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股票选择方面，没有世袭的技巧。尽管许多人认为别人生来就是股票投资人，而把自己的失利归咎为悲剧性的天生缺陷。我的成长历程说明，事实并非如此。我的摇篮上并没有吊着股票行情收音机，我长乳牙时也没有咬过股市交易记录单，这与人们所传贝利婴儿时期就会反弹足球的早慧截然相反。
——彼得·林奇《战胜华尔街》
作为互助基金的管理者，彼得·林奇除了涉足国内投资以外，还将投资触角伸到了国际投资领域。如果说所有美国货币资产投资于海外的比例必须大体上符合主要外汇市场的资本化程度，那么大部分美国机构资产组合应当投资于海外。但是，由于地方沙文主义的作用，上述情况不会发生。尽管如此，由于各国税制、获利程度、交易风险等因素的作用，仍然促使美国机构资产组合继续流向海外。彼得·林奇经过调查发现，国际投资的无效性令人吃惊。但他的胆识让他毫不迟疑地向国外投资。例如，彼得·林奇在考察雄狮食品超级市场时，发现雄狮食品超级市场25％的股票掌握在比利时德尔·黑兹公司的手中，而雄狮食品超级市场的股值远远超出德尔·黑兹公司的股价。所以，彼得·林奇大笔购入比利时德尔·黑兹公司的股票，后来德尔·黑兹公司的股价从每股30美元上升到120美元，而相比之下，雄狮食品超级市场的股票价格才仅仅上升了50％。
彼得·林奇从不拒绝在国外投资，他把国外公司与国内同产业公司相比较，然后决定是否投资。
彼得·林奇曾访问过瑞典哥本哈根的一家大股票经纪公司，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曾去过沃尔沃，尽管该汽车公司距哥本哈根仅320公里。
而在瑞典，沃尔沃就相当于美国的IBM、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公司。这种情况在德国、香港、泰国等地也经常发生，人们对公司的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在许多情况下则几乎根本没有分析。由于市场的无效率性，使得有胆识的投资者很可能在国外投资中赚很多钱。
在麦哲伦基金公司涉足国外投资时，彼得·林奇曾在欧洲有一段成功投资之旅。通过与上市公司的交流，彼得·林奇成功地捕捉到沃尔沃等大牛股。就在当年，沃尔沃股票的收益达到麦哲伦基金总收益的一半。
又如，瑞典仅有几家保险公司上市。当美国保险公司所获利率提高，保险费上涨之时，大家都预测这些公司将在世界各地大赚其钱。然而，斯堪的纳维亚公布的业绩仍然不佳，而它的竞争者已被淘汰出局。股票在利润回升之前是不会升值的。彼得·林奇抓住时机购买了这些股票，从而获得了8倍到10倍的收入。
1985年9月，彼得·林奇3周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第一个周五在波士顿参观了30多家公司，当天下午登机飞往瑞典；周一开始在斯德哥尔摩走访公司，两天之内参观瑞典的7家公司；然后乘车到奥斯陆，参观挪威数码与挪威水电；接着乘火车去伯尔根，从那里飞往法兰克福，考察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等；再赶到杜塞尔多夫，参观拜尔等两家公司；顺莱茵河到科隆，参观不少于3家公司；再登上德国的高速公路，到瑞士的巴塞尔，考察瑞士的企业；接着穿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米兰走访公司，再到罗马考察企业；然后坐飞机回波士顿，在那里参观4家公司。
20世纪80年代中期，麦哲伦总资产的10％投资于外国股票，并取得良好的收益，这完全是彼得·林奇辛勤劳作的结果。
彼得·林奇在欧洲投资成功的比率比在美国高。他对一半的欧洲公司的表现感到满意，而在美国，则只有四分之一的公司能给他带来相同的快乐。不过他说：“法国的股票经纪人非常糟糕。若你耐心地评估一家公司的每一个部门，你将会发觉经纪人的预测完全无法实现。他们不知是从哪里变出那些数字的。”
彼得·林奇最高兴的是他能在其他美国投资机构之前买进外国股。而且其中的一些股票有巨大的资本市场，能够吸收巨额的投资。当这个过程持续足够长的时间的时候，该股票将会被过多的美国人持有，那时就到了转移目标的时候了。
彼得·林奇最钟爱的几个国家都是其他基金经理人缺乏信心、不愿投入太多资金的地区。
就拿意大利来说，其储蓄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或地区之一，几年前才开始引进共同基金的观念。彼得·林奇认为这必定能够吸引大量资金投入股市。当彼得·林奇在米兰证券交易所买进WI公司股票时，那家公司将菲亚特汽车和其综合公司持股价值的40%并入公司资本。而SIP电话公司则是以其现金流量15倍的价格卖出。也就是说，意大利公司的股价太便宜了。
在西班牙，彼得·林奇持有不少特莱弗尼卡与思德萨公司的股票。
在墨西哥，墨西哥电话公司是他中意的公司。
在财富急剧膨胀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海外投资成为一种时尚，自然也免不了有亏损的现象，有人便振振有词地提出所谓的跨国投资的“文化性价差”，似乎由于新兴股市的风气不同，在新兴市场投资的结果也会不同。彼得·林奇却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文化性价差”，而他之所以这么有把握，正如同他对股票的信心一样，是因为他曾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