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冒称“考证”之名，行的是索隐之实，难怪他的所有著作都打着鲜明的“龙门红学”印记。
周氏的弟子梁归智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中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第159页）这种否定打倒新红学派掌门人胡适，从新立掌门人周汝昌的做法，显而易见表明两者本质的不同。胡适提出曹雪芹“自叙传”的说法，比较宽泛，是带有自传性的小说，把《红楼梦》从索隐派的泥沼中解放出来。俞平伯1923年出版《红楼梦辨》，主张自叙传说。仅过了两年，俞先生发表《〈红楼梦辨〉的修正》一文，郑重修正了自叙传说。与此相反，周汝昌，把自传说发展到极端，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红楼梦新证》第二章《人物考》，第100、78、72页，1953年棠棣出版社）。把曹家与贾府、把小说与生活完全等同起来，这就使《红楼梦》研究重新陷入索隐派的泥沼，是荒谬的倒退。新红学派的另一个标志是正确评价高鹗和后四十回。胡适说：“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俞平伯说：“至于混四十回于八十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与此相反，周汝昌仇视高鹗，辱骂诬陷高鹗是被乾隆、和珅收买对曹雪芹《红楼梦》做手脚的人（见其《红楼梦全璧的背后》，《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四辑、1981年第一辑）。骂倒高鹗和后四十回目的在为他的龙门红学“湘云嫁宝玉”扫清道路。
为了红学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认清周汝昌“新索隐派”的内核，正本清源，替新红学派清理门户，将周汝昌清除出去。
四、周汝昌在解读《红楼梦》文本时的主观唯心主义
周氏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不管是思想主题还是艺术成就，其主体无不是绝对主观唯心主义的顽强表现。这在他的“红学”著作中可以说达到俯拾即是的地步。这里随手举几个例子请大家看看。
主观唯心论之一：他不顾雪芹的客观描写，否认贾宝玉前世是神瑛侍者，硬说宝玉是顽石所化。
《红楼梦》的故事有两个根，一个是女娲炼石补天剩了一块顽石未用，听了僧道的对话也想到人世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的故事，点出作者问题；另一个是神瑛侍者帮助绛珠仙子修炼成仙体，他下凡之后绛珠也要下凡准备以自己的泪水报答他的甘露之惠，成为小说所有故事的根。他们的对应关系，在仙界是神瑛侍者、顽石、绛珠仙子；降生人间以后他们分别成为贾宝玉、贾宝玉诞生时口中所含之玉——即“将此蠢物夹带于中”的结果、林黛玉：仙凡的关系很清楚。
周汝昌却不承认曹雪芹的这个结构安排，对此极尽歪曲之能事。他说，曹雪芹“‘设想’宝玉是由一块‘顽石’下世而诞生的，这就是从《西游》中孙悟空乃是由石中生出的一个‘石猴’的神话受到启示联想而来”。（周汝昌、周伦玲《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170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他洋洋自得地说：
你看：孙悟空是怎么“诞生”的？是花果山、水帘洞的一个“石猴”！好了！这就明白了：贾宝玉是怎么“诞生”的？正与孙悟空为“对”：
花果山——水帘洞——石猴
大荒山——无稽崖——石人
你看有趣无趣？一个伟大作家的智慧思维、才情联想，就是这样“进行”的。（周汝昌《红楼别样红》273—274页，作家出版社2008年，以下称《别样红》）
他认为贾宝玉就是顽石变的石人。他反复宣扬“娲皇炼就、僧道点化的通灵宝玉”，“它是全书主人公怡红公子的‘前身’与‘结晶’”（《红楼夺目红》第205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以下称《夺目红》）。贾宝玉是顽石在下凡时“‘偷’了神瑛的形貌”（《夺目红》204页）。《西游记》里有个“真假”美猴王，《红楼梦》里就有个“甄贾”二宝玉。在他笔下，曹雪芹除了模仿，什么创造性都没有了。
当周汝昌把贾宝玉的前身由神瑛待者换成顽石的时候，作品的灵魂就被他彻底偷换掉了。
主观唯心论之二：他说“木石前盟”不是指的宝玉和黛玉的关系，而是指宝玉和湘云的关系。
