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我们举目一扫古今历史，就社会现象而论，昔日清初的“文字狱”，至“文革”爆发的“上纲上线”行为，以及到现在还存在着的“语言暴力”现象；解放初期的“大跃进”运动，至今在全球商品经济意义下的“抵制日货”和全国掀起的“学英语”、“考英语”热潮；中国人的人情面子观在哪一个时代也保持着活力，昔日明清官场的腐败到今天的官场，“象化思维”在人际上的“互属性”行为至今也运作如常。“象化思维”在今天的社会上，也倾向着以“人”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以“人”的方式作为管治的标准；就算处身在海外的环境里，“象化思维”同样埋首于对“人生象”的追逐，心无旁顾于海外世界的“光怪陆离”。
可见，只要思维方式没变，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也不会改变。在另一方面，在继续使用汉字为思维工具的情况下，“象化思维”在思维能力上的优势也没有改变，一直保持着同样活跃的“取象模拟”式的“机智”，来自“模拟”模式的“模仿力”，这加速了对西方技术的学习能力，汉语汉文如“符号”一样的“符素性”，令“象化思维”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来学习和理解新概念，并没有造成在转译后的信息失真，语言思维上的“杠杆作用”令“象化思维”的思维操作和信息存储变得有效而快捷，反映在行为上是解决问题的实效性。这些优势来自于我们的语言，只要汉语汉文仍然存在，不论在哪一个时代与怎样的环境下，仍然令我们在保持一定竞争力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不致被淘汰。
西方文明的成功也同样归结于思维模式的作用，而对比西方的“量化思维”与东方的“象化思维”模式，我们看到了在“认知”能力上的关键性差异，这个“认知力”就是对事物的认识方法，这个认识的方法也就决定了对事物的认识程度，这个所谓的“事物”，也就是认知的对象，这个事物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单纯的概念。不过，有形事物最后也转换成大脑的概念信息而作为认知的开始。
史仲文在《汉字是这样美丽的》一书中提到，现在“大思维”的理想就是要把“量化思维”引入到我们的思维模式中来，以“量化思维”模式限制“象化逻辑”的运作。在以推动“大思维”为目标的“大战略”方案里，英语作为思维工具就有必要加入到我们的思维操作中，在潜移物化下推动“量化思维”的倾向性。所以，英语的价值就要它的思维功能性，也就是思维模式在语言方面的对应体——语法。
既然英语可以推动“量化思维”模式，而“量化思维”模式正是西方成功的核心要素，“量化思维”的认知模式不仅是现在，也是将来对新事物最成功有效的认知模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竞争能力也就取决于认知能力的高低。
史仲文认为，为了得到这种认知能力，在“大战略”中的一环就是以英语培养“量化思维”，这就需要把外语移进文化的生命中，成为本身文化生命的一部分而再不是一种“外语”。
6.4.2进入文化深处
审美就是文化的折射
孟驰北、苏小红在《美的生成新论》一书中指出，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包括精神的、物质的，都起源于人的需要，没有需要的现象是不存在的，若有这种现象即使偶尔一露头，也会因为缺乏根据而渐渐消亡的，美的存在，美的理论的存在也都反映了人的需要，理解今天的文化现象，必须深入到当今审美领域的深层内核。（孟驰北、苏小红在《美的生成新论》，《新疆经济报》，2009年12月18日）
文章指出，人活着有两大目标：一是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一是提高人的生存质量。为了这个目的，就得改变自然，就能把蛮荒的原始自然改造成人工自然。一部人类历史就是改变原始自然为人工自然的历史。人类历史的全部实践活动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使自然人化，创造出人化的自然。审美，是人在“原始自然”和“人工自然”这两大世界里活动。
人工自然是人类创造的美的世界，在蛮荒年月，美是非常稀缺的，当人类用全部感觉感觉原始自然，感觉引起的情感反应也是多种多样的，惊恐、畏惧、厌恶、愉悦等，人们对引起惊恐、畏惧的景观自然会尽量采取回避态度，不愿多注目，而对能引起愉悦感的景观就产生了留恋，会一遍一遍去欣赏、浏览、观照，这些就被人定性为美的景观。从此人类就发现了美，人对美也产生了向心力，有了特殊的爱好。当人类创造改造客观世界时就借鉴自然美作尺度，自然美的产生是没有目的性的，是自在的，距离完美就有很多缺陷。当人类有了深厚的美的积累时，人们渐渐就淡化了对自然美的珍视，美在人工自然形成了一种资源，一种再生性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在开发美的资源上付出了无穷的智慧，相当数量的智慧转化成了美。
