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红学泰斗”？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说：“所谓泰斗，其实就是大畚斗。但愿少一点到处遗洒，少污染些红学的学术环境。”[21]把装垃圾而且到处遗洒的大畚斗吹捧为“红学泰斗”，反差何其大耶！
为什么在红学界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今天索隐派大行其道，红学界实难辞其咎”。
这是沈治钧的愤激语。杨启樵先生也说：“近年来中国文史类书籍梓行极盛，但总觉得评论甚少；尤其是敢于指摘错误的文章更不多见。这是厚道，也可以说是乡愿。书评不发达，信口雌黄的言论就越来越多，对于读者的负面影响甚大。”[22]这都是实情。学术界出了问题应该通过学术批评来解决，健康的学术界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红学界不能说对周汝昌没有批评。主流红学界也一直不接受周汝昌的龙门红学，致使周汝昌不止一次地说“我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了”。1954年批俞运动时对周氏的批评不能说不深刻。以后对周氏研究《红楼梦》本身不算红学的批评，对他诬陷高鹗被乾隆和珅收买的批评，对他“极端崇曹，极端贬高”的批评，对他《还“红学”以学》的批评，没有停止过。但是这些批评收效甚微，周氏不仅依然故我，倒似乎更“香”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其批评限于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抓住要害，杀伤力不够。二是有些非学术的干扰，这是没法子的。
这次不同，深挖根子，彻底批判，不留情面，有望让周氏亮出原形。
其次，是有关领导对周氏误信误判造成的恶果。
1954年批评俞平伯和批判胡适时领导出面对周汝昌的保护实是周氏今日走红的根子。一是劝周氏批评俞胡并做自我批评，在运动中取得主动；二是李希凡、蓝翎批评《新证》的同时又给周氏说好话：这就给各级文化领导造成误解，似乎周氏与众不同，有贵人在保护着他似的。其实到现在，没有任何中央领导正面评价过《新证》一句话。与俞平伯、胡适相比，更该批判的是周汝昌。胡适、俞平伯用他们的作者、家世、版本考证廓清了索隐派的迷雾，开始把红学引进科学的大门；周汝昌与此相反，把胡、俞带有科学性质的认识推向极端，把胡适的“自叙传”变成绝对化的“史湘云就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重新又回到索隐派的泥坑。虽然如此，以后主管思想文化的领导就只记得周汝昌是曾经受到保护的人物，他的索隐派观点应该批判就再也进不到心里去了。1954年批俞运动对周氏的批评遗憾地被政治的干预抵消了。最严重的是竟然给这部宣扬唯心论的著作颁奖。1999年，文化部居然授予《红楼梦新证》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新证》是周氏给康生、江青、姚文元写信的结果。关于这部书的性质，梁归智在《红学泰斗周汝昌传》讲得很清楚，他说：
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红楼梦〉新证》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但以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
这里有两点很重要：一、《红楼梦新证》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的批示”；已经到了21世纪，周汝昌还不忘江青、姚文元对他的支持，对此感恩戴德。二、它“显然也是从1973年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大家要注意，这是得到周汝昌认可的评价。我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包括否定江青组织的全国“评红”运动的，但是文化部却把一等奖发给了江青“评红”运动组成部分的《红楼梦新证》！
2010年11月26日，由文化部部长、副部长出面，又把这位终生坚持证假为真的新索隐派主将聘为“终身研究员”。周汝昌怎么能不走红呢！
第三，新闻媒体和出版界的推波助澜，帮助扩大周氏索隐派龙门红学的影响。
新闻媒体宣传周汝昌的访问、消息多到不胜枚举，这里只举几个例子以见其余。
红学界经过多方研究，得到统一的认识曹雪芹祖籍是辽阳。唯独周汝昌坚持祖籍丰润说，上世纪80年代央视曾拍摄电视介绍雪芹祖籍是丰润，替周氏做宣传。1993年，丰润县发现清初曹鼎望的墓志铭及曹鼎望之子曹鋡的墓碑，这本来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毫无关系。《人民日报》却报道：“曹雪芹祖籍考证有重要进展”[23]。《光明日报》发表消息，居然说“曹鋡后人皆以水旁字命名，所以曹雪芹（霑）当为曹鋡之子”[24]。把曹雪芹硬从曹頫那里夺走，送给丰润曹鋡做儿子，自然就成了丰润人。《中国青年报》报道“曹雪芹祖居何处，丰润县发现新证”[25]。《北京日报》则进了一步，明确说“红学研究新证曹雪芹祖籍丰润”[26]。到《文汇报》就下了结论：“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27]。替周汝昌宣扬丰润说，这些全国大报全出动了。其实《曹鼎望墓志铭》没有一字涉及曹雪芹及其家族，这完全是个骗局。
