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宝对上海的热爱近乎疯狂。要他再回到他的出生地，长江北岸的那个名叫戴家窑的偏僻小镇，他肯定不愿意。十八年来，杨树宝没离开过上海半步。有一次人家替他买好了游南京的火车票，而且当天可以回来，都走到月台上了，结果没上车。在上海，他不仅学会了上海话，而且像上海人一样，也时不时衣着得体地出入锦江宾馆或希尔顿酒店。可不幸的是，近来杨树宝碰到一桩麻烦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外地人在上海过日子总不免碰到麻烦事，杨树宝也不例外。
啥麻烦事？
没钱给房东交房租了。
房东催房租的电话一个个打过来，再打几个，手机上的充值卡要打光了。到底是先买充值卡还是先上饭馆吃饭，杨树宝定不下来。在上海不吃饭当然不行，在上海没手机打电话或接不到电话也不行啊；若手机不能用了，就像盲人少了走路的拐子上不了街，啥事都干不成。沿弄堂往熙熙攘攘的淮海路走去，饿了两顿的杨树宝努力不看弄堂口的小吃店。捏捏鼻子，不让小店里的鱼味肉味往鼻孔里钻。
手机又响了。上海人总是这样，你发财的时候给你锦上添花，你倒霉的时候给你雪上加霜。不就是三五千块钱吗，犯得着一天打十七八个电话累不累？掏手机正要掐断信号，一瞧是一个陌生号码。
“啥人？”拿上海话问。
“哥我是树春。”是江北口音。
天无绝人之路。堂弟杨树春从家乡来上海，请他过去吃饭。摸摸身上的钱还够打的，便朝马路竖大拇指，另一只手插在裤兜里。
曹安街，叫司机走高架桥。
吃饭时堂弟给他捎来一封家信，那是父亲拿毛笔写的。早年曾读过几天私塾的白发父亲写起信来总是半文半白，也总是先写“吾儿台鉴”这四个字；不看也晓得。把家信塞到屁股兜里，继续喝酒吃菜。去年杨树宝叫他老爹老娘来上海住希尔顿住了一星期，一时传为美谈，家乡人没一个不知道。
一块在饭馆里吃饭的都认识，都是同乡人。杨树宝跟他们说家乡话，大家有说有笑，尽情尽性。大吵大嚷时，旁边一张桌子上的上海人频频朝他们翻白眼。闹到人走光了还在闹。后来杨树宝上洗手间撒尿，堂弟跟了过来。
“喝多没哥？”
“没事。”
“哥有个人想见见你。”堂弟一面解裤子扣子一面说。
“谁啊？”
“狗儿。”
“是跟你打过架的那个狗儿？”
“没错是他。上回差点拿刀子捅瞎他的眼睛。”
“不是说进去了吗？”
“已经出来了。”堂弟说，“狗儿在号子里待了两年半，上个月刚出来。”
“他找我干啥？”
“狗儿知道哥在上海是做啥事的，叫我来问哥，跟他玩一回行不行？”
堂弟拿手指在盥洗盆上方的玻璃镜子上写了个阿拉伯数“10”，说那个绰号叫狗儿的家伙，起码带十万块钱来，可杨树宝摇摇头，信不过那小子。镜子里的杨树宝已经有白头发了，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深。喝了酒脸色发白，要晕倒似的；其实再喝这么多也没事。
堂弟拍胸脯朝他保证，说狗儿有那么多钱。于是吃完饭随堂弟去附近一家弄堂旅馆，跟狗儿见一面。那家伙也是满嘴酒臭味，一个人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喝二锅头。他叫杨树宝叫大哥。接着一起喝酒。一起闲聊。狗儿讲号子里的事绘声绘色。狗儿的屁股坐在枕头上面。枕头底下压着一把藏刀，露出的刀柄是象牙颜色。聊到十二点才说起正事来。到谁那儿去，拿谁的麻将牌，扔硬币看哪一面……若不是临走前狗儿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装钱的蛇皮袋子，解开袋口往床上倒，杨树宝只当来这儿闲坐了一会儿不会动心。
时间定在明儿晚上。
地点由杨树宝来定，麻将拿狗儿的。
次日跟狗儿一起来的另两个戴家窑人，也一人拎一只蛇皮袋子。袋子里的钱都拿到牌桌上，给玩牌的一一过目。杨树宝的钱是装在手提箱里的。狗儿说大哥的不用看，咱信得过大哥，不然咱不会大老远跑来找大哥。可杨树宝还是打开箱盖，叫他们瞧了瞧箱子里的是真钱还是假钱。
“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咱按规矩来。”杨树宝说。
“大哥……”狗儿突然皱起眉头，脸黑下来露出凶狠气恼的表情。另两个也突然变得阴沉怕人。屋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桌上装钱的蛇皮袋子和手提箱，好像是一个个炸药包，一点就炸。
“怎么啦狗儿？”杨树宝的堂弟不明就里。
“大哥的钱不够数。”
熟悉杨树宝的都知道杨树宝言而有信。大小赌场有杨树宝在，玩牌的就定心一半。上海人的坏毛病杨树宝一样没学，而上海人的，尤其是杨树宝所熟识的那几个老上海人的绅士品格，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杨树宝。信守诺言是杨树宝的一块牌子，一向口碑很好。在赌场上，像他这样的凤毛麟角，难得碰到一个。
“以为大哥像人家说的那样总说一不二，其实不是。”狗儿起身拿半截麻绳扎袋口，顺手收起刚才放在座椅上的那把象牙藏刀。
“这儿是五万块钱，”杨树宝说，“另五万待会有人给我送过来。”
“啥时候送来？”狗儿满脸疑惑，眼角的白伤疤在灯光下发亮。
“十二点以后。我打电话过去，就有人送过来。”
“应该白天就跟我这么讲。”
“狗儿你看事情是这样的。”现在只有杨树宝还坐在椅子上，身子离手提箱很远，好像那箱子里的钱不是他的。“你们三位是有备而来可我不是。昨天晚上十二点你们才约我，可我屋里不会搁这么多现钱候你们对不对？这五万块钱是朋友借给我的，要不是人家信得过我，只好跟你们说抱歉了。”
“那么另五万块钱呢？”狗儿问。
“借的是另一个朋友的。”
“这不公平。”狗儿说。
另两个人只看着自己的蛇皮袋子一声不吭，好像非常失望。他俩都没狗儿块头大，样子也没狗儿凶，所以听狗儿的不插嘴。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狗儿？”杨树宝问。“咱都是戴家窑人，都知根知底，有话能够好好说。现在我只带了这么多钱，咱就来这么多，谁先赢到这个数或谁先输到这个数就散场，你看行不行？”
“要是没人赢到这个数也没人输到这个数呢？”
“天一亮就结束。这是上海人的规矩。明天早上的天亮时间是五点四十七分。”
狗儿问另两个人这样行不行？
“这是啥地方？”那个叫石头的问，显然他觉得这间挂黑布窗帘的屋子不安全。
“是我朋友的房子。”杨树宝说，“这房子里有两个楼梯。右边的通前门通前面马路，就是我们上来的那个；左边的通后门，出了后门是一条弄堂，一面通泾阳路，一面通渭阳路；楼上通楼顶，可以跑到隔壁人家的楼顶上，顺下水管下去。”
“这楼里没别的人了？”石头又问。
“对，就我们五个。”杨树宝交待道，“楼里的门都没上锁，哪一扇都打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