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4制度的变迁临界突破后的制度效应
农业生产家庭制的产生和确立是一个明显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例，但也不能说是一个纯粹的诱致性变迁，因为在中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着巨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诱致性变迁虽然起因于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的“新的获利因素”和农民的完全自愿，但却必须有一个前提：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的允许。没有这个前提即使变迁有着极为有利的诱因也难以实际发生，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诱致性变迁。家庭经营制的实现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绩效，这一点已为中外理论界所公认。首先，1978-1984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8%，其中种植业年均递增6.61%，这在建国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1952-1978年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25%，其中种植业每年递增2.59%）。1978-1984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70亿公斤，棉花1300万担，人均占有粮食从319公斤增加到395公斤，人均占有棉花从2.3公斤增加到5.9公斤。其次，商品率的提高，1978-1984年，社会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增长了1.58倍，平均每年递增17.1%，从商品实物量来看，社会收购的农产品年平均增长量，粮食为1108.7万吨，棉花为53.9万吨，生猪为717万头，鲜蛋为15.6万吨，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5%、16.4%、6.6%和17.8%，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再次，农民收入大大增加。1978年全国农村生产队和社员出售产品收入达到580亿元，到1984年则增长到1501亿元，共增加了921亿元，年平均增长17.2%（1953-1978年平均增长为5.5%），农民的净收入也由381亿元增长到1461.3亿元，年均递增达到25.1%[61]。另据林毅夫测算，1978年至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在各种解释变量中，制度变量的贡献约占46.89%。[62]此外，麦克米伦等利用丹尼森增长模型（Dennison-solow），分析了1978-1984年间全国加总的时间序列，测算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使此间农业总要素生产率增长78%，使农业产出增长67%；文贯中使用供给函数方法估算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农业生产率增长31%，使农业总产出增长51%。[63]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家庭责任制对农业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5%；[64]而农民收入的增加则在更高的比例上归因于家庭责任制的实行。[65]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绩效来源于其制度创新，即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表现在：首先，家庭制重塑了农业的微观组织结构，确立了家庭在农业生产组织中的基础地位，从而避开了集体制度中的监督与计量问题，并确立了农户家庭对剩余索取权的占有地位，从而产生了激励，提高了效率，从根本上解决了集体生产中的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其次，家庭承包制使农户拥有了基本独立的产权，拥有了完全的使用权和基本完整的占有权，在保证国家合同定购和完成集体提留的前提下，农户可以自己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而在人民公社下农户没有独立的占有权、使用权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经营决策权，而仅仅是生产队的“雇员”，现在则成为一个独立的经营主体，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身份自由，农户拥有了基本完全的收益权和剩余索取权，在“交给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制度下，使得剩余的农产品全部归农户自己所有，打破了工分制下的大锅饭分配方式，劳动与报酬最直接地挂钩，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从而产生了劳动生产的激励。这一变迁更深刻的意义在于由于农户拥有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从而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农户可以自行决定对这些财产的投向，推动了农户私人财产的积累，使农户成为一个独立的财产主体，也就创造了激励与效率的微观基础。总之，家庭承包责任制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把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地产权模式，使生产者获得了其努力的边际报酬的全部份额，将农业劳动的监督成本降低到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中国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农民生活改善，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创造了以5%的土地养活占世界约1/5人口的奇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制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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