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这秋天的日子，山上的枫叶红了。这枫叶是由黄变红还是由红变黄我不清楚，但我喜欢这山洼里的枫树红得像大火一样蔚为壮观。荸荠地被钉钯已翻过一遍，能捡到一两个没被捡走的新鲜荸荠。在田埂上拔一把还沾着露水的青草，将荸荠上的黑泥擦干净才塞到嘴里，是小时候常做的一件事。
那时候我每个寒暑假都从城里来外婆家。
那时候我比我女儿还年纪小。
婆的坟坐北向南，俯瞰整个山洼。她活了九十九岁，可惜她生前的最后几年，脑子竟越发糊涂，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得烧饭了，否则大家都要饿肚子。妻给灶头后面的小窗遮了块布，不愿外人知道我们家谁烧火。稻草很干，可不经烧。灶膛里积了厚厚一层草木灰，要拿木耙扒灰了。大锅在煮饭，待饭锅开了，把咸肉放进去蒸。
妻和婆一道走进厨房。这时我把待蒸的咸肉倒入大碗，并扣上一只碟子，免得水汽滴进去。婆突然伸手将灶台上的肉汤倒掉了，油花花的汤汁渗到泥地里滋滋作响。我发火了，转身问婆：“你为啥拿我的肉汤浇山芋苗？”
婆惊愕了：“我当是泔脚呢。”脑子又乱了。“那是我倒掉的吗？”
妻说我了：“又怎么啦？倒就倒掉了，发什么火？”
唉我错了。我为什么发火呢？我不是告诫自己么，不管婆做错什么事都不能怪她。婆今年九十四岁了，我无论如何也活不到她这个岁数。再说她本想帮我们干点活，让我们轻松些。她不干活心里难受，烧饭烧了几十年，不习惯吃现成饭。
我对妻说：“明天是礼拜天，我们上山拾些松枝松果来，家里的稻草快烧完了。”
妻问我：“你小舅姆不是答应给我们棉花秸吗？她说她把地里拔下来的湿秸杆晒在场上了，晒干了就送来。”
我说我们不能等她送棉花秸来。如果明天下雨，后天也下雨，棉花秸晒不干我们烧什么？我说上山采些兰花回来，冰箱上的花瓶不该老是空不插花。
妻点头同意，她也忘了现在这个季节山上没兰花。
后来就说起了另一件事。
“那个人说不要弄多少菜。”
“他还没走？”我大吃一惊。
“他说他吃了饭走。”
“那我还得再做两个菜，家里有藕吗？”
妻说有。原以为这顿饭已经烧好了，可现在还得择菜洗菜从头来。
婆的坟是合葬墓。如今与她同眠的是早她五十年就过世的我的外公。我可从没见过我的外公，因为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呢，我母亲才十六岁。
坟边有一丛枸杞。那串枸杞子红得吓人。以前我吃过新鲜枸杞，樊树伟吓坏了，说我活不到那年年底。那是十八年前的事情。
樊树伟把坟头的枸杞全砍倒了，那些鲜红的浆果纷纷坠入深草中。这时候，一个大个儿带着谦和的面孔，从坟背后站起身来，指着倒下的枸杞枝对我们说：“这是我爷爷的头发。”
樊树伟害怕了，忙问那人：“你爷爷会不会发火？”
大个儿说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樊树伟急了。
“把这些头发捆起来，送到山下去。”
“然后呢？”
“送娘娘庙烧。”
“这样他就满意了？”
“应该这样做。”
“给你绳子，我跟你一起捆你爷爷的头发。”
现在樊树伟又卖力地拾掇起被他砍倒的那些枸杞枝。我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砍它。以前有一回，他趁一个带着狗出门的农民转身之际，一铁锨把狗拍死了。相比之下，他现在砍枸杞不算荒唐。这家伙向来疑神疑鬼，他说他拍死那只狗，是因为那只狗的爪子是白爪子，见了不吉利。狗主人大吃一惊，以为他的狗咬了城里人。现在大个儿把枸杞枝扛在肩上，朝我们点点头，转身走了。
荒草湮没了小路，不过从草尖尖上能看出路的走向。如今我再也不敢对着太阳朝山下跳着跑下去，再敢那样的话，没准哪天就会跑出土崖，掉进水库里。
樊树伟开始想心事了。他问我：“那家伙会把那东西烧掉吗？”
显然他对那个陌生人不放心。在他看来，应该烧掉的东西没烧掉，就贻害无穷。于是他又害怕了，怕得脸色发白。他是那种敢在街头朝人家掷砖头的北方小伙儿，但想到死人会借助神力，像捏死一只臭虫那样不费力气地整死他，就不免心寒胆颤。
“我们要追上那个人。”他对我说。
“可我下山没上山走得快。”
“我去追他，你一个人在后面慢慢走。”
说完这话，樊树伟把肩上的三脚架卸给我，快步朝山下跑去。我羡慕他那种不怕摔倒的跑法，同时心里也有点沮丧。本来就身材不高的我，现在被仪器箱和仪器脚架压得更矮了。一只野兔从草丛中溜出来，踩过我的脚背朝山上跑。这时我暗自默祷，祈求能保佑我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别让我碰见蛇。
