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梁归智先生撰写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传》（以下称《泰斗传》），感慨良多。作者在《写作缘起》中申明：“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从周先生经历这一角度写，而且只从正面写”。本来一个学者的传记应该遵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梁先生却要“只从正面写”，即只就“好处说好”这一面来写了。这自然是作者的自由，只要做到了真正的“好处”才“说好”，谁也不能干涉。遗憾的是这一点作者没有做到，反而多次利用歪曲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来把周汝昌的“坏处”说成“好”，对读者起了误导的作用。这需要辨明。
一、在梁归智生花妙笔下毛泽东成了周汝昌的知己
梁归智在《泰斗传》中引证资料，说明在1954年批俞平伯和胡适的运动中，毛泽东曾经把周汝昌和俞、胡加以区别。邓拓和钟洛分别找周汝昌谈话，让他批评俞、胡，并作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李希凡和蓝翎都说过当年自己只写过两篇奉命之作，第二篇就是《评〈红楼梦新证〉》，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予以保护。毋庸讳言，这是当年运动的事实。
但是，作者根本不顾《评〈红楼梦新证〉》对周汝昌的尖锐批评，毫无根据地说：“十分明显，毛泽东读俞平伯的书，对其观点、内容不认同是主要的；而读周汝昌的书，则欣赏是主要的，最低限度说，也是没有表达疑问和反感。”（《泰斗传》第183页）毛泽东欣赏周汝昌，这要拿出证据才行，否则就是空口说白话。
传的作者没有止步，继续前行，他说：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对红学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
奥妙就在于遗漏。
遗漏，其实就是把周汝昌排除在被否定的行列之外，是一种无言的赞赏和肯定。这是毛泽东对周汝昌又一次无声的“保护”。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红学家中，毛泽东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泰斗传》，以下同，第183—184页）
毛泽东没有提到周汝昌，就是对他的保护和肯定，这种逻辑是很奇怪的。这里没有提到的红学家多了，比如王梦阮、沈瓶庵、邓狂言、寿鹏飞、景梅九、李辰冬、吴恩裕等等，何以看出“毛泽东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这里只字没有提周汝昌，自然因为他深受胡、俞影响，是他的资格不够，他还太嫩，这里没有他的位置。蔡元培代表了索隐派，胡、俞代表了新红学派，插不下周汝昌的名字。“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周氏的《新证》是跑不掉的，李希凡和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就是明证。
梁归智还有更过分的推测，他说：
二是毛泽东感到周汝昌的这本书其思想内涵与自己的趣味比较接近。（《泰斗传》第184页）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受到《〈红楼梦〉新证》对《红楼梦》的思想评判与自己的革命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同上第185页）
周汝昌虽然写的是考证性著作，笔触却又带着强烈的感情，如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的那种深恶痛绝的表述，即使毛泽东一时还没有领会其实在内涵，以毛泽东的个性而言，读这样一种风格的著作，是会感到有些过瘾的。（同上第185页）
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价值的认识，毛泽东也是与周汝昌相近，与俞平伯相远。（同上第187页）
毛泽东凭他的天才和直觉感受到了《〈红楼梦〉新证》的价值和分量，感受到了《〈红楼梦〉辨》和其他一些红学著作没有揭示出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真伟大。（同上196页）
这里毛泽东与周汝昌“趣味比较接近”，“价值观有相通之处”，读周氏深恶痛绝高续后四十回的表述“有些过瘾”，根据何在？这种无根之谈，在《泰斗传》中可以说比比皆是。事情还不止此，梁归智说：“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的。”（《泰斗传》第268页）大家要注意，梁归智这里说的是毛泽东的红学谈话，“不少内容和观点”“也都是”来自《〈红楼梦〉新证》或受其启发！毛泽东成了读《新证》的受益者，在这里毛、周观点走到一起了。于是梁归智下结论说：
对毛泽东，周汝昌的确也有一份感激和怀念心情。君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泰斗传》第291页）
