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丈夫还没到喀什噶尔之前，有一位英国旅行家——鲍尔上尉，曾意外地在新疆得到了一本手稿，极有文物价值（这里指的是著名的“鲍尔古本”，系英国军入鲍尔于1889年在库车当地居民手中购买的一部桦皮古书。经霍恩勒识读，证明是用婆罗迷字母书写的。）？。这件事引起了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的注意，由于彼得罗夫斯基和我丈夫收集到的文物文书，欧洲的东方学学者才开始意识到新疆这片大地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一片新天地。许多科学探险者接踵来到了这里，他们几乎来自欧洲和美洲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探险家中最重要的几位都是我们的朋友，如奥利尔·斯坦因，已故的冯·勒柯克（勒柯克（1860—1930），德国中亚探险家、东方学家。曾于1905年、1913年等多次来中国新疆从事探险考察。著有《新疆的土地和人民》等书，并因在吐鲁番等地对壁画等历史文物作带破坏性的采集受到中外学者批评。）教授。他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围挖掘了一大批废墟遗址——往往都得从现代人类居住的地方走上许多天才能到达那些废墟。
这些探险家们的辛劳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带回的物品中有数量极多的文书——几乎是用近二十种语言写成的。那些用汉文、藏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古叙利亚文写的文书，我想人们或多或少还能读懂它们，而那些用其他语言写的文书——这些语言对大多数人来讲就像天书——只有极少数学者才能研究它们。例如，我们中有谁听说过索格代亚纳语、中亚婆罗门语、摩尼语、回纥语、唐古特语、古代库车语（？库车语现在通行的名称是吐火罗语。）。用于写这些文字的材料与这些文字一样繁多，例如桦树皮，皮革，丝绸，木板和纸。
提到纸，读者们会有兴趣知道奥利尔·斯坦因爵士是首先发现已知的这种材料样本的人。他有一件汉文文书，上面标明的时间与基督在世的时间相同。
从时间上看，这些文书产生的年代是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八世纪。文书记载的事情主题多种多样：有账目、地契、官方命令、商业书函、墓志铭、佛教经典等等。但是，对我们来说，最能引起想象的是所发现的一件写有《旧约全书》片段的古叙利亚文书。很明显，这是一件中世纪的文件，说明那个时候现在的中国新疆地区生活着一批人数不少的信仰聂斯托里教（聂斯托里教又译景教，即早期的基督教，公元5~7世纪曾传入古西域地区。）的人。
形式各异的绘画艺术品也发现的相当多。在这一类发现物中，有从佛教洞窟和寺院中得到的佛教僧侣和魔神的画像、泥浮雕像、壁画等，它们反映了佛陀的生活场景，还有刺绣品和挂毡。所有这些，做工技艺高明、精湛，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影响，如中国中原、印度、波斯和古希腊的影响。确实，仅从这些过去的文物来看，人们会猜想在中国新疆过去曾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也会认为这个地区曾是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汇地。而这一切都出现在古代不列颠人用菘蓝中得到的染料绘画、在原始的橡树林中表演各种各样令人可怖的用人献祭的仪式的时代。
如果有读者以为我对中国新疆过去文化的重要性看得太重的话，那么就请他或她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吧！到斯坦因考古藏品部看一看以后再得出自己的判断。
中国新疆，顾名思义，是属于中国的地方，现在由中国人治理着。
汉族人与中亚人类的关系可追溯到中国汉朝时代（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在其后的许多世纪中，汉族人在这里的统治曾多次减弱乃至中断，这样的时期相当长。但是中华帝国的威望与影响巨大而深远，所以汉族人总是能成功地返回到这里。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并没有使用多少武力和军队，而是本地人自己似乎一直对汉族人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远超过对他们自己人的法制的公平和正义的信任程度。
现在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主要居民是逊尼派穆斯林。这些人很听话，容易治理，没有什么不好的缺点，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优点。汉族人讲起他们时，往往带点挖苦，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会说，本地人无论受到善待还是恶待，都一样，没有什么反应。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治理与这种并不是讨好奉承的看法并不互相矛盾。当时汉族人的治理方式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的目的在于维护表面上的统治，而在同时尽可能地征收各种税，使政府得以维持和运转。除此之外，我应当说，从整体上看，他们对本地人的治理相当严厉。同时，在制定法律方面，他们又留有余地，而不是去惹怒本地人。例如，制定法律时，他们很慎重，不知不觉地使制定的法律取悦于人民。