美到底为何物，在西方哲学史上争论了几千年，今天这个争论还没结束。之所以如此，就因美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不断有新的支脉派生出来，粗略地可分出自然美、实用美、艺术美，感性的美，理性的美，具体的美，抽象的美……美表现在世界的杂多，可是西方的美学家们硬要把杂多凑合为一统，尤其是把原始自然的美和人工自然的美混淆在一起，自在的美和人为的美各有它的特性，现在躲开它的异，只求它的同，这种探索自然背弃事理的真实。美学家们虽然各执一偏，虽不能看见全貌，但也能看见一斑。
人类是按美和善的尺度创造世界。人的生理是相同的，而心理却有这样那样的差异。美不反映人的生理需要，而是反映人的心理需要。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于生产实践之中，是在漫长的，相对稳定的、持续的实践过程中孕育出了各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农民实践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背朝青天头朝地；一是尾随黄牛走犁沟。前者是屈身的形象，后者是尾随的形象，这两种形象陶冶出的人的心理状态自不同于草原民族。牧人在牧业实践中的形象是扬鞭纵马，纵横驰骋，与这种形象相适应，自有其独特的心理状态。农民的心态总是低调、谦卑、恭顺、中和，而牧民的心态则是张扬、亢奋、嗜勇、好斗。美是通过人的心理显影的，人的心理状态不同，审美观自然就有了区别。
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农民有“靠天吃饭”的说法，在农业社会，总把“天”放在人之上，敬天畏天心理在农耕社会是非常普遍的。敬和畏都起源于对大自然的靠，人和大自然既然是靠与被靠的关系，人在大自然面前就应是谦恭顺从的，自不敢产生非分之想，人对天有个坚定的设定，天（自然）是美的，善的。自然就成了人对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因此，在农业社会人们都热衷于在原始自然中去寻觅美，发现美，捕捉美，但不执著于在人工自然中创造美。因为要创造美就会伤害到原始自然。
当人类社会还没有大规模创造美的能力时，人只能在大自然身上寻觅美的慰藉。农耕社会主要是在大自然身上找美的享受，有些自然的美是雅俗共赏，有些只有精英才能欣赏。因为有些自然现象的本相是不美的，但是经过精英们的提升，使本相变为意象，或赋予意象以精神内涵，或灌注以情感，意象变成美的意象，甚至变成美的意境，这种美就不是纯客观的，是有了主观创造的内容，中国文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美。中国的诗词歌赋表现的多是这种美，很少有涉及人和事的。随便翻开西方诗人的诗集，以人为内容总是占了多数，而翻开中国古代诗人的诗集，写人的就为数寥寥，多半都是写自然美的。这不是中国人的疏忽，而是中国人有崇天贬人的意识。
审美化人生的至高追求
《美的生成新论》一文指出，人的生活是人按照美的尺度创造的，人的生活中处处有美闪现，从人的生活中去捕捉美，这是欧洲审美的又一个特色。在农耕社会，因为贬压人，生活也被视为平庸无奇，很难进入美术领域。在欧洲人眼中，则是另一种情景，美的资源不仅存在于人的社会生活中，而且也表现在人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从生活之美中去折射人的美。德拉克洛瓦的《阿尔及尔妇女》《犹太人的婚礼》，柯罗的《梳妆》《郁闷》《阅读间歇》，杜米埃的《滑稽场面》《沐浴的孩子们》《洗衣妇》《磨坊主和他的儿子及驴子》《下象棋》，库尔贝的《少女的梦》《法兰克福的少妇》，马奈的《阿尔让特依》《推勒里宫花园音乐会》《草地上的午餐》，德加的《贝列利一家》《棉花收购事务所》《赛马》《熨衣服》，莫奈的《干草堆》，毕沙罗的《牧羊女》《河边的女人》……
这种例子几乎不胜枚举，乍看起来都是些平凡的生活镜头，但这些镜头是和人连接在一起的，是人的整体生活的一部分，自然就会折射出美来。其他动物没有自己的生活，人有自己的生活，正是这个生活超越了人的生物本能，它的每个细部都是人的智慧的外化，它的本质都应该是美的。但因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千次万次地重复，重复成了常规常态，美感就被消磨了。譬如人发明了弓箭，当第一个人弯弓射箭时，那个姿态该是多美，绘下那一瞬间，是多珍贵的一幅画。在人类创造过程中，它千次万次出现，其实人就生活在美中，生活就是美。艺术家的一个神圣职责，就是对人的生活进行美的还原，这对提升人对生活的感情是非常有益的。
