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犀禾编著的《当代美国电视》描述了电视新闻上经常被这样的画面淹没：“游行的队伍、煽情的演说、辱骂的暴徒、热情的歌手以及在紧握的拳头中狂怒的火焰，这一切确实是十分‘视觉化’的。”（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到70年代后期，一支新的新闻从业人员出现，他们年轻化，一反传统、有力、严肃、庄重的保守形象，在形象上更加大胆时髦，更加注重轰动效应。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黄色新闻思潮出现了两大突出特点：
一是色情报道的专业化，形成了一批专门以色情报道为生的媒体，“把女性的美，呈现在人们面前”，一味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刺激他们的原始欲望和需求，让人们满足这种追求美丽的渴望和幻想。
二是依托于传媒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视听呈现。从1963年起，电视被认为是主要的新闻来源，电视媒体给人们呈现的是一个多彩的视听世界，它反映世界的方式更加直观、更加视觉化，而且它首先是商业企业，最后才是新闻机构。为了与电视抢夺受众和广告，报刊新闻报道以更软性的新闻、更强的画面感和娱乐的内容来应对。另一方面，电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新闻报道上综合运用声音、画面等要素强化刺激感，将暴力的冲突、战争的硝烟、血腥的抗议、轰动的凶杀等“黑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20世纪90年代，香港报业八成以上市场被《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日报》垄断。这三家通俗性大报以“煽色腥”作风，作为分摊报业市场的法宝，使得其他严肃性报纸日益边缘化，面临严重危机，令香港的报业始终无法造就一份严肃、权威、公正的“质报”。
表象世界的乱云飞渡，掩藏不住人们内宇宙的漂泊无依。
新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受到异化。
一是新闻日益“软化”，严肃新闻的比例大幅度减少。
二是新闻日益“娱乐化”，甚至于新闻报道和批评意见，也都需要以娱乐文学的面貌妆点、呈现。
三是影视娱乐新闻的强化，绯闻、八卦、花边新闻最多的影视娱乐圈成为新闻追逐的焦点。
黄色新闻思潮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中国传媒界对外交流的频繁，西方新闻观念、传媒观念、文化理念和经营思想迅速涌入。中国大陆的新闻思想开始与西方“嫁接”。
黄色新闻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虽然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其影响也是巨大的。黄色新闻思潮重视研究受众兴趣，满足受众需求，在新闻业务上突破传统新闻枯燥、呆板的内容和形式限制，创新版式版面等表现方式，大大推动了传媒的大众化进程，这是不可抹杀的。
当然，黄色新闻思潮发展到极致，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杨同庆先生在《对传媒低俗化的理论思考》一文中，主要从消极方面总结了黄色新闻给中国传媒业带来的“低俗之风”：
“一是一些社会新闻和娱乐报道细致描写隐晦情节；
二是一些事故报道过于直接，场面过分血腥；
三是一些媒体热衷于明星的隐私生活和其他花边新闻；
四是炒作；
五是虚假；
六是媚俗。”（杨同庆《对传媒低俗化的理论思考》，见《2005年全国广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传媒的社会责任意味着传媒要在帮助人们监测环境、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丰富人们的知识和文化生活、开发人的智力和技能、积累和传承人类文化成果等方面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吴高福先生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中对黄色新闻思潮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黄色新闻思潮却一味追求传媒的经济利益，不仅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客观反映世界、监测环境的责任，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而且还以低俗有害的信息污染社会空气，败坏社会道德，与以高尚的精神文化营造良性、健康、和谐的舆论环境的传媒社会责任原则背道而驰。
传递信息和引导舆论是新闻的两大基本功能，引导舆论是传媒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传媒引导舆论实质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影响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媒体的立场和观点去宣导公众的立场和观点，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吴高福认为，传媒在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下给受众提供对事件的正确理解，形成有利于社会的舆论，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帮助他们走向正确的途径，这是传媒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传媒能够及时设置对重大、严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议程，对这些事件进行全方位透视，帮助受众形成对事件的正确认识，纠正偏见、流言蜚语等所激发而形成的错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评论、解释。
关于新闻媒介的公信力问题。田中阳《大众传播学理论》认为，传媒公信力是“传播媒介所具有的，能够赢得受众信任与信赖的各种专业品质和能力的总和”。这里的品质，自然是公正的、高尚的、诚恳的道德品质；而“能力”则应该是至少要超越一般水平之上的认知能力、表现能力与传播能力。
吴高福则提出，公信力“不仅关系着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而且关系着传媒的形象、声誉和影响力，是传媒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砝码”。
事实上，黄色新闻思潮带来的传媒的“诚信危机”已经成为传媒公信力下降的祸首之一，就连《纽约时报》这样的百年大报也不能幸免。吴高福援引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从1999~2001年进行的为期3年的调查结果：
73%的美国人对充斥媒体的大量新闻越来越表示怀疑。在中国，也有调查显示：在上海市民对“你认为新闻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世界的面貌”这个问题的回答中，认为“完全反映”的只占2.6%，“大部分反映”的占47.8%，而认为反映了“一半左右”的占35.4%，反映了“小部分”的占13.3%，“完全不反映”的占0.6%。（吴高福著《西方新闻思潮简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人们对新闻媒体的怀疑态度，隐含着重大的认识论根源，事实上，也反映了“新闻认知”能力的时代性、相对性、非完满性。
传媒是帮助人们感受世界、认知环境的机构。著名新闻人李普曼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
李普曼认为，现代人与客观信息存在着隔绝，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由于实际生活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人们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在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而媒介提供给人们的只是一个“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