我不信上帝，也不信佛祖。尽管我对上帝或佛祖有一大堆从书本里捡来的杂乱概念，可我不信它们。当然也不信土地，也不信娘娘。我知道我不信什么，不知道我信什么。我承认我缺乏深究事物的进取精神，否则也像潘和平那样到荷兰读博士去了。我不聪明，但也不笨，只是有点儿懒。我不习惯把读过的书回头再读一遍，所以虽然也读了书，但没读出名堂来。不过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是非去荷兰不可。
樊树伟在山脚下等我，他把那捆枸杞枝给烧着了，湿烟从小溪旁缓缓升起，飘向松林那边的浓雾中，我闻到一股新鲜的草腥味。
“那人走了？”我问他。
“走掉了。”他说，“我叫他把他爷爷的头发留给我，由我带到娘娘庙去烧。这头发挺沉，我背不动──不知道他背什么背得动──就问他能不能就地烧，把烧剩下的草木灰带到娘娘庙去，他说可以，蛮通情达理。”
我一面听，一面从冒着闷烟的柴堆中拾起一粒浆果塞到嘴里，樊树伟吓坏了，他说你要倒霉了，活不到今年年底。我又捡了一粒吃掉，这浆果又酸又涩，不过嚼嚼也嚼得出甜味来。我放下压在肩膀上的仪器脚架，解开背仪器箱的背带，一屁股坐到湿草上。我一面看着那些在溪水中游来游去的小鱼，一面等樊树伟把枸杞枝烧完。
两个钟头后，我们又上路了。樊树伟用红白两色的测量旗把枸杞灰包起来。因为他两手捧着那个布包神色庄严，我本想要他还扛仪器脚架的打算，又落了空。
一座满身枯苔的石桥跨过溪水，把红泥路从树林中带出去，桥那边是刚收割完的几块稻田。那些整齐排列的稻茬中央，有一只掼稻用的方木盆，看上去像一口忘了入土的棺材。我们跨过石桥，绕过山嘴，才走出雾气浓重的山洼。
灰蒙蒙的平原正漫溢般地铺向遥远的地平线。在一堆一堆的黑树丛中，能看见几点醒目的白墙。离我们两三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石山被采石头的农民劈掉半个身子。它那深黄色的岩壁，正满面愁容地看着我们一言不发。
樊树伟抱着枸杞灰不说话，生怕这东西不翼而飞。我问他娘娘庙在哪儿，他说他不知道。我又问，不知道地方怎么送过去。他回答说，走走就知道了。我觉得这话有道理，就不再问下去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离我们最近的那个村子，似乎也在往前走。它走得比我们快，怕我们追上它把它吃了似的如狼奔兔脱。脚架和仪器压得我肩膀生疼，于是我埋怨起德国人不该把经纬仪做得这么沉。这时候，樊树伟正望着前面的杂木林找娘娘庙，不听我骂德国人。
我从坟边拔起一束枸杞，放在婆的坟头。婆在世的时候，老说我不给她拷豆腐花吃。第一次由婆搀着去虹桥头菜场买菜，我是五岁还是六岁，如今记不清了。那时候，婆每天花五分钱买一碗豆腐花给我吃，吃得我越发嘴馋了。
搀着婆去上马墩菜场吃豆腐花时，婆突然脑子清醒了一下，坐到凳上了又站起来，嘴里也咕哝起来：“叫你破费，花掉了你的钱，你怎么讨老婆啊？”那时候，物价已开始上涨，豆腐花都五角钱一碗了。
我一个人往山上走，山那边有水库。
外婆家山清水秀，即便是冬天也绿树遍野，不像西伯利亚那样荒凉。
我眼睛不看守门的卫兵，径直朝大院里走去。一座楼房的拐角处，有一间摆满了威士忌和格瓦斯的卖品部。我绕过那座楼房，一直往里走。当我走上一座长着稀疏荒草的小丘时，看见小丘那边除云层很低的天空外，只有一条土路向天边无限伸展。我发觉这条土路上没有三套车，也没有行人，只是笔直地将荒漠一分为二。我暗自想道，这条路大概是通往西伯利亚的。我想我还年轻，还啥事都不懂，不能一个人去西伯利亚，于是转身依原路走回来。
这儿是一面带弯道的斜坡。坡底下有两座半新不旧的宿舍楼。我看见一户人家的阳台上长满了金钱树，那厚实的小圆叶郁郁葱葱，封住了阳台上的窗户和边门。我从这两座宿舍楼中间穿过去，再绕过池塘，又回到有卖品部的楼房跟前。这座楼房的底层围着一圈拱廊，我站在神色庄严的门拱下，摸了摸那冰凉的大理石圆柱，然后低头走进楼内。
它是一座典型的东正教建筑物。楼体中央有个貌似天穹的圆顶，像一口大锅倒扣在我的头上。这时我发觉有七条幽暗的走廊向四周辐射出去，我不安地沿其中一条往外走，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门。远远看见顶头有一块耀眼的白光，走到底才发觉那白光是从窗户上透进来的。见这边没有出去的门，我打算再回到圆顶那儿，从另一条走廊摸出去。