汉族人信奉孔子儒学，但他们一点也不干涉当地人的宗教和社会生活。县官们与被统治的人民之间的交往都通过本地人中的伯克和头人们进行，这些伯克和头人们则心安理得地或多或少地剥削着自己民族的平民百姓，只要这些剥削行为不过分，汉族统治者就不干预。在治理人民方面他们似乎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愿意遵守这样一条原则，即如果你想要使一个国家保持平静，你必须使那些在人民中有影响的人站在你这一边，这样做要比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满足更有利，也就是说，让牧羊人高兴，不要在乎羊群，因为羊群是不会说话的。
这个地区使用的语言是察哈台突厥语，它与君士坦丁堡使用的土耳其语属同一语系，而且可能是比较纯的突厥语，因为它与其他语言，如波斯语、阿拉伯语混杂得并不厉害。突厥语无疑极其复杂，仅时态就可能有两万九千个之多。
从政治上讲，中国新疆是令我们大不列颠人感兴趣的。首先，它与我们的克什米尔的领土接壤（？当时克什米尔属英属印度殖民政府。），尽管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存在而交通状况极其艰难，在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却有一大批英属印度商人，他们驱赶着由马匹组成的驮队，从印度运来香料和曼彻斯特细棉布，又从这里向印度运去新疆的货物，如金子、玉石、和阗地毯、柯尔克孜毛毡，还有一种从大麻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这种麻醉药在印度被称为布罕或切拉，在新疆被称为纳斯，而在欧洲则被我们称为哈希希。
但是，除了上述这些情况，中国新疆，或更准确地说，它的西南部分，就像阿富汗一样，处在中亚把印度和俄国隔开的地区；由于俄国人一直向南扩展其边疆，维持这些起隔离作用的地区或起缓冲作用的国家的现状，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虽然还没有理由怀疑俄国政府对印度有什么图谋，但俄国军官中确实有一批战争狂人，只要能给他们带来荣耀，这些人会乐于抓住任何时机侵略印度，俄国熊尾巴不长，但这条尾巴却常常摇来摆去，惹事生非。因此，安排人盯着点是非常必要的。
1890年，我丈夫与扬哈斯本上尉（现在是弗朗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第一次来到喀什噶尔，那时候扬哈斯本就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旅行家了。虽然离现在已有多年，但是我丈夫回忆他和扬哈斯本上尉在帕米尔高原的旅行时，却从来都是津津乐道的。他兴致勃勃地谈到他们度过的每一个夜晚。他总是带上经纬仪，把它当作报时钟，扬哈斯本则忙着进行天文观测，测定海拔高度，然后他们钻进烟气腾腾的柯尔克孜人的毡房，又在那里下起跳棋。
第二年扬哈斯本上尉返回了印度，他要求我丈夫留了下来，并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照管我们在那里的（英籍）商人的利益，二是监视俄国人在克什米尔边境方向的活动。
无须多言，对俄国驻喀什领事馆来说，我丈夫是不受欢迎的人，多年来——从1890—1907年，他一直受到俄国领事馆的种种阻拦和刁难。那时候，中国人受制于俄国人，因此，虽然我丈夫一直与中国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在喀什噶尔的有一段时期里，他的地位由于俄国人的作用却极不稳定，俄国人一直在逼迫中国方面把我丈夫赶出这个国家。如果不是因为我丈夫的父亲是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秘书，而且他本人也一直得到喀什噶尔道台和中国驻伦敦公使的关照的话，他很有可能会被迫离开这个国家。
1907年是我丈夫在喀什噶尔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那一年，阿瑟·尼克尔逊爵士，随后是卡尔诺克勋爵——那时候他是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与俄国政府就有关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条约使英国和俄国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而且在一段时期里，无论英国在亚洲做什么，俄国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横加干涉了。虽然尼克尔逊爵士在签订那项协定时，可能根本没考虑喀什噶尔的问题，但在这个地方的英国代表却从中得到了好处。突然间，俄国驻喀什领事馆停止了对我丈夫的敌视。到了1908年，英国政府又设法使中国政府同意，把我丈夫的地位提升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两年后，又提升为总领事。在此之前，由于俄国人的反对，虽然英国一直想这样做，但却没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