艺术的美的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是相对应的，尽管一个作家只图绘了人生活的某个侧面，但把众多艺术家的作品组合在一起，就显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全部。人可以从美的世界来品味生活世界，观照生活世界，评估生活世界，就可感受生活的美学意义，激发起人对创造生活的意志冲动。欧洲哲学家提出的“诗意栖居”的命题，其实诗意并非从他处寻觅，诗意就在人的生活中，要人们去捕捉，去挖掘，让人们感受、领悟、认识。波普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还应该加一个世界：美的世界。艺术家有责任建构这个世界，“诗意栖居”就应该引领人进入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精神港湾，人在这个世界可以清心寡欲，淡泊名利，消解物化现象，这会给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在欧洲，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共同创造了一个美的世界，人们经常受到美感的撞击，呼唤人们到美的世界去经历。欧洲市场经济存在数百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它的负面影响始终没有恶性膨胀起来，成为社会生活必须切除的毒瘤，就因他们的艺术家能从人的生活世界升华出一个美的世界。与欧洲美的世界相对应，中国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中，也营造出一个道德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社会功能是一样的，中国的道德世界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遏制了人的物欲，从而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而欧洲美的世界同样淡化了人的物欲，使市场经济存在几百年不衰。
现在人们都注意到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代社会给人的生活创造了这样一个前提，高度发达的技术能把美的意念物化到物品中，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对物的依赖，在人的生活领域，许多体力劳动都被物代替了，物的分类越来越细，就以灶具来说，从前就是一口锅、一个灶台，现在则有煤气罐、煤气灶、抽油烟机，光是锅就有炒锅、高压锅、蒸锅，生活中增加了大量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映现着美，这种美的数量不断在增加，质量不断在优化，物品不断向艺术品提升。抹杀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是不现实的，把商品渐渐变成艺术品这是有可能的，人的生活空间不仅有出于艺术家之手的书画，而且还有工艺美术设计师和厂家的艺术性物品，人的生活空间被美装饰过，人就生活在美的空间中，人有了新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会生长出新的文明来。
生活的审美化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中充满了从物品辐射出的美；一是人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活、追求生活中的诗意。两者结合，自会出现诗意栖居。
人生有多种境界，物化的人生、人役于物，终日为物奔波，为物驱使，人活得劳苦；道德化人生，处处要考虑规范，要留神社会舆论，终日处在紧张状态，人活得沉重；只有审美化人生，可以从物役和道德律令中解脱出来，活得轻松，活得潇洒，活得自在，审美化人生是人的至高追求。
现在中国进入工业时代，物质环境的变化，也使中国人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农业文化的历史职责就是要维护社会的静态，美学也是为这个宗旨服务的。审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个“静”字，只有在静中，中国人才能保持安详的心境；在静中，才能品尝出人生的意义，动对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人是一种精神威胁。中国人把“动”和“乱”构成一个词组，这两个符号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而中国人把它们强行拼在一起，反映了中国人对动的畏惧心理，认为有动必有乱，动的结果就是乱。这个词组本身就是一个警示，要提防出现动。其实，事物在动中才能充分地展开，才能现出事物的多姿多色，美和新是同在的，有新鲜感的美才能引起人的美感，新鲜产生在动中，而中国农业文化传统是遏制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