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最大的职责就是帮助丈夫成为他理想中的那个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大的智慧，一个聪明的女人绝不会赤裸裸地挑剔自己的丈夫，更不会拿他来和隔壁的某某人相比。因为这样只会加重他的压力，使他变得更加自卑，这时候，一句温柔的鼓励和热情的赞赏常常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当一个女人真心赞美她的丈夫“你真棒，我以你为荣，我真高兴我是你的老婆”时，几乎没有一个男人不会眉开眼笑。许多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懂得赞美他的女人。
有一位名叫帕克的货运公司的老板曾说过：“我确信，一个男人不但可以成为他理想中的人，而且还可以成为他妻子所期望的人。我曾雇用过许多人，但是在我和他们的妻子谈话前，我绝不会把一个重要的职位交给他。我确信妻子的人生观以及她愿意鼓舞自己先生的干劲的程度，可以决定她的先生在事业上的成败。”
帕克先生自己就是一个例子。妻子在嫁给他之前，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富家小姐，而帕克却除了心中想要成功的强烈欲望之外，一无所有。在他们婚后最初的几年艰难的日子里，每当帕克面对失败与挫折而失去斗志时，妻子总会鼓励他继续努力。
后来，帕克的妻子患了重病，但她依然自信而快乐，她的第一个想法仍然是要帮助帕克。早晨，当帕克离家去上班时，妻子总是会问：“有没有什么事要我今天办好的？”当帕克晚上回家时，她就会靠过来，想听听丈夫讲这一天的情况。有了妻子的鼓励，帕克每天都要向上帝祷告：“永远不要让她失望。”
但是，很多女人并不像帕克的妻子那样聪明，她们一心只想让丈夫去做超出他本身能力的事，成为她们要他做的那个人，而不会去关照丈夫的身心状态和心里的真实想法。结果可想而知，她们的婚姻也会面临更多变数。
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就试着欣赏、赞美自己的丈夫，即使他做出的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如果你可以友好地说：“无论你是怎么想的，我都支持你。”这种主动营造亲密感觉的做法，会在无形中引导你的丈夫自觉地改正错误。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不会再乱扔东西，并主动帮你做家务……你们的关系也会有令你惊喜的改善。
如果你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赞美你的爱人，请有时间听听下面这首歌曲——《恋爱的犀牛》。
我的爱人……
你永远不知道，
你是我渴望已久的晴天，
你永远不知道，
你是我赖以呼吸的空气。
你是纯洁的，天真的，玻璃一样的；
你是纯洁的，天真的，水流一样的；
你是纯洁的，天真的，什么也改变不了，
阳光穿过你，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变老
在遇到她以前，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和她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未后悔过娶她做妻子；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
曾经，陈淑桦的一曲《最浪漫的事》感动了很多女人。她在歌里唱道：“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得哪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问世间，有多少这样最浪漫的事——当两个人从相知、相爱到结婚，过着简单而平淡的生活，生儿育女，到最后一起相扶到老，想一想，这其中漫长的岁月和充满波折的人生路，没有任何一条路是平坦的大道。难怪有人会说：“爱情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
尽管坎坷，可世间总有许多传奇的爱情故事发生，比如钱钟书与杨绛。
大多数爱情的开端，都是浓烈而甘甜的，但是能将深情、和美持续一生，就不是人人可得的幸运了。钱钟书曾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的样书上这样写道：“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赞美，算是极致了。一个女人，可以做到让自己的丈夫这样来评价她，此生亦无憾了。
1932年，21岁的杨绛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
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比之下，自己不免显得太过朴素。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又是从美国教会大学毕业，因此在气质上绝不逊色。她个头不高，但身材窈窕，面貌白皙清秀，性格温婉，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学生的爱慕。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此时的杨绛芳心未许。她在等待一个人，一个命中注定的前缘。
那个时候，钱钟书在清华校园内名气也很大，并且他们还是老乡。杨绛初次见到钱钟书，发现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虽未一见钟情，但杨绛觉得这位瘦书生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而钱钟书显然也认定了杨绛“与众不同”，遂写信约她见面。第一句话他就忙不迭地向她澄清一个误会：“我没有订婚。”杨绛则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原来，此前杨绛的东吴大学同学孙令衔曾对钱钟书说，他的好友费孝通是杨绛的男朋友；又跟杨绛说，钱钟书已跟叶恭绰的养女订婚。
杨绛和钱钟书此前都没有谈过恋爱，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都兴致大增。原来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誉为“江南才子”，杨绛与钱钟书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然，他们俩最大的缘分还在于文学上的共同爱好与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以及心灵的默契交融，于是，他们相爱了。
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他们的相爱却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而是学业上的互相帮助、心灵上的沟通理解，文学成了他们之间传递爱意的桥梁。钱钟书曾为杨绛写过不少情诗，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入诗，钱钟书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二人。”其中有一联：“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在此诗中，钱钟书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蜓动荡却捉摸不着，而心底的城堡则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一下子就把那些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使之“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
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直到1935年，他们才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了正式的婚礼。婚礼这天“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而新郎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此情此景，后来也被钱钟书搬到了自己的小说《围城》里，只是把新郎、新娘换成了曹元朗与苏文纨。