事实上，“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对象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供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在这里，李普曼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新闻人“重构世界”的课题。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新闻承担着引导人们超越常识认知层面，向科学认知和哲学认知超越的任务，这才是新闻的终极使命。要承担这一使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新闻人自身的认知图式和世界图景的建构。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黄色新闻思潮，可以看到，黄色新闻思潮过分专注于对消极、低俗、颓废事件的报道，对积极、高尚、重要的事件却视而不见，从而营造出一种非真实的“拟态环境”。黄色新闻思潮指导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一味强调事件的反常、奇异、骇人听闻，而忽视正常、健康和积极的现象，使凶杀、暴力、色情、丑闻、天灾人祸充斥于媒介，给受众提供了一个不完整的、扭曲的、支离破碎的、与现实世界存在很大距离的世界，而受众错把传媒所营造的这个世界当成客观世界加以认识，从而误导了受众对周围环境的认知。
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见诸实践来改造世界，而黄色新闻思潮指导下的传媒营造的供受众认知的“拟态环境”，则糟糕地导致人们针对这种非真实的“拟态环境”采取过激、失范的行为，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正如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这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一个拟态环境，他的行为是对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曾逸芸著《博客环境下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的局限性》，《新闻世界》2010年第8期）
呈现给人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乎新闻本质的问题。
“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客观事实在新闻传播者头脑中的反映，这一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新闻报道必须与其所反映的事实相符，恪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吴高福在《西方新闻思潮简论》中指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在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只有坚持真实报道，才能实现新闻传播的使命。
首先，要树立唯物主义新闻观。唯物主义新闻观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因而新闻必须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陆定一曾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明确地提出：“唯物主义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因此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
新闻是第二性的——这就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新闻的主观属性。
吴高福先生同时指出，资产阶级新闻传播认为新闻源于人的主观需求，将客观事物的某些属性作为是否能成为新闻的决定性要素，甚至为了满足主观要求而给事实强加上价值，想当然地主观臆造新闻，这种唯心主义的新闻观在我们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中是必须予以坚决反对的。
对吴高福先生的这一观点，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新闻不仅源于事实，更源于人的主观需求。新闻价值本身就属于“价值伦理”的范畴，价值和意义离不开人的主体需求。“想当然地主观臆造”当然是要坚决反对的，但是，这不能成为将“唯心主义”彻底否定的理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割裂，是传统哲学“人为”的创造，唯物主义只是一种路径，而不是认识世界的绝对真理。
第二，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调查研究。新闻传播要向受众再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展示真实、全面的生活图景，就必须深入生活和群众，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事实。通过双向互动的结合，建立起报纸与受众的密切关系，保证新闻的真实。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群众生活为新闻报道提供了大量素材，只有立足于这些源于生活、源于群众的事实，才能全方位、多侧面、深层次地反映客观世界，才真正体现了新闻的真实。
当然，还要全方位、多侧面、深层次地反映主观世界。
在谈到新闻的真实性问题的时候，江泽民曾有这样一段说法：
“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要找到几个事例来证明某个观点并不难。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整体上来看却违背了真实性。”
江泽民的这段话虽短，但是却触及了新闻真实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现实的复杂性与认知的层次和水平。这就要求新闻记者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能够对客观世界进行全面了解、认识和把握，不仅仅满足于表面性报道，更要深入事件内核探究其原因，深刻分析其发展规律和趋势。
西方新闻史上的“客观新闻思潮”也好，“黄色新闻思潮”也罢，其负面意义主要是在“认知层次”上陷入了当时时代认知水平的“等高线”之下。
江泽民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中的思考和剖析是有相当深度的：
“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做到真实地反映生活，就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要做到所报道的单个事情的真实、准确，尤其要注意和善于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去把握事物的真实性；要防止搜奇猎异，防止捕风捉影，要在保证真实、准确的前提下讲求实效。”（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1989年）
这样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记者要进入这一层次，谈何容易！
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新闻真实就是无本之木。
舆论，是研究新闻的一个重要范畴。陈力丹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曾作如此定义：“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