无意中敲了敲左侧一扇带锁孔的小门，接着看见这门上挂有厕所字样的指示牌，于是拧了拧门把手，进去小个便。这厕所的房顶特别高，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难闻的尿臊味。我从厕所里出来，又敲了敲另一扇门，然后又拧门把手，这回没拧开。当我一扇门一扇门地敲到离圆顶最近的那扇门时，门被打开了。我木呆呆地站在门口，给我开门的那位老人客气地请我进屋。
我走了进去，房间里亮着一盏吊灯，暗绿的落地窗帘遮住了窗外的光线。这时候，安德烈正坐在那个硬木写字台的左侧，写字台上堆满了书。我认识安德烈，当然也认识刚才给我开门的那位老人，他是原苏维埃主席斯大林。
“你好，”老人问我，“加拉加斯的米兰达是怎么死的？”
“他死在西班牙人的监狱里。”我答道。
“你以为他害怕了？”
“不。”我否认道，“在某种情况下，妥协是进取的有效手段。”我顿了顿又说，“遗憾的是，米兰达要再次行动时，死在监狱里。”
老人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手里握着黑烟斗，眼睛看着落地窗帘面带微笑。我发觉安德烈正用忧郁的目光看我，似乎想打断斯大林和我的交谈。其实我完全明白应该怎样跟这位闲居已久的老人说话，尽量不谈及政治与权力。我议论米兰达，只把他看作南美洲一位杰出人物而已，不是安德烈所担心的那个会引起斯大林激动的革命家或先驱者。就致力于某个目标而终生奋斗的个体生命来说，米兰达是不朽的。当然，斯大林也将如此。我明白老人的痛苦与寂寞，是他这样的人难以忍受的。他生来就需要行动，需要发布命令，可是现在，他要用他所独有的那种坚强意志来保持沉默并和蔼待人，还要安于过一般人早就过惯的这种平静生活。
当老人正要问我另一个问题时，保理斯推门进来。安德烈见到他就皱眉头，好像对保理斯不敲门就撞进来很反感。可安德烈一句话也没说，他不习惯当面指责别人，也不会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在克里姆林宫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是一位称职的高级顾问。他那聪明和善的性格，如今举世皆知。
保理斯径直走到斯大林跟前才开口。这位年轻军官对老人说：“斯大林同志，你必须马上到莫斯科艺术博物馆去一趟，达利先生请你看他的画。”
“是西班牙来的那个达利吗？”老人问。
“是的，斯大林同志。”
“可能我看不懂他的画。”
“达利先生很尊敬你。”
“好吧，我这就走。”
老人从安德烈手上接过拐杖和礼帽，并抱歉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记得你认识安娜。”他突然想起以前我家的一个女邻居来。
“是的。”我说，“我从小就认识她。”
老人拉开写字台最上面的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本相册递给我。“这是安娜的。”老人说，“请你替我把它还给安娜，并告诉她今晚我去看她。”又转过脸对安德烈说，“安娜年轻时很漂亮，难道你不这么认为？”
“我能看这本相册吗？”我忍不住问。
“这要问安娜同不同意。”老人笑着说。
保理斯不耐烦了，拉下脸看地毯，于是我只好闭住嘴巴不说了。老人戴上礼帽，转身往门口走去，依然像老军人那样大踏步走路。这时候，安德烈又坐到那张高背椅上了。
“你在学校里学的是什么专业？”这是他沉思良久后，对我所说的第一句话。
“航空摄影测量。”我答道。
“经常在飞机上作业？”
“不，只在地面站处理像片资料，我们利用航空像片画地形图。”
“画等高线？”
“对。”
安德烈又沉思起来，我真想对他说你做得对。我想说，是你的智慧和勇气，使我们避免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只因没碰到那种危机，反而怀疑我们做错了。
是安德烈敦促老人辞职的。出于个人的直觉，他恳请老人辞去苏维埃主席职务。因此，每当看到老人为压抑个性而忍受痛苦时，或者看到有些人对老人颐指气使或指手划脚时，便忐忑不安且深感内疚。大概他经常这么想，我有什么权利要斯大林同志放弃他的政治生涯呢。他认为他伤害了我们的领袖，至今无法原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