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深秋，我高中毕业，在一所乡炭厂小学代课。因家与学校中间隔一道山梁，每天放学后，我都会站在高高的山梁上，一边享受着清凉的山风，一边欣赏着家乡的景色。在山上鸟瞰时，一天的劳顿随风而去，留下一副好心情，侧耳倾听那来自乡村高音喇叭的声音。
恢复高考的喜讯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的。我清楚记得那天特别晴朗，太阳的余晖洒满整个村庄，金灿灿一片，缕缕炊烟从各家院落袅袅升起，在高音喇叭播放新闻的间隙，不时伴有牲畜牧归的“哞哞”叫声，一派田园自然风光。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那则喜讯的。害怕遗漏一个字词，甚至辅之一只手在耳旁，就像怀揣着一只小兔子，心“怦怦”跳个不停。以前听老师多次讲过大学的故事，言辞中充满激情和留恋，后来私下里偷看小说，每当读到这方面的描写时，也多是浪漫和神秘，就觉得那是天底下最美好的生活。只是就像做梦一样，这种生活虚无缥缈，离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太遥远，根本难以实现。所以当我刚听到那则新闻时，还以为耳朵有了毛病，直到后来确认无误，我高兴得在山梁上跳了起来，随后疯了似的，连蹦带跳一溜烟跑回家中，惊得正在刺墩下面觅食的呱啦鸡和野兔子魂飞魄散，有一只野兔子跑出去很远又停下来，回过头竖起两只前爪看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是一件事关前程的大事情，同学之间开始奔走相告，彼此传递着相关信息。一个个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又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如果打听到谁有一套复习资料，哪怕路再远，都会匆忙赶过去，夜以继日手抄一份，如获至宝一样揣在身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教学条件非常落后，不要说多媒体教学和远程教育，就是正常课程都很难开全开齐。因为就读于一所乡村中学，任课老师少，物理和化学的学习时断时续，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水平让我心里没底。就指望文科了，不过，那时所谓的文科，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科。首先，文史地当中，只有语文政治坚持上了下来，而历史地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法前后连贯，成为一体；再者，就是所学都是课堂那点知识，没有课外辅助参考，更重要的是没有城乡之间横向比较，知识面就窄，形不成竞争优势；另外，由于是第一次恢复高考，而且我们已毕业离校，学校难以掌握具体去向，无法集中进行补习，全靠各自临时抱佛脚，考场上见了。
我在我们班上应该说是学习比较好的一个，尤其是作文，很早就崭露头角，让任课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当时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原自治区政府主席赛福鼎·艾则孜的散文《红隼》，文笔优美、意境深远，让我喜欢得不行。我就仿照其文风，也炮制了一篇关于苍鹰的散文，因为文中提到诸如乔戈里山峰和叶尔羌河等地理名称，事后被一位老师看到后，就感到有些吃惊，怀疑我是不是抄袭了别人的文章。我就猜测，老师大概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不然，在他看来，一个身处天山北麓的乡下学生，怎么会了解塔里木沙漠南缘的辽远而陌生的景致呢。
然而我心里十分清楚，机会从来都是针对有准备的人的。仅凭平时那点积累，要想在高考中脱颖而出，概率几乎很小。很快就听人讲，有一个老三届考生复习特别刻苦，仅模拟作文就写了十几篇，而且全都背得滚瓜烂熟，说是“临阵磨枪，不亮也光”。我就深受启发，白天继续代课，夜晚挑灯鏖战，从古文翻译到时事政治，从历史大事记到一个具体方程式，拾遗补缺、巩固提高，直到雄鸡破晓。如此一来，学习是有所长进了，人却瘦成了一根干棒子，眼圈黑黑的，就跟一个熊猫似的。
在惴惴不安的期盼当中，终于迎来了高考的日子。因为都是乡下考生，必须提前一天赶到城里，看考场，安顿住处，时间仓促了不行。那时不像现在，农村交通条件很差，没有班车和的士，而且路况也不好，进一趟城要费不少周折。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头一天早早约好赶到公安厅煤矿，求爷爷告奶奶，搭乘上了几辆运煤车，先是在一个叫作地磅的地方下车，等车过磅。遇上好的司机或许会一直带进城里，反之就到此为止，另想办法。我们那天还算幸运，当听说我们是进城赶考的学生，师傅二话不说又让我们继续坐到了医学院，然后换乘一路公交车，行至北门，这才紧张而又好奇地一路打听，一路寻找到考场——当时的十八中学。