毛泽东“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完成了毛泽东是周汝昌知己的论证。我认真阅读《泰斗传》，毛泽东对周汝昌没有做过任何评价，哪怕是一句话的评价也好，更没有记载毛泽东接见过周汝昌，哪怕是一秒钟的接见也好；这些统统都没有，周氏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眼中的国士呢？学术界都知道毛泽东欣赏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为此专门接见过他，一块谈文论艺，成为文坛佳话之一。那么周汝昌有此际会没有呢？没有！“君以国士遇我”只是一厢情愿罢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揆度当年批俞、批胡时毛泽东把周汝昌与俞平伯、胡适加以区分，可能因为周氏当时年纪还轻，属于解放后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还可以教育吧。《新证》的观点错误虽然很多，还是为研究《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曹雪芹家世提供了较为丰富资料。这大约就是当时有关领导让李希凡、蓝翎通过批判《新证》保护周氏过关的初衷吧。“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按理说周氏应该加紧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的红学谈话为指导重新研究《红楼梦》；其实不然，在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周氏完全翻盘，恢复被批评过的旧观点，把胡适、俞平伯带有相对真理性的“自叙传”发展到绝对化的“写实自传说”，从而走向荒谬。这那里有一丝丝“我以国士报之”的影子！
二、在毛泽东眼里，周汝昌是“新红学派”中毒害青年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一贯的观点是要把这部小说当历史读，而且只有用阶级分析法阅读，才能读懂这部作品。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
《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①
这个“还没有搞清楚”里显然是包括周汝昌的。毛泽东谈《红楼梦》多次讲到要拿阶级斗争观点去讲，要用阶级分析法去探讨，这才可能读懂这部作品。周汝昌如何呢？完全是南辕北辙。周氏研究的核心思想是他的严重的趣味主义，他喜欢史湘云，他就说贾宝玉真爱的不是林黛玉，“宝玉真爱的是湘云”②；《红楼梦》最精彩的全在迷失的稿子里的湘云嫁宝玉故事中③。难怪聂绀弩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④毛泽东的用阶级斗争观点解析《红楼梦》是“红学”一家言，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你要得到他的赞赏，你的解读必须和他的观点一致才成。周氏的错误，不在于没有采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而是用主观唯心论的思想和繁琐考证的方法肢解《红楼梦》，将一部好端端的文学作品糟蹋成无聊的游戏，从而得出十分可笑的违背常识的结论。周氏有什么东西值得毛泽东欣赏呢？实在找不到。
毛泽东对谭启龙说：
《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里面有六条人命呢！冯渊、贾瑞、鲍二家的、尤三姐、司棋、晴雯……都白白地断送了性命。“（旧）红学”派、“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⑤
梁归智认为，把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加以比较，《新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考证》跑出了一百米，《新证》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泰斗传》第159页）
如果梁归智的这段话是真实可靠的，那么毛泽东指出的“‘新红学’派，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就得全由周汝昌来承担；如果这只是吹捧而已，周汝昌也得承担一定的“毒害青年人”的责任。
在新红学派三大家中，以周汝昌的主观唯心论最严重，可以说，他的主要红学观无不是主观唯心论的表现。他的核心红学观湘云嫁宝玉即史湘云是曹雪芹的妻子脂砚斋，他的神瑛侍者变甄宝玉、石头变贾宝玉说，他的“木石前盟”和“金玉姻缘”全是指的湘云和宝玉的爱情婚姻故事说，他的《红楼梦》9×12一百零八回大对称结构说，他的一百零八钗说等等，都是他的主观唯心论的强烈表现。真是倾毕生的精力要把这些“假”的证明成“真”的，他用一生经历所为，证明曹雪芹“假作真时真亦假”概括的真实无误。“他们借研究《红楼梦》，推销他们的主观唯心论，毒害青年人”，毛泽东这里批评的难道不是周汝昌，或者说不包括周汝昌只是指别人吗？在新红学派中，毒害天真青年人错误之重，无过于周汝昌了。
我们虽然不能说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新证〉》就是毛泽东红学观的反映，但却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当年认可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指出周汝昌的错误：
由此可见，作者对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学的社会意义的理解是错误的。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究竟为什么进行那样多烦琐的考证。
《人物考》一章的错误，就在于作者较之胡、俞更加强调了曹、贾混合为一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