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这段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增长比国民经济增长要快，对外贸易依存度连续上升到了国际的最高水平。
我国多年以来的出口导向战略为中国创造了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在国际组织的眼里，中国的外贸神话属于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
在很大程度上，贸易顺差的大小反映的是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的活动状况。一国在一般情况下不适宜长时间大量地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这一举动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像美日两国的双边关系市场发生波动，日方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状况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在这同时，大量的外汇盈余往往会导致一国市场上，本币的投放量随之增长，因此，就很有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与健康发展。同理，一国政府当局应该设法避免贸易逆差的长期出现，由于大量的逆差将导致国内资源外流，对外的债务增加，这种状况同样会使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影响。
贸易顺差越多并不一定就好，过高的贸易顺差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的任意时候，对外部需求都更加依赖。
同时，巨额的贸易顺差也为外汇储备带来了膨胀，为人民币的升值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给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出来的是低估了人民币的价值。这就使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与金融风险都增加了，从而为人民币的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难度与成本。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拉动国内消费就是比较简单的对策。
低碳经济，经济也要环保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以及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对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这就是所谓的低碳经济。
随着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化石能以及核能等使用的同时，人类从原始文明逐渐走向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而在全世界人口和经济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人们不断地对能源使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有所认识，不仅是光化学烟雾、烟雾以及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带来的全世界气候变化也已成了不争的事实。
在这个背景下，“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经济”、“低碳城市”、“低碳社会”以及“低碳世界”等一系列的新概念与新政策也就应运而生了。而能源与经济甚至价值观实行大变革的结果，也许将为向生态文明的逐步迈进走出一条新路来，也就是将20世纪的传统增长模式摒弃，直接运用新世纪的创新机制与创新技术，通过低碳生活方式与低碳经济模式，从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低碳经济的特征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为目标，构筑以低能耗以及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以及低碳产业体系。
低碳能源系统即通过发展清洁能源，包括风能、核能、太阳能、地热能以及生物质能等替代煤和石油等化石能源，以使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
低碳技术有清洁煤技术（IGCC）和二氧化碳捕捉以及储存技术（CCS）等。低碳产业体系有节能建筑、火电减排、工业节能与减排、循环经济、新能源汽车、资源回收、环保设备以及节能材料等。
统计碳源和碳足迹是低碳经济的起点。二氧化碳有3个重要的来源，其中最主要的碳源是火电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1%；增长最快的则是汽车的尾气排放，占总量的25%；建筑排放占总量的27%，且随着房屋数量不断增加而稳定地增加。
各国代表在2009年12月19日，经过了3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当地时间的下午3时26分，在哥本哈根闭幕。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作为大会的主席，他宣布，《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没有获得通过，大会在达成无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后闭幕。比原计划推迟了一天。
这届大会曾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但让世人既感意外又觉遗憾的是，通过诸多的努力与争吵之后，依然是以无结果告终。
深刻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就是气候变化问题，其直接涉及了经济的发展方式、能源利用的结构与数量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矛盾冲突。
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将气候变暖作为一个全球环境问题提了出来；在90年代，对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关系认识深化的同时，这一问题开始成为国际政治与外交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灾害性天气的频繁发生，年度平均气温的屡创新高，让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气候确实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电影《2012》和《后天》中的场景好像离我们不远了。
根据全球地表温度器测量的资料显示，在2008年以前的12年当中，其中有11年位列1850年以来最暖的12个年份之中，近50年的变暖速率为每10年0.13℃，差不多是近100年的两倍，2001年到2005年总的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899年来说，增加了0.76℃。
根据1978年以来的卫星资料显示，北极年平均海冰面积的退缩速率为每10年2.7%，夏季出现的退缩幅度较大，为每10年7.4%；从1980年以后，北极多年冻土顶层温度的上升幅度已达3℃之高。从1900年以后，在北半球地区的季节性冻土覆盖的最大面积已减少了7%左右，而春天的减少面积竟达15%。
全球的平均温度在不断地上升，高纬度的冻土带正在不断地消失，北极的冰盖正在不断地消失，甚至一些太平洋中的小岛也在不断地消失，通过全球性的媒体，这些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对这样的观点表示了认同：地球正在逐渐变暖，其导致的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挽救地球的唯一办法。
证据非常充分，道理也很简单，可是，众多国家的专家与政治领袖齐聚12天，又经过了一天的“加时赛”，却依然达不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这是为什么呢？面对全球变暖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分歧在哪里呢？
通过经济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能够很好地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进行解读。
马歇尔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用来对某一市场主体的行为给无关的其他主体带来的收益（正的外部性）或损失（负的外部性）进行了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我请客，你买单”。
现如今，全球的发达国家是最早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是当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它们当初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及其现在国民的高能耗生活方式，都是以牺牲全球的环境质量作为代价的。用“外部性”的概念进行解释，就是发达国家取得当今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是，在一定程度上，其环境成本是由全球的所有国家来承担的，给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负的外部性。即发展中国家正在承担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上欠下的环境债。现如今，后者向前者还账的时期到了。
从边际成本来说，在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民来说，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许只是少买几辆SUV及少坐几次飞机；而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则也许意味着更昂贵的食物以及更高的电价等。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来说，很明显，减少奢侈性消费的边际成本要比减少基本生活需求的边际成本低出很多。
从经济学来说，这也是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一个理由。
我们通过应用以上两个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表面上似乎面临的是一场“零和博弈”，可实际上，假如认真分析，多赢的解决方案还是能够找到的。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根据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最缺少的就是资本、技术以及国民的受教育机会。所以，假如发达国家可以在这3个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那么，既能够使前者将欠下的环境债还上，又能够使后者以更低廉的环境成本发展经济，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后者的发展也可为前者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与经济增长动力。
总而言之，全球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遵循这样一条符合经济学规律的解决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