绛珠仙子、木石前盟何所指？每个健康的读者都不会弄错的。周汝昌说：“绛珠草本指湘云，与黛玉无关。”（《红楼别样红》163页）他用索隐手法说：“湘云姓‘史’，原型姓李。姓李的原姓‘理’。后逃生藏于一颗李树下，得以存活，遂改姓李。‘李’是木，不是‘草’。……总之，‘石头’没有过第二个‘前盟’，这是‘铁字眼’，动是动不成的。”（《夺目红》213页）“这是说：合欢酿酒，实乃雪芹、脂砚二人幼时情事——即是一种‘前盟’；写入书中，就名之为‘木石前盟’了，这‘盟’果然历尽艰辛苦难，终于成为‘姻缘’。”（《夺目红》267页）周氏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用史湘云取代林黛玉成为“木石前盟”的结盟者。
主观唯心论之三：用史湘云的金麒麟取代薛宝钗的金项圈，使“金玉良缘”所指变成贾宝玉与史湘云的婚姻。
他在《红楼别样红》中说：“书到一半了，这才大笔点醒了一大奥秘，原来：玉佩金麟，才是一对儿——才是真的‘金玉’之姻缘。”“‘金玉’之缘有两局：指宝钗为‘金’的，是假局；指湘云为金的（金麒麟），方是真局，而宝玉初亦不明其故，所以反对‘金玉良缘’（如‘梦兆绛云轩’）。”（《别样红》121、185页）
主观唯心论之四：他说宝玉不爱林黛玉，唯一爱的是史湘云。
他在近几年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宝玉压根儿就不爱林黛玉，对黛玉只是同情；反之“他和湘云最为亲厚（实在对黛玉远甚）”（《别样红》31页）。周氏说：
总结一句：在雪芹笔下与宝玉意中，只有湘云方是相当于正妻的身份品味——而并非“续弦”之可比。
宝、湘二人是青梅竹马，是同食同榻，是旧圃新房，是风尘知己，是患难夫妻，钗、黛如何能与之比肩哉。（《红楼夺目红》93页）
周氏还说：“湘云出场最晚，已如上述。她为何出场如此之晚？因为她是后半部书文的真正女主角。”（《红楼小讲》112页）宣扬主观唯心论已经不要任何逻辑常识了。
为了把史湘云嫁给贾宝玉，周氏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为此他给《红楼梦》改书名。他说：“所以我说，《红楼梦》一书，也可题作《双麟记》。”（《谁知脂砚是湘云》1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近日觉得有一新意：《红楼梦》可称为‘云之梦’。”（《别样红》146页）
主观唯心论之五：最恶劣的是他说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畸笏叟，由他做主让曹雪芹娶两个长胡子的老头为妻子。
他说：“总之，畸笏即是脂砚，即是‘湘云’，毫无疑义。”他后来径直说：“雪芹脂砚夫妇，后来落拓，仍旧傲骨崚嶒，感于世情冷暖，不肯下气求人。”（《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1949年第37期《燕京学报》）这是周氏“龙门红学”的核心观点，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研究”《红楼梦》的生命线，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卫护这个观点。
主观唯心论之六：他不认为小说中人物的诗词是表现自己的性格的，而都是描写宝玉与湘云的爱情的。
按头制帽，展示人物的性格，在小说中利用诗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是曹雪芹的一个杰出创造。宝玉、黛玉、宝钗、探春、湘云的鲜明形象是同他们各自所写的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诗塑造人物的自我形象，曹雪芹主要是通过《咏白海棠诗》《菊花诗》两场诗会来展现的。但周汝昌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六首诗名以海棠为题，实皆咏叹湘云一人，湘云才是海棠社的‘主题’。”（《别样红》第133、134页）“玉是精神难比洁”（探春）、“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宝钗）、“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宝玉）、“倦倚西风夜已昏”（黛玉）等等诗句全是歌咏湘云遭遇的。
