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变法功高
商鞅在秦国先后两次发动了变法。商鞅颁布了耕田、纺织、为国作战、禁止私斗、什伍编制等一系列奖励耕战、维护社会秩序的法令。这些法令的实施，是以丰厚的奖励措施和严厉的刑罚为后盾的。例如他规定：凡是努力从事农业、纺织生产，收成好的话，其奴隶身分可以解除；凡是不务正业，或是因懒惰而贫困的人，则要被罚做奴隶。又如凡立军功者可以得到爵位、土地，也可以做官。为了严格法令，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商鞅在整顿“什伍”编制的户籍法令时，明确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姓出门在外，必须有政府颁发的身分证明，否则一律不得接纳；假如有人藏匿不法之人，必须及时告发送官，国家将对告发的人视同前线杀敌的人一样给予奖赏。否则，一经发现将实行邻里连坐，视为降敌而“诛其身，没其家”。
从秦孝公十二年到秦孝公廿三年，商鞅先后颁布了“开阡陌封疆”、迁都咸阳、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建立封建土地制度和行政制度的法令，用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开阡陌封疆土”其本质是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实行封建土地私有；推行县制，状况把过去以族、邑等为中心的聚住单位合并为以县为单位，以便于国家按法律制度统一管理。
这样，县制、什伍制就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事实上，这是把以宗法为纽带的“礼俗社会”的奴隶社会，推向到以国家法律为准绳的“法理社会”的封建社会，可以说这相当于一场革命。
商鞅变法在当时各国的变法运动中，是最彻底、最成功的。他采取的奖励耕织，使秦国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封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所采取的奖励军功、禁止私斗等，使秦国人民在为国家利益而战时，人人奋勉，英勇无畏，秦国军队的战斗力获得了显著而迅速的增强。
新法的实行，使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的稳定局面，因而“秦民大悦”。因此，客观地说，商鞅是以成功的变法而功垂千古的。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除了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外，也与商鞅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变法过程中，他雷厉风行、漠视权贵、坚决果断、办事手段冷酷、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顾个人安危。当然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变法完成以后，受到了旧奴隶主贵族的野蛮报复和陷害，成了旧势力反扑的牺牲品。
十一、身遭车裂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那年五月，太子驷（秦惠王）即位。他一上台，公子虔就煽动说：“大王早年间犯法的事，是因为商鞅考虑到孝公的面子和顾及太子您的身分，才没有过于暴露。现在他权势大了，对犯过法的太子即位很是不满，看起来，他要造反犯上。”
秦惠王听信了公子虔的挑拨，就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听后，自知因孝公之死和变法中触犯了某些权贵的利益而绝无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因而他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向边境逃跑……
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逃亡，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原想赶在关门关闭以前混出境去好好歇息一下，但他紧赶慢赶还是没能赶上。出不了关，又投宿无门，于是他只得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胡乱地歇了一夜。第二天黎明，关门刚一开启，商鞅就混在人群当中逃出边关，来到了魏国。
商鞅曾多次率秦军攻打魏国，而且还用欺骗的手段俘虏了魏国的公子昂，所以魏国人非常仇视他，自然不愿收留他。这时商鞅考虑逃亡到其他国家去，可还没等他有所行动，魏国人就向其他国家发出了通报：“商鞅现在是秦国的叛臣，秦国现在比我们都强大，如果我们收留他，秦国肯定不会答应的。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收留他！”随后魏国将商鞅驱逐出境，赶回秦国。无奈之下，商鞅不得不跑回自己的封邑。
回到封地后，商鞅本打算隐姓埋名，就此终老南山。但公子虔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派出大量的鹰爪到处追捕商鞅。一日，终于探听到商鞅已经回到自己的封地，公子虔立即迅速封锁了商鞅封地通往关中的要道，并派重兵把守。由于魏国的通报，这时的楚国、韩国都已将边关封锁，阻止商鞅入境。穷途末路的商鞅心想，自己英武一世，轰轰烈烈，如今怎么会落到如此窘境？他不明白，自己为秦国的强大立下的汗马功劳、不朽功勋，为什么惠王就不能明察秋毫呢？为什么不替他申辩呢？说他“谋反”，证据何在？
