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一次激烈斗争，是一个有别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独立文化运动。它运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权、平等、自由学说、进化论等作为思想武器，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包括后来中国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精英人物，都是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才成长起来，惊醒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的自由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以言论自由来表达的思想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中国，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农村起步的改革开始了，人们不再把发家致富当作一种罪恶，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让国人眼界应接不暇，真是一句口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因此，一切思想言论都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会发现它是否为真理，同时也验证了思想自由的有效表达对实践的巨大作用。而实践是无止境的，以言论自由来表达的思想观点也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
思想及其传播的自由可以抵制和纠正各种谬论的危险性。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过：“一切谬论，只要大家可以反驳就不危险了。”一些思想观点如果是科学、是真理，终究会占有众多的聆听者，也迟早会得到广泛的传播。某些思想观点可能被说成是激进的甚至被统治者认为是扰乱社会政治秩序的危险观点，尤其极权主义的国家和政府之所以十分害怕某种思想学说的传播，是因为他们的统治缺少合法性，因为自己心虚，所以才对所谓“异端”学说及不同政见进行围剿打压，人为地设置障碍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这种极权主义国家，统治者一旦不施行善政，整个专制政权就将面临崩溃。除此之外，思想及其传播的自由还可以疏导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可以对执政者进行有效的鞭策和监督。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极大的改善，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背后，人们的思想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原因很多，包括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受自身地位和身份的约束等，人们常常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总是心口不一。
随着网络的发展，有很多学者会借着网络这个平台来宣泄自己对现世的不满，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若人的思想得到了自由的表达，即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那么社会必然进步。反之，人人都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么整个社会也将停滞不前。
人们往往赞美自由。裴多菲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亨利说：“不自由，毋宁死”。《世界人权宣言》则庄严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自由包括人外在的自由。它除了政治上的自由外，还包括人身自由、婚姻自由、迁徙自由、商业活动的自由，包括有必要的金钱去添置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包括有健康的身体以从事必要的体力劳动、避免疾病的痛苦；等等。外在的自由，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是人性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没有外在的自由，生命便会遭到压抑，便会感到痛苦，如同一棵树缺少空气和水分一样。它为人类提供有利条件，避开不利条件，为人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从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它也是公平正义所在，大地上每一个人都是上苍的爱子，人人都应获得自由，对任何一个人自由的侵犯，都是违反了公平正义。
但人生在世，不但需要外在的自由，而且需要内在的自由，即精神上的自由。我们不能忽视外在自由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不严肃地指出，精神上的自由，才是人类自由的落脚点，是更深刻的人生自由。丧失精神的自由，使人沦为生命的奴隶；拥有精神的自由，人们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某种意义上讲，意志上的奴隶更加可怜。因为他们失去的是灵魂；他们的生命不过是行尸走肉，再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可言。
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告别外表上的奴隶，较为容易；但告别意志上的奴隶，则远为困难。
外在的自由只有精神的自由照耀，才能产生出积极的意义。精神上的自由才是更深刻的人生自由。在精神的自由与外在的自由二者之间，精神的自由，即人类精神世界的充分发展，才是人类的最高价值；而外在的自由则不过是次要价值，虽然外在的自由也是不可缺少的。
自然和社会的层次结构所制造出来的复杂性，不仅使得人类认知世界要面对重重困难，同时也因人为因素和利益占有的纠结而缺乏自由。解决认知问题可以提高人类的时空扩展能力，解放人类自由；解决自由问题则是突破层次结构限制，充分释放人的创造性思维，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的进步性
近代工业社会以来，追求新闻自由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基本共识。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文指出，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提出过“出版自由”的口号。出版自由曾给新闻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民办报刊大量涌现；报刊大量报道政治新闻；报刊可以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等等。这是新闻史上划时代的进步。(孙旭培《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收入《新闻自由论集》，文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提起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有的同志一言以蔽之曰“虚伪”，似乎是不屑一顾。这种简单化的态度对于全面认识新闻自由无补。事实上，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的共同财富。即便是今天为我们所视为腐朽与反动的“封建主义”，也同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时移世易，社会总在前进，它们成了旧事物，不再适应变化了的世界，甚至成为社会继续进步的阻碍。但是，我们不能将它曾经的推动历史的功绩彻底湮灭。