第二天就要高考了，对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而言，是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城里有亲戚的都去亲戚家借宿，我们几个则来到红卫旅社，也就是伊斯兰大饭店的前身，说是养精蓄锐，迎接挑战，实则谈天说地，一夜没睡。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次住旅社，虽说睡的是通铺，价格也比较便宜，只有五块钱左右，但毕竟是在城里，就有了一种奢华的感觉，这里摸摸，那里瞧瞧，话题自然就多了起来，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意思，不过说来说去，话题最终都自觉不自觉回到高考上来，彼此开玩笑说“苟富贵，勿相忘”，不管是谁金榜题名，都是同学加兄弟，友谊地久天长。
我们是在喜悦和诚惶诚恐中走进考场的。都是农村孩子，孤陋寡闻的，哪见过如此阵势，人山人海的不说，又是警察又是救护车，戒备十分森严，走进考场就如同走进战场，心理素质差一点的话，不要说答题了，吓也吓晕了。
说起来，现在的孩子就像是生活在蜜罐子里面，一人高考，全家出动，说是考孩子，其实是在考家长。这个营养素，那个保健品，有的甚至搬进高档宾馆，开销不菲。一到每年六月七、八、九三天，所有考场门口都是家长云集，一个个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翘首期盼着，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焦灼心态，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我那时就相当寒酸了，不要说有父母陪伴，就连钢笔都是残缺不全，只有笔杆而没有笔帽，不能像别人一样别在胸前，或是放进文具盒，而是直接就装进衣兜。然而就是这支破钢笔，在那两天紧张而又漫长的考试中，给我源源不断提供笔墨不说，也给了我不少灵感和激情。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自然还是题为《每当想起敬爱的周总理》的那篇作文。大概是总理逝世时间不长，大家都还没有从巨大的悲恸当中走出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要说的话自然很多；再者我本身就参加了学校的一系列悼念活动，当时的感人情景，就像电影一样，都一一重现，让人激情澎湃，妙笔生辉。我就觉得钢笔在考卷上行云流水似的刷刷响着，停都停不下来，一会儿工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再想添加一些只言片语，都已经没地方可下笔了。
还有就是地理试卷上的一道试题，印象一直比较深刻。我记得那道试题是这样问的：南斯拉夫一艘远洋货轮到达我国广州，要途经哪些水域？许多同学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懵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下来后纷纷拥到我跟前问个究竟。我就有点得意，因为从高一年级开始，邻居钱老师家那本世界地图三天两头就被我借来，从头至尾一页不落地翻阅。尤其星期天放羊的时候，这本地图就成了我消遣解闷的好东西，躺在山梁上一看就是一个上午，连羊跑了都不知道。我真的被那些奇妙的图例迷住了：什么颜色代表山峰，什么颜色代表海洋；国界和洲界有何不同，公路与铁路怎么区分？当然我最关注的还是各国的首都和主要城市，从亚洲到欧洲再到非洲；从北美到南美再到大洋洲，就像毛泽东诗词中所描绘的那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简直其乐无穷。所以当同学们问我该如何作答之时，我就说：“远洋货轮从南斯拉夫到广州，途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和我国南海，最后到达广州。”同学们就都吃惊地说：“咋这么复杂，难怪把人都给绕糊涂了。”
至于政治历史和数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说事先也尽量做了复习，但毕竟没有高人指点辅导，仿佛盲人摸象，不能突出重点，各个击破，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效果不是太好。那时因为没有“一模、二模”和“三模”之说，虽说考试之后也估算了分数，但毕竟缺乏经验，估算的分数不是高了就是低了，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着落。现在多好，高考结束时间不长，就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查询分数，快捷得很，自己是不是已经中榜，或者是该上哪个批次的学校，只要了解了分数，心中就有了定数。
终于有一天，父亲带回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就这样在焦急的等待之后，我总算打起背包，扛上行李，在来年的春天踏上了东去的列车，在孔子故里，我的母校——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开始了大学的四年寒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