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是曹雪芹用诗塑造性格的重要篇章。周先生认为这十二首菊花诗不是表现诗人自我性格的，句句都是写“‘东道主人’史大姑娘是也。五个人，十二首诗，次第分明，章法严整，乃是湘云后来的一篇‘诗传’——也是宝、湘重会的传神写照”（《别样红》第66页）。总之一句话，十二首菊花诗就是湘云与宝玉爱情的传神写照。他在自己得意的《红楼别样红》中用八篇文章《人比黄花瘦》《不知谁是梦中人》和六篇《菊谱——湘史》来详细分析“十二首‘本事’是湘云日后的经历和归宿，所以我说《菊花诗》是‘湘云谱’”（《别样红》第74页）。他认为这十二首诗，除过宝玉、湘云是自家声口，余者钗、黛、探三人则是代言人，宝钗的《忆菊》则是代宝玉抒写其怀念湘云之情，相思之苦的。曹雪芹用诗塑造人物性格的艺术匠心，就这样被周汝昌颠覆了。
主观唯心论之七：用他胡编乱造的“一百零八钗”取代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十六人的定稿，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
周汝昌在他的《周汝昌自传》中径直说：“一部《石头记》原计划是写一百零八名女子英豪——如《水浒》之写一百零八条男子好汉。”（《周汝昌自传》第35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总之，曹雪芹就是“专为和《水浒》唱对台戏——你写108条绿林好汉，我写108位脂粉英雄（秦可卿语）”（《夺目红》146页）。
其实在曹雪芹的定稿“末回警幻情榜”只有正、副、又副三种册三十六个人。这有甲戌本、庚辰本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的明文为证。在这回警幻仙子说“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警幻仙子说有三橱装着三种册子，宝玉看到的也只有三橱即正、副、又副三种金钗；两相印证，可见《红楼梦》只有正、副、又副三种册子。警幻仙子还说“馀者庸常之辈，则无册可录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除过这三副册之外，其余都是“庸常之辈”，根本再无册子可记录她们了。
主观唯心论之八：周氏根本不懂《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却给雪芹没有完稿的作品编造了一个“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
他说：“他的原书是‘十二乘九’为结构法，就是以每九回书构成一个‘单元’，到第十二个九回完毕，即一百零八回时，全书收煞告终。”（周汝昌《红楼小讲》第87页，北京出版社，2002年）他故神其词地说：“如今我们该是阐明这个曹雪芹的独特的结构学的时候了。提出此学，极为必要。此学不明，则雪芹的真思想，真感情，真宗旨，真境界，真的总体人生观、美学观，永无可明之指望。”（《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第191页）他的结构学简直成了解决《红楼梦》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红学界都知道《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开始流传时是个八十回本。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前有一条脂批说：“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见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之妙。”八十回加三十回是一百一十回，根本不是一百零八回。《红楼梦》前五回是个独立单元，小说故事的真正开头是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在组织结构上第五回与第六回不属于一个单元，不可能成为第一个“九”的成员。既然小说的第一个结构单元只有五回，那紧接其后的所有九回为一个结构单元就都不能存在了。况且全书是一百一十回，十二乘九的大对称结构的基础也就坍塌了。
主观唯心论之九：为了自己的“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无所不用其极，竟然动手乱改《红楼梦》的版本史实，怀疑曹雪芹对自己原创的第七十九回、第八十回的著作权。
周汝昌在《红楼夺目红》中喋喋不休地说：“据研究者考证，第七十九、八十两回也是后来为了凑个‘整数’而新加配作的，原先也只有七十八回书文，到《芙蓉女儿诔》一读毕，即无文字”；“我们今日所见，仍然是个七十八回勉强配上了末两回的八十回本”（《夺目红》315—316页）。我们特别要指出，这里的“据研究者考证”中的“研究者”其实就是周汝昌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