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撰写的《民立报发刊词》集中反映了他的言论观和新闻真实观。他主张言论独立，提出“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他认为，如果抛掉一定的社会条件，言论独立将成为一句空话。为了争取真正的言论独立，必须提倡国民的自立精神，培植国民的独立思想。黄远生则认为“决不以吾曹之主张为惟一之主张，决不以一主张之故，而排斥其他主张”。《申报》也曾撰文提倡新闻自由，指出言论自由的存无是中西报业盛衰悬殊的原因，西人“不患人之多言而特患人之不言，是以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行之，其所恶者则改之，故每遇可行可止之事，得以抒所见闻，直陈议论”。
王金凤《媒介与公众：交流的无奈》一文写道：“作为传播学的研究生，我常问自己：到底什么是舆论？舆论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一种意见的广泛流传还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表达？舆论有这么大力量吗？舆论与媒介有什么关系？媒介是制造舆论还是传播舆论？当看到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这本书时，我是激动的。”
然而，李普曼在这本书中，并没有给予“舆论”明确的定义，只是深入分析舆论的产生是如何不可能的，公众依靠传媒不足以认识整个世界。常言道，在乎的不是目的地，只是沿途的风景。穷究“舆论”的定义，可能远不如探究“舆论”的过程。
王金凤从传播环境、传播者和受众这三个层面来把李普曼的思想归类。
第一个层面是“传播环境”。
从大的世界环境来说，按照李普曼的说法，“我们不得不从政治上去应付的这个世界，既产生于想象，也产生于见解，又产生于思想。”无论是想象，见解，还是思想，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世界本身就是庞大、复杂、多变的，而由于个人差异的存在，每个人所认识的世界更是大不相同，甚至迥异的。这个产生于主观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头脑中所认识的世界，换成李普曼的说法，就是“拟态环境”。李普曼认为，人不是直接生活在环境之中，人与环境之间存在一个拟态环境，而个人基于拟态环境的行动却作用于真实环境中。这使本就复杂的社会更加复杂化了。
文章指出，从小一点的社会环境来说，我们的传播环境也不容乐观。因为我们的传播过程要“通过源头上的检查与保密，通过另一端的物质与社会保障”。检查与保密是社会政治原因，无论多么开放自由的社会，都会存在的，只是形式有所变化；物质与社会保障主要指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技术原因，必将造成信息的延搁，甚至使信息失真、失传，这就加大了人们所认识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
第二个层面是“传播者”。
这里的传播者主要指新闻媒介、新闻工作者。对于传播者，对于被很多人追捧的“舆论制造机器”，李普曼是不抱太大希望的。
客观方面说，“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造成传播真实信息的困难。这些原因是不可抗拒的，压缩消息是因为媒介资源的有限性，语汇表达更是无法克服，因为在李普曼看来，“词语和货币一样是要反复流通的，它今天激发出一种想象，明天又会激发出另一种想象。同一个词语在记者和读者的头脑中唤起同一个想象，这谁都没有把握。”
主观方面讲，新闻工作者“在汇集公众舆论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想象比我们肉眼能看到的更大的空间，比我们能感觉到的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描绘和判断比我们所能计数或者所能生动想象出来的更多的人、更多的行动、更多的事物。我们必须进行总结与概括。我们必须挑选样板，把它们看作典型”。而“恰当地找出一个庞大阶层的恰当样板，这并非易事”。“如果我们试图更进一步，以便找出无形的复杂事态的前因后果，那种随意的舆论就更加靠不住了。公共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极少能同时显露出前因和后果”，这些都已经使舆论表达比较困难，再加上“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以及跟受众一样，作为“人”所不可避免的“成见”的根深蒂固，都使我们停滞不前。
第三个层面是“受众”。
对于受众来说，“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成长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使我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成见系统，而且这种“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如果不是格外留神，我们很容易借助于头脑中已经形成的概念去想象我们认为似曾相识的任何事物”。另外，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有限，不愿意费力注意那些还没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见，而且我们很容易受到不断的干扰。“世界太大，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得到的信息太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必定会产生于想象”。既然受众也是带着“过滤镜”来看待世界，接受事物，那么，我们传播的信息到达受众眼中时肯定是“变了色”的。
李普曼认为，要想舆论获得实效，“就要依靠真诚和知识去考察环境。因为，在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世界中，我们自己的品质也是虚构的，我们就会举止失措。”然而，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人性的变化是不可预测、无法控制的，试图通过改变人性来取得实效，也是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的，惟一能改变的就是技术。依靠技术进步来扫除交流障碍，应该是最简单有效的途径。
“新闻真实”与“新闻宣传”
刘继忠《真实性》一文指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从古至今，中西新闻界对此没有任何怀疑。然而，假新闻始终威胁着新闻的真实性。在和假新闻的斗争中，在维护新闻真实的过程中，新闻学界从各个层面强调新闻真实的内涵、标准、必要性以及保证新闻真实的职业要求、操作程序与技巧等，并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可以说，新闻学的根本使命就是解决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刘继中《真实性》，《青年记者》2009年9月上）
新闻业界也把真实视为自身的立命之本，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调查性报道、追踪报道、深度报道、暗访、更正等操作程序与操作技巧，也曾多次发动运动（如中共党报史上著名的反对“客里空”运动）严厉打击假新闻。然而，假新闻并未绝迹，至今仍寄生于新闻媒体，并以各种面目不时出现，甚至它还会披上“新闻真实”的学术外衣，戴着如“本质真实”、“高大全”、“正面宣传”、“新闻宣传”等帽子，冠冕堂皇地行走在阳光下。
新闻真实的标准相对较低，只要是事实报道、解释又以事实为依据、语言准确有据，就是真实的报道。即使偶有失误，也会得到读者谅解，予以更正即可。然而，即便如此低的标准，新闻界的同仁仍未能完全做到。除了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外，更在于新闻生产的流程中渗透了许多非新闻的因素，是种种欲望让假新闻纠缠着新闻真实性。