1935年4月，钱钟书考取了教育部第三届英国庚款公费留学生。他不仅是唯一的英国文学专业录取生，且总成绩也是最高的。而这时，杨绛还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读书，尚未毕业。考虑到钱钟书出自读书世家，从小在优越的环境里长大，对日常生活不善自理，杨绛便决定与他一起出国，这样就可以好好地照顾他。于是，杨绛不等毕业就与钱钟书结婚，然后便一同出国。所以，在清华新生名单及毕业名单上查不到杨绛的名字，因为结婚后不久，钱钟书和杨绛就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
在英国，泰晤士河畔的牛津大学里，风景幽绝，古朴淡雅，正是做学问的好地方。钱钟书曾对杨绛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他俩的志趣多么吻合，在牛津大学，他们总是拿各人的读书数量进行比赛，还在一起背诗玩儿。钱钟书和杨绛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两人都在图书馆里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杨绛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钟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由于学校的伙食不太好，杨绛心疼钱钟书饿得面黄肌瘦，就租了一套带炉灶和炊具的住房，自己做饭，为他改善生活，让他吃饱吃好。
钱钟书一向喜欢早睡早起，而杨绛则是晚睡迟起。住进新居的第一天早晨，钱钟书便大显身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煮了“5分钟鸡蛋”，冲了香浓的红茶，还有黄油、果酱、蜂蜜，当他一股脑儿用带脚的托盘端到杨绛床头，请她享用早餐时，杨绛真是又惊又喜，想不到“拙手笨脚”的丈夫居然还能做出这么丰富的早餐！钱钟书受到了夸奖自然也很高兴，从此两人的早餐就都由钱钟书来负责，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老得不能动时。
虽然是精神上的朋友，可是生活里的夫妻也难免有许多细节需要容忍。在杨绛生产住院时，钱钟书每天都会到病房里去探望，他常常苦着脸对杨绛说：“我做坏事了。”原来是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这时杨绛会说：“不要紧，我会洗。”可是下次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摔坏了，杨绛却说：“不要紧，我会修。”而下下次他又把门轴弄坏了，杨绛还是说：“不要紧的，我会修。”
除此之外，钱钟书还“痴气”十足，杨绛回忆道：“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很困，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做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1937年出生），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他们的婚姻就是在杨绛温柔的包容下越发地融合。
1938年，钱钟书和杨绛带女儿提前回国。国内形势不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之后，钱钟书和杨绛相依为命，他们的生活一度颠沛流离，非常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而杨绛也和丈夫并肩站在一起，一同吃苦，一同撑起这个家，她当过家庭教师、小学老师、中学校长，还用业余时间写成了话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当《称心如意》在上海公演时，剧场里笑声不断，报上也是好评如潮。那时候别人介绍钱钟书，总是说“这是杨绛的丈夫”。而杨绛却浑然如故，她从不觉得自己有多少光环，照旧为钱钟书洗衣、做饭，为了让他潜心写作《围城》，杨绛还让他减少课时，自己来弥补经济上的短缺。钱家亲戚由衷地夸奖杨绛，“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和杨绛当然也在劫难逃。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的感情竟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他们一同上下班，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尽管生活艰难，但他们不消沉、不畏缩，照样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他的离开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第二年，杨绛也被下放到河南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送行，女婿已在批斗中被迫自杀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在干校，杨绛被安排看菜园。这里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因此钱钟书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里，夫妇二人可以经常在菜园里相会。他们坐在水渠边晒太阳，小声说着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给她，这些都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慰藉。
“文革”结束后，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此后，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在自己的学问和事业之中。对他们来说，一切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
1997年，他们唯一的女儿钱瑗患癌症去世。第二年，钱钟书离世，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丈夫的作品整理出来，将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家庭困难的学生。然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未完成的《我们仨》。她说：“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63年的坎坷历程，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可是不论暴风骤雨、世事沧桑，杨绛都做到了和丈夫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一起走完了风雨人生路。她给予丈夫的爱其实是一种挟裹着母爱的爱情，她曾说：“钟书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她包容他、照顾他、陪伴他，她是他最好的朋友、妻子和情人，做女人可以做到如此，堪称完美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生活中却没有那么多的浪漫可表，唯一的浪漫就是和他一起变老的心情，钱钟书在《围城》里对婚姻作了这样精妙的比喻：“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也都是如此。”而他自己的婚姻却是个例外：他们两人一心只想躲在围城里。他们这样相知甚深、相爱终生、高度默契的伴侣，真可以称得上是人间的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