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上车,朋友说你们恐怕走不了
在34团,进退两难的王祖炯跟爱人一商量,干脆咱们也去开吧!然后他就跑去隔壁保卫科的办公室开户口了。没想到这边刚开完,有个在机关的上海人,匆匆忙忙跑来,他在师部有朋友来电话,说这是骗局,单方开的户粮关系,到上海不接收,千万别动。
一些机关和连队的干部正在保卫科呢,一听到他这么说,马上都撤出去了。王祖炯也赶紧把户粮关系退给人家,不要了。这情急之下的一念之差,有时候就会改变人的一生。从此他留了下来,直至在兵团日报副总编的任上退休。事实上,第二天清早,解放军一个连进驻了他们34团。
那天,领到户口的人们归心似箭。但是,他们距离如愿以偿还有很长的路。接下来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还要充满跌宕起伏。
不少抢先拿到户口的,成群结队,拖家带口,想方设法赶往汽车站、火车站。家里的东西已经悉数变卖,身上带着仅有的财物,大人孩子一起向车上挤去。
余加安一家算是动作最快的,他们从铁干里克附近的34团出来,第一天先到库尔勒,第二天到托克逊,第三天上午赶到乌鲁木齐,当天下午他把东西慢托托掉。再过一天,就不让慢托了,他又把剩下的东西多花点钱用快托托运掉。他上午刚办完,下午又不让快托了。没地方睡,就睡在火车站,里外都是人,大部分是上海人,打着地铺,一家一家的。
12月26号这天一早,余加安一家在车站里等着上车,一个朋友急急忙忙地经过,看到他,马上凑过来低声跟他说:“余加安,你们恐怕走不了了。”他问:“为什么?”那人说:“可靠消息,你可别告诉别人—马上要军管了!”没想到平时蛮谨慎的余加安说:“不管它,走!”他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军管归军管,我们还是要走的。
结果呢,他们一家坐了上午发出的列车。而有的人自作聪明,说去上海的车太明显,万一被拦下来怎么办?不如先买票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过去,你总拦不到吧。可事实上呢,到下午就开始拦了,不管去哪儿的车,都走不成。
在农一师那边,14团的那批人走的时候,何立云开上卡车去送他们。送到阿克苏的汽车客运站,哎哟,整个车站这是怎么了?一看,全被部队和公安围住了,谁也不准动,谁动,那就可能是一枪。何立云他们吓得动也不敢动,连解手都不敢下车去解。
差不多可以肯定,在阿克苏这里发生的事态,随时都会往中央汇报的。返城请愿的另一个积极人物杨清良,在阿克苏事件之前回到上海做手术。当他收到同伴从新疆发来的电报时,意识到局势可不那么简单了。那封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户口已发,人已解散,会谈开始。”
杨清良连发三个加急电报,给在阿克苏的欧阳琏,他说的是:“户口已发,人已解散,哪还有会谈必要?速归速归速归。”杨清良认为,在新疆那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大家回上海以后要办的事,也就是跟上海方面沟通接收的事。
但是此时,欧阳琏等被推举出来的代表,正期待着与有关领导就返城后的安置进行下一步的商谈和敲定。1980年的12月26日凌晨,他们等来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时至今日,满头银发的欧阳琏描述起来那一幕,已经很有点像电影情节:“这个时候,我仔细一听,房子上面有人踩着雪,嚓嚓的声音,后面窗子也有声音,前面院子也有声音,都听到了。我到门口,还没推门,哗啦,枪管扎进来,从玻璃上扎烂了。我把门一推开,要倒水的盆就摔在门口,肩上吃了一枪托。是解放军。‘进去!’把我推进去。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站到面前:‘欧阳琏,你被逮捕了。我们以中央的命令逮捕你!’”
当时在阿克苏农垦局任副局长的赵国胜说:“问题闹大了,来个戒严。这一戒严,把阿克苏闹回城风的头头都抓了。”
他们几个被逮捕了,后来判了刑,布告在上海都贴出来。余加安他们回去以后,就在街上看到了布告。
没走成的人,户口都收回去。但这张户口是真的,并不是假的,因为它确实是有关部门开的,公章都是真的。王祖炯说,开的户口和粮油关系,那都是国家正式的户粮关系,谁也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只有国家机关才有。拿上这个不就可以回家吗?但是不行了,不让走,这个东西要退回去作废,没走成的就不能走了。
应该说,这些上海人的回城问题确实比较特殊,特殊在哪里?就在于上海支边青年有将近十万,而其他地方来支边的人都很少,比如宁波一千人,温州五百人,当地很容易就接收回去了。而上海的人数太多,当初是在几年间陆续离开上海的,到这个时候全都要马上回去,并且都已经添丁进口了;又赶上拨乱反正,各个时期出去的人都要回来,上海市一下子怎么接收得了?
事态急转直下,整个阿克苏地区宣布军管。一些人已经侥幸走掉,一些人被截了下来。大批刚刚卖掉家具,准备举家返城的人,又回到了团场四壁空空的家。
从当年的文件记载看,单方面给上海支边青年发放户口的举措,很快被中央制止。相关规定中有这样的表述:已婚的“双上青”一方过去办理了退职、病休手续,另一方符合其他条件,要求双方调、迁回沪的,当前要积极做好他们的稳定工作,待与上海商谈后进行处理。
欧阳琏他们几个被逮捕关起来以后,中央有个91号文件,核心内容是,少数符合条件的人可以回上海,绝大多数不合条件的要继续稳定在新疆。上面还说,欧阳琏是个坏头头,你们有坏头头了,已经签发的户口必须作废。
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本来还有着另外的可能。当年杨清良先期回到上海之后多方走动,打听到重要信息,有关方面对安置将要从新疆回来的人,已经有所考虑和准备了。实际上,上海正处在大发展的阶段,需要人力。已经在讨论所谓的“三个山”:上海的金山,需要大量招工;上海的宝山,当时已吸收五千名四川民工,而需要的人数远不止如此;如果再不行,上海有个后方基地在外省市,梅山。所以金山、宝山、梅山,回城的上海青年可以往这“三个山”安置,上海已经在讨论。结果新疆那边一军管,一下子全停了。
南疆实施戒严,所有的交通要道不准通行,不让上海人出去,派部队把守大河沿火车站,不让上火车。拦回来的人怎么办?其中还包括教师、医生、技术员、机关干部、连队干部。只要是这几种身份的,截回来全部集中到远离农场的一个水库,大西海子水库,到那儿去劳动,反省一段时间。
那段日子,团场、连队的高音大喇叭都在广播,宣布户口作废。山口给卡住,所有的人跑不出去。但周敦福他们那个连队的地方可以翻山,他和两个人躲在卡车底下出了警戒线。然后司机叫他们步行,车子开过去,他们翻过山,车在那边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