、“一味地只爱刺枪使棒”、结交江湖人物的“豪杰之士”；都让自己的女人春闺寂寞，空虚无聊。
她们最后都因婚外恋情而招致杀身之祸。
与此四女成对比的是三个位列“七十二地煞”之数的女豪杰：“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由前两个的外号就不难想象她们绝非美人；扈三娘有些姿色，却也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角色，武艺高强（自然也是“一味地只爱刺枪使棒”的结果），看见王英在阵前向她流露出爱慕之情则“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将他生擒活捉。而且，这三位女豪杰都没有任何爱情故事。
想想看，《水浒》中够得上角色的女性，一共就只有上述七位，而其中四位都是“淫妇”，都不得好死。而《水浒》中的爱情故事，一共就只有四件，却全都是“奸夫淫妇”的婚外通奸，后来都受到严惩。
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统计数字！
上面只是从女性方面所作的观察，再从男性方面来看：
“一味地只爱刺枪使棒”的丈夫，既然不能使阎婆惜、潘巧云和卢俊义夫人得到爱情，得到精神生活的满足，丈夫的同事张文远、庙里的和尚裴如海和丈夫的管家李固就乘虚而入了。这三个男人倒是都懂得怜香惜玉的，他们使阎婆惜、潘巧云和卢俊义夫人体验到了爱情生活的幸福。然而此三人在《水浒》中都是“奸夫”，都是要遭到严惩的。
武大郎虽不能与宋、杨、李等人比肩，但其不解风月、不懂怜香惜玉则同。潘金莲曾向武松表达过爱慕之情，但武松没有像绅士那样，先对潘金莲的深情表示感激，再从家庭义务、兄弟情分等方面对她好言相劝，而是粗暴地拒绝了她，并从道德上对她加以严谴。从现代的观念来看，武松这样做是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于是西门庆乘虚而入，后面的故事就和另外三个女人一样了。
至此，《水浒》作者的观点就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
男人就应该将女人冷落在一边，只管在外面从事“豪杰事务”，这才是英雄好汉（宋江、卢俊义、杨雄和武松都在三十六天罡之数）。如果男人懂得怜香惜玉，就没一个是好东西。《水浒》这种鲜明的反性爱观点，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就是在中国古代也颇为“激进”——它看起来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
舒芜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扈三娘被宋江硬配给王英，表明妇女之不幸和女权之缺乏。不过在这里我却觉得，扈三娘很可能是《水浒》七位女角中最幸福的一位了——她本是她丈夫王英的意中人，现在终成眷属，在王英方面至少有一点自由恋爱的成分吧？那王英又是“好色之徒”，想必懂得一点怜香惜玉之情吧？扈三娘能得到一个爱慕自己的丈夫，而且明媒正娶，光明正大，较之其余六位，岂非幸福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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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功过格”与西方的《苦行赎罪手册》
中国在宋朝以后，开始流行一种称为“功过格”的东西。
“功过格”原是道教徒用来帮助进行宗教道德修养的，后来渐趋世俗化，成为民间进行道德检查（自检或绳人）的一种工具，其中有大量涉及性问题的条款——带着极强烈的禁欲主义色彩。
比如在最早的《太微仙君功过格》中可以看到：
亲妻子，疏父母： 百过。
与处女、尼姑、寡妇私通： 三百过。
作淫书。 无量过。
不久视美人： 五功。
这是早期的作品（成于公元1171年）。明、清两代，《功过格》更多，比如在著名的《十戒功过格》中有：
谈及妇女容貌媸妍： 一过。
遇美色流连顾盼： 一过。
无故作淫邪之想： 一过。
淫梦一次： 一过。
淫梦而不自刻责，反追忆摹拟： 五过。
有意与妇女接手，心地淫淫者： 十过。
再如《曾世功过格》，其中有；
谈淫亵语： 十过。
点演淫戏一场： 二十过。
嫖妓或男同性恋性行为一次： 五十过。
创作或刊印淫书淫画艳曲： 一千过。
日本道教学者漥德忠，在谈到中国古代的《功过格》曾说：“虽说世界很大，但是用分数来表现行为的善恶程度，并有这种善行指导书的国家，除中国外大概再也没有别的了。”然而这只是他所见不广，故出此言。其实类似《功过格》这种定量化的道德戒律手册，并非古代中国人的专利，在西方也是古已有之的，比如公元7世纪时坎特伯雷主教西奥多（Theodore）的《苦行赎罪手册》。
《苦行赎罪手册》开列各款罪过，分别用不同期限的苦行去救赎，其中有许多涉及性问题的条款，举若干款如下：
奸淫处女： 1年（应苦修之期限，下同）。
私通已婚妇人： 4年。
兽奸： 15年。
男同性恋： 10年。
肛交： 7年。
女同性态： 3年。
男子自慰： 40天。
女子自慰： 3年。
口交： 7年，或12年，或终身。
有淫邪之梦幻： 苦修至此种幻念消失。
不难发现，这里各款的苦修时间，与古代中国《功过格》中各款的“过”数，性质完全一样，都是对罪过的量化。而考其年代，较中国最早的《功过格》还要早五百年。
圣人无性：中国人的一个隐传统
梁山水泊的英雄之不好女色，甚至反性爱，这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有象征意义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有资格革别人命的“好人”，都不可能是好色的。尧舜禅让，汤武革命，孔子孟子……这些圣君、圣人，都不好色自不待言，他们也没有任何风流浪漫的爱情故事流传下来——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和《水浒》中那些反性爱的英雄豪杰是一模一样的。
与此相反，亡国之君（他们是“好人”革命的对象），叛乱之臣，则经常是风流好色的。就从汤武革命的对象开始吧，夏桀有妹喜，殷纣有妲己，“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有褒娰，再往下，隋炀帝、陈后主，皆宠姬无数，唐明皇有杨玉环，宋徽宗有李师师……在此一系列中，君王皆亡国之君，美女皆红颜祸水。
网上有人作游戏文字，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情圣，周幽王、吴三桂高居榜首。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终至亡国；吴三桂更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豪举，可惜他集叛乱之臣、亡国之君（好歹他也做过几天皇帝）、外加汉奸这三种身份于一身，身后备受道德谴责。明清之际著名诗人吴伟业，自己诗酒风流，多情浪漫，但在长诗名篇《圆圆曲》中，咏叹吴三桂和陈圆圆这场惊天动地、直接影响到改朝换代的绝世恋爱时，仍不免半是欣赏，半是批评（“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拼贴文字
圆圆曲
鼎湖当日弃人间 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 逆贼天亡自荒燕
电扫黄巾定黑山 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 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篌伎 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 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 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 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 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 此时只有泪沾衣
