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一直在茫然地奔跑着，不知所往也不知所归，也许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注定是忧伤的。在所有宏大叙事的隐秘内情被揭示出来的日子里，所谓的理想早已暗暗地隐去了光彩，也许尚有一点火星，那也只是某次在街角路灯下与友人饮酒中突然书生意气，可惜尚未指点江山，已是老泪横流。昨天夜里突然想到好像是1977年（或者1976年）的一件童年往事，那时父亲如我今天一般年轻有力气，他接受单位的任务与工友开车到湖北（记忆中好像是这个地方）修汽车，临回来前夕，与工友看到当地乡下大米便宜，便与同事一起买了些大米，他们把工作服裤子的裤脚扎住，然后装满大米，当时粮食出省是要严格检查的，他们只好把大米隐藏在汽油桶后面，盖上沾满汽油、柴油的帆布，躲过关口检查，一路上父亲与工友们都是白天睡觉夜里开车往回赶，这样可以减少检查的次数，保证那些可怜的大米不被没收。父亲到家时是夜里，父亲对我说，小子，明天吃大米饭。当时是在期待中睡着的，是否流下口水已经记不得了，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直吃着那些好像被汽油、柴油浸泡过的大米。是啊，这就是我童年第一次大规模吃过的白米饭，多年后想起来，感觉嘴里还有那些汽油的味道。是啊，我喜欢闻那些汽油的味道，我无数次看过父亲娴熟地修理着汽车发动机时的神圣样子，直到今天我都认为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那样的荒诞年代里能够把一家人养活就是英雄。前年对自己班上的研究生说：你们和我一样都是英雄，因为我们都卑微地努力着，让自己的家庭能够坚持住，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其实，我是搞哲学的，我知道未来只具有心理安慰的作用。我们没有根据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我们无法预见的未来，它是敞开的，所有的事态在未来中呈现都具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可能性：变好与变坏或者其他。我们凭什么只取一种可能性，即相信好的可能性会到来，并让自己没有理由地相信未来。其实，人是这个星球上最无助的动物，他孤独、他脆弱、他绝望、他坚持、他顽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在坚持，我们都是英雄，只不过这是一个没有被官方机构授予称号的英雄。如今我也是人到中年，如迅哥所说“挈妇将雏鬓有丝”，能把自己这套破车拉好就是造化了，其他的不想奢谈了。能够不生活在饥饿和恐惧之中，能够像人一样地生活足矣。如今我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救世界上五分之三的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恍然记得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记录苏格拉底之死的情景，有趣的是苏格拉底最后竟对身边的人说：“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这就是苏格拉底最后留下的话，仔细想来颇为蹊跷，难道对于这个智慧老者来说再没有别的重要事情需要叮嘱了吗？为什么一定要还那只公鸡呢？妙就妙在这里，我猜测他最后时刻一定很绝望，自己一辈子都在反抗绝望，而最终也无法摆脱绝望，也许这才是最绝望的事情，那只要求被献祭的公鸡也许是心灵的一种解脱吧！谁又能真的知道自己的命运呢？
一个时代必须死去，然后一个新的时代才能在废墟上生长出来。对于一个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来说，怀旧也许是一种解脱，问题是我所怀之旧并非遥远的过去，而是意向中曾经向往的未来。
（20080723）
15.苹果树下的呼吸与道别：怀念一个人
前些日子在北方陪母亲看病期间得到一个消息：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去世了（在我看来，老索一生成就的取得与遭受的折磨全都是在苏联时期，因此沿用这个已经烟消云散的名字），享年90岁（1918年～2008年8月3日）。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可是在外地又没有机会去写，此刻有机会了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隐约知道，对于我来说（或许还包括我这一代人），索尔仁尼琴等于真相与勇气，或许还有一种说不清具体所指的良知。知道他的名字也是快二十年的事情了。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仍在为说真话而心有顾虑，甚至胆战心惊。去年发生的折腾全国人民快一年的纸老虎事件，终于在追求真相的呐喊声中有了一个不算完美的结果。但意义重大，希望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习惯真实。
之所以对老索感兴趣，是因为我们和他经历了太多相同的东西。可是他用一个人的勇气，让我们对走出黑暗有了信心。遗憾的是，我在记忆中搜索了一下，没有发现我们的哪位作家曾经有这样的勇气和文字，觉得很奇怪。记得刚参加工作时买了一本巴金的《随想录》，很厚的精装本，花掉俺几乎半个月工资，读后觉得实在没有什么令人震撼的，那个钱花得一直觉得冤枉。由此可见，我们内心的恐惧是何等强烈！所以在90年代有顾准热的出现，其实，今天你耐心地看完他的东西，就知道那里实在没有什么，只不过把自己的真实思考说出来而已！当坚守常识都成为风险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个时代已经注定是可耻的。
前段时间又把阿玛蒂亚·森的书《以自由看待发展》看了一遍，觉得写得很实在。他的一个命题我觉得很有趣，即凡是民主的国家都不曾发生过大规模饥荒，而发生大规模饥荒的国家多是不民主的。他给出的例子也很有趣。直到今天，我母亲做饭的时候，一直喜欢多做，导致顿顿剩饭，我说了很多回，母亲就是改不过来，后来与母亲聊天，知道母亲那代人饿怕了，所以潜意识中总怕挨饿，所以才有这种改不掉的习惯。后来我也询问了很多老人，知道在大饥荒发生前的年景是大丰收，至于灾害情况，可以找气象资料比对一下，这么大国家哪年没有一些灾害发生呢？为什么那时候会发生大规模饿死人现象，而最近几年灾害不断并且总人口比那个时候又接近翻一番却没有饿死人呢？国土面积还是那么大，人还是那群人，什么原因？其实道理很简单。今天再思考大跃进就有些滑稽的味道了，老一代领导人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每亩地能打多少斤粮食能真的不知道吗？显然不太可能，那些关于亩产多少万斤的放卫星的天文数字，鬼都不相信，因此，所剩的理由只能是：权力要公开挑战真理。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这次挑战竟然胜利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今天我们遭遇到了N多问题，有N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我也喜欢这个时代，而不是上个时代，因为在上个时代我是完全有可能被饿死的。
