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司徒雷登是传教士、政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司徒雷登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因此他从小就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杭州话。11岁时，司徒雷登随父母回美国读书，曾经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由于中美两国的差异，司徒雷登有些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再加上美国当时盛行到海外传教活动，所以，虽然司徒雷登也曾对中国的愚昧与蛮荒感到害怕，但是在完成学业之后，他还是毅然决定回到中国。1904年，司徒雷登回到杭州，开始在中国传教。
虽然司徒雷登是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的，但是他并不喜欢传教，只将传教当成一种义务。他反倒是对教育比较感兴趣，因此一边传教一边钻研汉语，准备用教育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忠诚。
1908年，南京金陵神学院邀请他去任教，他欣然接受，并立即带着妻儿来到南京，担任该学院的希腊文教授，也因此在那里学会了南京方言。1910年，司徒雷登出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
1916年，美英两国的基督教教会合办了“北京大学”。由于这所大学是由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又由不同的教会管理，起初运行得非常混乱。1919年1月，校方聘请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司徒雷登到任之后，将校名改为“燕京大学”，并且立即进行改革，为其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道路。在这一蓝图的指引下，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任教几年之后，司徒雷登就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还不惜重金聘请顾颉刚、钱穆、容庚、吴文藻、周作人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提升了该校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1927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在司徒雷登担任校长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它的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虽然燕京大学最终于1952年在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可是它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引导作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燕京大学从诞生到发展壮大所需的一切开销，都是司徒雷登及其同伴在中美两国筹集来的。筹款的过程无疑是艰辛的，正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说：“这种高级乞讨最让人着急的地方，就是尽管我态度友善地吸引了潜在的捐助者，可是这份友谊却迟迟无法变成真实的款项。”
即便如此，司徒雷登还是没有放弃努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被关押，吃尽了苦头，直到1945年才获释。
1946年7月，在国共关系行将破裂之际，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矛盾。1949年8月，因为中国国内战争局势变化司徒雷登离开中国，返回美国。1962年，司徒雷登病逝于华盛顿，遗愿是与妻子合葬于燕京大学校园内。
其实，司徒雷登并不想当美国大使，也不适合当大使，他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希望通过教育达到感化人的目的。只因他的内心时刻都在对人性的无限信任和对新政权的深切怀疑之间挣扎，因此他才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燕大”，匆忙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希望借此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
虽然司徒雷登只担任了3年的外交官，但是因为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缘故，他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人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对他来讲是不公平的。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纯粹的美国人，可是在司徒雷登本人看来，他却是一个中国人，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亲历了这个古老民族嬗变的痛楚，他早已融入这个民族之中。
历史是公正的。2008年11月，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西子湖畔，司徒雷登魂归“故里”的遗愿也算是实现了。
本书是司徒雷登唯一的回忆录，记录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的经历以及他对自己理想的不懈追求。阅读本书，我们不仅能够重新认识司徒雷登，还能了解到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