薰天意气连宫掖 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 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 一曲哀弦向谁诉
通侯白皙最少年 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 待得银河几时度
恨杀军书抵死催 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 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 化作天边粉絮看
遍索绿珠围内第 强呼绛树出雕栏
若非壮士全师胜 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 云鬟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 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箫鼓向秦川 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 散关月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 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伎师怜尚在 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 飞上枝头变凤凰
长向尊前悲老大 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 贵戚名豪竞延致
一斛明珠万斛愁 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怨狂风飏落花 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 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 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灰土 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
馆娃初起鸳鸯宿 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乌自啼 屧廊人去苔空绿
移宫换羽万里愁 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 汉水东南日夜流
中国人有一个隐蔽的传统，即一直认为，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人，必须能够尽力压抑自己的情欲。一个完人的自我修养，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成功地压抑住自己的情欲。自宋明礼教盛行之后，有些人的自觉禁欲，其意甚诚，达到今人难以想象的严苛地步，非举例不足以获得感性认识。这里姑举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为例——他确实是一位道学家，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可以找到这样的内容：
在彼（田敬堂家）应酬一日，楼上堂客（田家女眷）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语多不诚，日日如此，明知故犯。（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曾母寿辰）不能预备寿面，意在省费也；而脯时内人言欲添衣，已心诺焉。何不知轻重耶！颠倒悖谬，谨记大过！（同上初二日）
在人家作客应酬，朝人家女眷看了几眼，就要自责，母亲生日，他想省钱就未准备寿面，而太太说要添衣服心里就肯，但马上认识到其间的“颠倒悖谬”，又深深自责。真正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劲头！
这种劲头并非曾国藩一人所独有。比如明代黄绾，在《明道编》卷二中，述自己青年时受浮薄子弟不良影响，后来发愤自省事云：
予……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
黄绾所为，即所谓“修身”。不要以为他有心理变态，用类似态度“修身”者确有人在。曾国藩的“谨记大过”，黄绾的红点黑点，都使人联想到中国宋朝以后流行的《功过格》。这样的观念，倒是和欧洲中世纪教会所主张的禁欲主义有点异曲同工。但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早就将禁欲主义扔到一边了——更何况主张享受肉欲的哲学观念从古希腊起也一直没有断过。
就是到了20世纪，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比如，若某人在政治上失势了，被“打倒”了，就要锻炼他的罪名，而罪名中通常会有“生活糜烂”这样一款。可是当此人尚未失势时，他就是圣君圣人，他的生活就一点也不“糜烂”。
又如，若在某人的传记中，在谈论某人的文章中，提到此人风流多情，或有什么韵事，那你可要小心——小心他本人或他的后人告你“诽谤”或“损害名誉”！而这类事情在西方人那里，往往是可以引以为荣的。
从拜伦的唐璜，到虹影的朱利安
再来看西方的情形。
至少从文艺复兴以后，在西方人心目中，性方面的开放和放纵，经常是以某种形式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一位医生告诉我，那些革命者通常有如下特征：激进的、左倾的、忧郁的、内向的、多愁善感的、愤世嫉俗的、勇于冒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最容易患的疾病是肺结核；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通常是性欲高亢的——这是肺结核带来的症状之一。
参照这位医生朋友的标准，那么拜伦长诗《唐璜》中的唐璜，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者。而拜伦笔下的唐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伦他自己。
拜伦（G.G.Byron，1788—1824），苏格兰贵族，祖父为海军军官，父亲为侍卫军官，又是浪荡子，在拜伦出生不久即为逃避债务而弃家出走法国。拜伦生有残疾，跛一足，对此他颇为敏感。10岁那年袭爵为拜伦勋爵（六世），12岁入贵族中学哈罗公学读书，17岁入剑桥大学，学文学及历史。对这两所母校他都无好感。在剑桥他是不守规矩的学生，更像一个浮浪子弟。而早在哈罗公学时，他就曾带头闹事，反对新任的校长——这种闹学潮性质的举动，正是革命者的端倪。
在政治上，拜伦21岁那年作为世袭贵族进入贵族院，据说在他宣誓就任后，议长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手向他表示祝贺，他却只将手指尖放入议长手中，随后就去坐在反对派通常坐的席位上，而且几分钟后就离去了——他用这种方式表明他的立场。他很少出席议会和发言，但有三次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这三次完全符合“激进的、左倾的”标准：一次是反对惩罚工人破坏机器的法案（1812年2月）；一次是赞成有利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天主教徒解放法案（1812年4月）；一次是同情一种改革法案（1813年6月）。事实上，拜伦一生的座右铭就是“我是属于反对派”——正是革命者的政治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