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就是要用知识解除欺骗——有时候，外界环境会欺骗我们的认知和思想，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陷入自欺欺人的泥潭。要承认自己认识中的错误部分，要承认每个人都会有错误的，都是要进行改正的，要接受新的事物和认识。改正——接受是人的认识的过程和经历。人的头脑中要时刻做好清除旧有的、过时的认识，接受新认识的准备，这种准备要由生到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对新认识的接受，人的头脑中始终被新的认识占据着，人们永远充满了活力。
行动有不同的表现，思考也是一种行动。但仅仅是头脑的行动，不是肉体的。不能成为真实景象的。在人的认识中，作为基础的认识必须是文明的、智慧的、理智的，每个人认识的最低不能低过它。
自由和开放不过是通向美好未来的方法而已，但却是最好的方法。它们是形式，也就是说为了目标的加快实现，它们是可以改变的。但它们的改变，只能是更自由、更开放。自由和开放是通向未来的导航设备。要未来，就一定要自由和开放，有目标，没有导航设备，同样不能到达目标。
人能否正确认识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更重要的是，人能否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无知。
在探索中求得知识，在实践中检验思想。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具有永恒价值的秘诀。
对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重刊序言是这样说的：
“我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那时年轻，有点初生之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入过的知识领域。我借“乡土社会学”这讲台来追究中国社会的特点。我是一面探索一面讲的，所讲的观点完全是讨论性的，所提出的概念一般都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因而离开所想反映的实际，常常不免有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失之片面，就是走了样。我敢于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不成熟的想法，和盘托出在青年人的面前，那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教育方法。我并不认为教师的任务是在传授已有的知识，这些学生们自己可以从书本上去学习，而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作为教师的个人就得带个头。至于攻关的结果是否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那是另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闯的领域中，这样要求也是不切实际的。
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
知识滞后导致认知扭曲
知识更新，不仅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也会影响决定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
冯建辉《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一文，是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抱病写下的绝笔之作。其见解之深刻、剖析之透彻、言语之恳切、感情之赤诚，令人不觉潸然泪下。文章不在长短。这是一位中国思想者的毕生思考所凝聚，也是亿万中国人血泪之凝结。对于新闻人来说，这是一篇重于泰山的启蒙之作。对中国思想界来说，这是一座巍峨屹立的灵魂丰碑。
文章指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
“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一度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
“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作出完全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性认识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即使是政治家，也难免出现知识观滞后。党的一些领袖并不否认历史，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制定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等，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但从全局看来，始终未能统领大家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氛围，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却始终流淌着，以至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冯建辉《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炎黄春秋》，2004年第2期）
从领导人的角度分析，冯建辉认为，出现这些历史悲剧的原因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这一问题突出的表现为：
一是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理性知识，即系统的科学知识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以至有的学者认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知识观明显的滞后了。
二是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以至斯大林在苏共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不幸的是，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一些领袖的倡导，使我国整个社会曾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冯建辉《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炎黄春秋》，2004年第2期）
冯建辉提出，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19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
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我认为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冯建辉《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炎黄春秋》，2004年第2期）
再就是文化战略的失误。
冯建辉认为，我们党一度的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妨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妨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派）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定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政治斗争，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希望建造“空中楼阁”，它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我们又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
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地提高和改变。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冯建辉《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一位学者的绝笔》，《炎黄春秋》，2004年第2期）
还有高度集权体制与知识分子问题。
冯建辉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度的高度集权体制，曾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地服从统一指挥，在思想上要“驯服”。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在当时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那时便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那时便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又常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话，给领导留下了十分狂妄的印象。
冯建辉认为，由于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那时便往往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错误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几乎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悲剧。
人的自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识和思想的自由，一种是实践和行动的自由。相比于行动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更为沉重。知识的更新，乃一切认识和思想保持生命力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