老索是幸福的，他一直在批评权力而没有被杀掉，最多是被驱逐出境，而且活到了90岁的高龄，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希望老索的离去能够让我们与一个时代毫不惋惜地道别，并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呼吸与呐喊，道说出我们时代的尊严与骄傲！下面摘录几句老索的话当作纪念：
（1）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得时间最多的人。
（2）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3）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4）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5）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6）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就还可以生活。
（20080816）
16.我们能否为未来积攒下一点意义
秋天来得好快，感觉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秋天就到了。生活依旧，其实这些年一切都没有变：从外在世界的喧哗到心灵世界的荒凉，我们就在那个被暂停的时间支点上，只要桌子上还有香烟，也就懒得出去，除非上课。把自己囚禁起来或者放逐其实是一样的，那个曾写过“从窗子到门是七步”的作家，真是太牛了，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还能有如此逍遥的内心，实在是佩服，这一生，从生到死与七步之遥又有何异？三国时代的曹植肯定这样想过。记得好像还有那个女革命家卢森堡，用很从容的心情描写监狱窗口上鸟儿鸣叫的场景，那一刻宏大叙事远去，她渴望的是平凡与安静。想想自己这些年唯一还在倔强游动的只有内心的思绪，以此来面对无限重复的生活。也许生活的妙处或者奥秘就在于能够时常为平庸的生活制造一点难度，否则在无数重复的侵蚀下，剩下的只是厌倦与绝望。前天晚上，朋友来电话要一起聚聚，因为他要出国了，我们在小店聊了一些生活以及与生活有关的家事、国是，然后散去，江边人潮汹涌。
夜里随手翻翻那本看了很久的政治哲学的书，然后无味地放下，我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的专业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内心里感觉到有些东西总在召唤自己，说不出为什么，然后思绪又跳回到老问题上：什么是中国最需要关心的问题？以前，我也曾经很迷恋宏大叙事，而今天我知道自己的观点发生了改变。以前我更喜欢考虑集体、国家与历史这样的大问题，后来发觉，这是一个超前的想法。换言之，在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彻底的启蒙运动洗礼的当下，谈论这样的话题往往沦落为一种空对空的清谈，也是不负责任的。当你的言说与脚下的大地已经完全隔离开的时候，那些宏大叙事只能是尴尬地停落在空中的不死鸟，对于真实的生活起不到任何帮助的作用，甚至反而有害。由此，我更喜欢那种从中观到微观的言说，它与生活的距离近了很多，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就大了许多。其实，这是最直接地切入社会的方式。试想美国人的一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通过一个士兵的命运成功地把美国的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果强行灌输，肯定达不到这种效果，所以它的成功经验是很值得回味的。我们还可以设想，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等名篇，之所以脍炙人口，皆是从微小的生活与人物入手，然后我们深深地体味到人物命运的无常，存在的被遮蔽，以及集体的行动困境，还有对历史的一种迷茫期待。在早些年，我曾经很仔细地看过鲁迅的文字，人到中年也越发体味到他的独到与深刻，时常会在内心想起他的某些文字，然而，百余年来人的存在状态仍然晦暗不明。那么，我们今天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又是什么？中年了，我更喜欢用眼睛去观察细节中的中国，去感受他真实的喜怒哀乐，遗憾的是，在思想的禁区，我们大多时候选择绕过贫瘠而瘦弱的土地，放任自己采取一种冷漠与鸵鸟的姿态，在娱乐化中麻痹自己，以此缓解良心的不安。美国思想家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遗憾的是，这两种模式我们占全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努力挣脱羁绊，为未来留下一点意义，否则，后人回忆我们这个思想荒芜时代的时候会鄙视我们的不作为与怯懦。当下，思想界的冷漠才是一个社会最难治愈的内伤，没有人知道还有多少热情是可以重来的。19世纪末，当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中高声说道：“我不同意！”那一刻我能想象在法国大地上行走的人们的心中是温暖的。保卫社会就请从保卫真实的甚至有些卑微的日常生活开始，在思想困难的年代里，重建中国人的信心和希望，这就是我们应该为未来积攒下的意义。
坦率地说，当中国知识界对收审制度、周老虎、毒奶粉、地沟油、劳教制度、血腥拆迁等事件一次次追问的时候，曾让我的内心感到很大的温暖。因为有无数这样的老虎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有无数吃这些廉价奶粉的孩子，其中就有我们的亲朋故友的孩子，我们希望他们的童年是在这片土地上欢快地赤脚奔跑。
恍然记得读《希腊精神》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在温泉关战役（公元前480年）中，斯巴达人全部英勇战死，留下这样的名言：异乡的过客啊，请带话给斯巴达人，说我们踏实地履行了诺言，长眠在这里。我想这些勇士们为后人积攒下的意义，今天我们收到了。
法国散文家蒙田说：“我们一生的不断劳作，就是建造死亡。”对于向死而生的存在来说，制造意义与寻找意义恰恰是存在者存在的一种天命。希望过几年等手上的事情告一段落，一定到远方云游一番，趁着自己还有点理想的余晖，该去寻找属于我自己的未来的意义了，也许人生原本就没有意义，谁知道呢？上帝死了，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2008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