恩格斯在谈到奴隶制时说过：“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他还说：“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让我们记取恩格斯的告诫，来研究一下“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样产生发展的，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才谈得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一般是指搜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是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实施和运用。从本质上讲，新闻自由也就是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作为社会问题出现，是人类社会产生广泛社会性的新闻事业之后，也就是十七世纪初叶出现近代报刊之后。在欧洲中世纪，是没有新闻自由一说的。15世纪，手抄小报首先出现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意大利。这些小报最初虽然是应航运和商业贸易的需要产生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其反封建、反天主教的色彩越来越明显，罗马教皇为了防止反对梵蒂冈的印刷品发行，曾命令各国大主教在报纸出版以前实行原稿检查，后来教皇又把检查权转给政治君主。在封建阶级和罗马教廷的残酷迫害下，报人被处绞刑，或者被断手割舌都曾有过。
但封建统治者的严酷管制和血腥镇压也遏制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以1615年德国创办的《法兰克福新闻》为标志的近代报纸产生以后，在西欧各国相继出现了经常出版的：以刊载政论和新闻为主要内容的印刷报纸。这些报纸和当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小册子，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作舆论准备。资产阶级在斗争实践中看到报刊的巨大舆论作用，愈加强烈地要求摆脱封建专制对舆论的束缚，同封建专制势力进行了反复的、艰苦的较量。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史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当时都提出过“出版自由”的口号。
从资产阶级近代报纸的出现，到出版自由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其间经过了170多年。列宁说过：“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
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在其确立过程中，给新闻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其一，大量涌现民办报刊。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官报或经官方特许出版的报纸。中国封建社会报纸历史很长，但基本上都是官报的历史，虽然有时有民间“小报”发行，但始终处于非法地位。与今天的公民社会相比，封建社会是一个特权社会。对特权的占有，同样体现在对新闻的占有上。
其二，报道政治新闻。封建社会里，政治是君主之事、朝廷之事。政治既不可让平民参与，也不让平民知悉。我国封建社会的邸报、朝报，虽然有政治新闻刊登，但它只不过供统治集团内部阅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在欧洲，封建统治阶级历来不准报纸刊登政治新闻。英国早期的新闻事业，以报道国外消息为主。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国王压迫出版事业的工具——出版法庭宣告取消，资产阶级鼓吹民主，主张政治公开，政治新闻，特别是国会消息的报道，才得以让政治新闻逐渐兴盛起来，但查理二世复辟后，国会又禁止报道国会消息。能够向公众报道，即便是肤浅的和不全面的，也是资产阶级新闻业战胜封建专制的一个胜利标志，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施的一种表现。
其三，报刊可以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封建社会里，皇权和神权高于一切，整个社会听命于神格化的人（皇帝）和人格化的神（上帝）。任何思想的传播都视为“异端邪说”、“妖言惑众”。对朝政稍有非议，便有杀身之祸。政府和政治从来是不能批评的。清宣统二年，天津《北方报》仅因广告内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字样，而遭封闭。在英国史上，有一个19岁的出版商出版了一本被认为是侮辱国王的书而被绞死。资产阶级则主张监督政府是报纸的职能，能否批评政府是“新闻自由的试金石”。
一切事物都会从新事物向旧事物转化，从先进向落后转化。物理世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周期律”，总是在同时起作用。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也逃不脱走向自身反面的宿命。尤其当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治权和支配权之后，它必然要保持自身的占有地位，从而本能地抵制新的自由思想。它在给新闻业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不断受到自身滋长的腐败没落因素的威胁。
西方新闻界有人宣扬“报界与政界是敌人”，从他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来看，这种说法尽管是夸大其辞，却也反映了某些现象。但它掩盖了更为重要的方面，即报界与政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利用。政界需要舆论支持，新闻界也需要新闻来源。政界通过频繁的记者招待会、吹风会，提供经过自己选择的材料和意见，以左右舆论。
批评自由，特别是对政府的批评，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常常是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这些批评总是以公正的公众批评的形式出现，实质上却大多代表着报团老板们的观点。
资产阶级对于新闻自由的运用，总是以不妨碍其政治统治为限，尤其在取得统治权力之后，既得利益就成为自由的禁锢。
新闻自由的口号传到了中国，是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门户之后。传教士来到中国国土上办报，国内各种思潮的报刊也相继涌现，在这些无法遏制的非官报面前，清政府颁布了康有为根据泰西报律（实际上主要是日本新闻法）制定的大清报律，使中国新闻业有了第一个专门的新闻法，后来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分别于1914年、1930年颁布过出版法。从形式上看，它们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资产阶级新闻法的规定，但结果证明，这些法律基本上是用来装潢门面的，都是纸面上的。
各霸一方的军阀、言而无信的政府，从来不愿意受法律的约束，因而真正起作用的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颁布的报刊审查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及连任何法律都不屑一顾的特务和警察。逮捕和枪杀报人，封闭和捣毁报馆，被视为家常便饭。著名报刊活动家章太炎、邹容、詹大悲、邵飘萍、林白水、萧楚女、史量才、邹韬奋、李求实、杜重远、杨潮、车耀先等，或锒铛入狱，或被迫逃亡，或惨遭杀害。
我国在本世纪上半叶中，完全为着和部分为着新闻出版自由而捐躯的，比欧美几个报业大国自中世纪以来为出版自由而死的总数还要多。其中不但有共产党人，就连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人也难逃杀戮。在事实上，中国没有确立过真正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只是在某些短时期内（如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各自倒台后的一两年里），新闻出版所受的压制相对减轻，也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