此刻的商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已经走投无路了。他想：“不谋反是死，谋反也是死。与其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让人处死，还不如真的反抗一下，也许能杀出一条血路，获得向世人辩解的机会。”于是，他立即着手组织军队。
然而，这正应了公子虔的诬陷，中了他的奸计。
当商鞅率领刚刚从封地武装起来的军队，一路攻打到郑县（今陕西华县）时，就被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秦军打败了。商鞅被捕获，“谋反”的罪名成立。因而，当商鞅被押到咸阳时，秦惠王立即下令对商鞅处以“五马分尸”，即车裂之刑（此刑的执行方法，是将受刑人的头与四肢分别系于五车之上，然后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将肢体撕裂。一般情况下，它专用于谋反、篡逆等大逆不道之人）。并告示天下，商鞅的家人也因此受到株连，全部被处死。
商鞅最终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并非商鞅作茧自缚。他的变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当时的秦国因此而走向富强。商鞅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大功的，正当秦国国势蒸蒸日上之时，他却功成身亡。使他丧命的原因是什么呢？后人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三点：
1.商鞅推行的新法过于严厉，民怨沸腾。《淮南子·齐俗训》就说“商鞅立法而肢解”，东汉学者高诱说：“商鞅为秦孝公立法治，百姓怨之，以罪肢解。”
2.秦国的旧贵族早就仇视他，早就想寻找机会进行报复。
3.商鞅位高权重，开始威胁到秦国国君的地位。
从赵良的一番肺腑之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商鞅在秦国的政治影响已经超过了孝公。秦惠王即位，作为一个年轻的君主，在这样一个富有治国才能的老臣面前，恐怕一开始就会感到头疼，必然会产生对他的猜忌。
这三者与商鞅之死都有关系。当然，起主导作用的肯定是秦惠王的态度，如果他不下决心对商鞅动手，那么商鞅的地位和生命至少还可以维持。恰恰这时，那个曾因为商鞅严惩，尔后一度长达八年家门不出的公子虔到惠王那里煽风点火，他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重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王也，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公子虔很善于挑拨，他看透了秦惠王的内心世界，最后一句尤为恶毒。另一方面秦惠王本来可能没有这样一个念头，经他这么一挑拨，也就下定了杀掉商鞅的决心。
商鞅精通“刑名之学”的法家理论，照理说他应该对君臣关系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也许是他太成功了，也许是秦孝公对他太信任了，他没有或者不愿意多地往坏的地方想，当赵良劝告他时，他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真正的重视。商鞅也许没有想到孝公会去世得那么快，孝公一死，他立即失去了政治靠山，也就笼罩在极度危险的阴云之中。
十二、司马迁说商鞅
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这是举世公认的。应该说司马迁撰史是非常认真的，他对历史人物的许多处理，都有他周到细致的考虑。他给商鞅单独列传，且命之为《商君列传》，足以表明他对商鞅这一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重视，从史学意义上说，这本身就是一种评价。
《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在叙述了自己的家世和身世后，对《史记》各篇的写作缘由也作了大致说明。为什么会写作《商君列传》，司马迁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意思是说：“公孙鞅离开卫国到秦国，在秦国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施展他的才华，使秦国强大、孝公称霸，后世遵循着他的法规。”司马迁对商鞅这段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从个人感情方面说，司马迁并不喜欢商鞅。从他写的《商君列传》中很容易体会得出来，他在该篇最后的总评中是这样评价商鞅的，他说商鞅“天资刻薄”，同时司马迁列举了商鞅生平的所作所为，说他是“少恩”之人。在读了商鞅的《开塞》、《耕战》这样的一些著作后，司马迁更坚定地认为“文如其人”，他坚持认为商鞅在秦国背上恶名是咎由自取，最后的死亡也是理所当然的。
《商君列传》里说商鞅实行变法，使“秦民大悦”，又说他“卒受恶名于秦”。在秦国，商鞅到底名声如何？在司马迁的笔下，反映了不同的声音。诚然，社会是多元的，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也是难以一致的，那些心怀不满的宗室贵戚们肯定是十分仇视商鞅的，那些因为新法而获罪的人自然也对商鞅深怀不满；但那些因为变法而获利的人则会对商鞅抱有好感。因此，对商鞅和评价不可能是一致的。
司马迁客观地记述了秦国社会若干层面的人对商鞅的不同评价，同时也通过他的修史“笔法”表现了他个人对商鞅的好恶。不管怎样，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还是值得今人重视的，他确实指出了商鞅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