《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发表周汝昌《还“红学”以学》，除过周氏自己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以外，把上个世纪红学史一笤帚扫了个精光。王利器先生曾说周氏的《新证》每页上都有错误，这篇论文也是一无是处，充满常识性错误。他连清朝是哪一年建立的都弄错了，不知是1644年立国，硬说“清朝正式‘定鼎’北京事在1664年”。这篇论文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由于被揭露的常识错误太多、太可笑，连周氏都“羞于”把这篇作品收到自己的论文集，不料北大学报却给这篇东西评了个“论文一等奖”。周汝昌撰写了《荣与愧——获〈北京大学学报〉奖之感言》，继续给批评他的人泼脏水，《文汇报》竟然在1997年8月18日发表了这篇东西。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2006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据说今年增加了两篇由海外“专家”写的序又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竟然由两家出版社先后推出。前文已经揭示这是一部周氏为宣传自己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而对曹雪芹和脂砚斋做了手脚的书，口口声声歌颂曹雪芹伟大，却对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动了刀！
一本书《恭王府考——红楼梦背景素材探讨》却先后改换名称，略加修订，用《恭王府与红楼梦——通往大观园之路》《红楼访真——大观园在恭王府》《芳园筑向帝城西——恭王府与红楼梦》，被四家出版社出版。
周汝昌红得很啊！
第四，不少读者的好奇心理和迷信“权威”，给周汝昌索隐派龙门红学走红带来一个客观市场。
好奇是人的自然属性。几乎每个人都有好奇的心理。这就为各种红学派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读者群，这自然也就成了索隐派龙门红学存在的基础。
周汝昌的“湘云嫁宝玉”在曹雪芹的笔下，在脂砚斋的批语中没有任何根据，纯粹是一个龙门故事。但是，史湘云是一个读者喜欢的人物，周氏又把这个“故事”编得似乎很圆，所以它就有了一定的吸引力。
曹雪芹在《红楼梦》定稿中重点写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三十六个人物。周汝昌却说曹雪芹要学习施耐庵描写一百零八位好汉自己要写一百零八位脂粉英雄，他还替警幻仙姑编了一个“情榜”，按照九副金钗，每钗十二人，共一百零八钗的名单，强加给曹雪芹和《红楼梦》。虽然这一百零八位女子大多数是极其平庸的女孩子，难有一技之长，却被周氏说得有板有眼，似乎是那么回事，对想知道《红楼梦》佚稿的读者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这些加上周氏又是一位龙门红学“泰斗”，是“权威”级人物，他的红学著作又神奇有趣，自然就走红了。据说，他的一本著作竟然销售了十万册，很可观啊。
当然，相信自己读书直接感性认识的读者，相信自己的决断力的读者，是不会同意周汝昌的红学观的。
注释
①《何须漫相弄，几许费精神——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34页。
②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
③《顾随年谱》第251页，又见《红楼七宗案》第158页。
④转引自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的321页。
⑤林东海：《师友风谊·红楼解味——记周汝昌先生》第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⑥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
⑦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第358页。
⑧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
⑨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124—125页。
⑩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28页。
[11]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25页。
[12]周汝昌壬午七月初二复刘心武信，转引自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54页。
[13]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55页。
[14]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3—234页。
[15]胡文彬：《梦香情痴读红楼》第212页。
[16]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第113、122、133页。
[17]《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五辑。
[18]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1页。
[19]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第280—300页。
[20]转引自沈治钧《红楼七宗案》第158页。
[21]蔡义江：《走红学健康之路》，《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五辑。
[22]杨启樵：《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第201页。
[23]见《人民日报》1993年7月5日第4版发表的消息《曹雪芹祖籍考证有重要进展》。
[24]《光明日报》1993年7月3日2版发表刘润为《丰润县就曹氏墓志铭、墓碑举办研讨会，曹雪芹祖籍研究有新发现》的消息，文中还称“《红楼梦》中宁国府当指丰润曹，荣国府当指辽阳曹”。
[25]《中国青年报报》[社会周刊]1993年7月22日第1版刊载赵新华、葛昌秋《曹雪芹祖居何处，丰润县发现新证》，宣扬周汝昌的祖籍丰润说。
[26]《北京日报》1993年10月15日第3版刊载宣玉荣、董宝莹《红学研究新证曹雪芹祖籍丰润》。
[27]《文汇报》1993年11月1日第3版发表“本报石家庄专讯”《曹雪芹祖籍丰润已成定论》，撰稿者为《河北日报》记者张云杰、特约记者门振成。文内称：“曹鋡生子名霑，即曹雪芹。既然曹鼎望、曹鋡生死在丰润县，其子孙曹雪芹必定是丰润人。”文内充满荒诞不经的常识性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