第一个问题是，要对“新闻宣传”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新闻宣传是“新闻”和“宣传”这两个词被强行“结合”后产生的一个新词，英语世界没有该词的对应词。在英语世界，“宣传”是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贬义词，“新闻”则是中性词，二者若结合，新闻就会失去公信力。
在中国，“宣传”被定性为中性词，由此结合的“新闻宣传”也就不带贬义色彩，成为至今仍在盛行的词汇。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曾就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争鸣，试图打破“新闻宣传”的混沌状态。那次争鸣，虽未能把“新闻宣传”送进历史，却明晰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根本的区别：新闻传播信息、宣传传播观念。这次争鸣可谓功不可没！
“新闻宣传”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除了新闻与宣传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外，更在于近代新闻媒介是以舆论工具的身份引入中国的，并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如今，睡狮已醒，新闻媒介的启蒙、教化功能也让位给了信息传递、信息服务功能。这个词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期待越来越少的人使用“新闻宣传”！因为“觉醒的中国人”是能够理性地判断是非对错的。
新华体与典型报道
第二个问题是“新华体”。新华体中的“新华”是指新华通讯社，意指这种文体是新华通讯社所有新闻报道的结晶，也指这种结晶在公众脑海中的总体印象。目前，尚未考证出新华体的“生辰八字”，但首次被编入辞典是1993年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这部辞典赋予了新华体光辉的形象：“消息简洁，文字精炼、篇幅短小；善于用事实解释事实，很少空发议论；层次清晰，尽量做到一个事实一段，消息中段落过渡自然；稳健中见权威，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注重通稿的信誉；善于抓大问题、关键性问题，重大事件的报道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角度，主题开掘深刻。”（刘建明：《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然而，辞典之外的新华体却是“是耶非耶”的混沌形象。誉者赋诗曰“建安风骨新华体，开国记者白发人”；毁者把它与“样板戏”、“党八股”并列。这在于不同时期的新华社对新华体注入了不同血液，也在于这个高度抽象的词，不能有效包容它的每个因子。故严格地说，把新华体看作一种新闻报道的总体风格更为恰当。该词虽早在新闻界普遍流行，却至今未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
目前，新华体早已逾越了新华社的界限，成为中国传播媒介的主流文体。作为一种风格成熟、易于操作但存有缺陷的文体形式，人们期待着它能够修正缺陷、抵达完美。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曾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你们的报纸上没有坏消息？周恩来答道，我们的新闻方针是以正面报道为主。这个插曲曾一度在西方新闻界流传。这个故事说明了中西方对“好”、“坏”新闻的看法是不同的。
长期以来，正面报道始终是我国新闻报道的指导方针。1989年，李瑞环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中，为正面报道定下了基调：“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自此，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中性报道成为学术界经常使用的热词，但这些概念至今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
其实，这是一对被误解、误用的概念。想想何谓“正面”、何谓“负面”，以及对谁是“正面”、对谁是“负面”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正面”、“负面”只不过是强加在新闻报道规律之上的人为的思想枷锁及管制新闻的理论依据。只要是公众欲知、应知、须知而又未知的新闻，都应报道。至于它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行政机关如何处理新闻事实。正面报道过度会有负面效果，负面报道处理好了也会有正面效果。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典型报道”。与新华体一样，典型报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样式，西方新闻学中没有这个概念。我国的典型报道始于延安《解放日报》。
1942年4至5月，《解放日报》接连发表消息、通讯和社论，持续开展“吴满有运动”，拉开了塑造典型的大幕。借助“×××运动”，典型报道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走向成熟。南泥湾、**、焦裕禄、大庆、大寨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个符号，至今仍有不少符号活跃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典型报道犹如一股魔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也有如“农业学大寨”、“六厂二校”式的历史伤疤。
九十年代后，典型报道逐步式微，虽然仍有人为典型报道唱赞歌，典型人物仍不断涌现，但典型报道的袪魅化，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在于典型报道的使命不是告知新闻，而是“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是为了用“典型”、“榜样”去推动工作。在小农经济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时代，需要典型报道去整合民众，但在价值多元化的信息时代，典型报道要发挥效力，须凤凰涅槃后，才有望重现辉煌。
第五个问题，关于“高大全”。这个词和“文革”期间的一部电影《金光大道》有关。片中的主人公“高大泉”是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符合“四人帮”提倡的文艺作品要“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的“三突出”原则。由此，“高、大、全”成了“三突出”的代名词，成为文艺、新闻等领域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新闻领域的“高大全”表现在典型报道上，那个时候的典型人物都是值得凡夫俗子崇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他们的事迹犹如神话故事，充满崇高与激情。俱往矣！混乱、愚昧的“文化大革命”早已谢幕，“高大全”也早已成为贬义词。但“高大全”的阴魂仍未散去，在当今的一些典型报道中，仍能找到不少让人反胃的、有意拔高的描写、叙述。断臂的维纳斯在人们心中仍是美的化身，回归人性，回归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仍是读者心目中的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