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几个很好的中国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我们会讲汉语。
但我们很多时候都被要求在放学后，只能在传教士住宿区的大院子里玩耍。父亲在院子里栽了成片的树。我们身在其中，觉得整个院子显得宽广，庞大，充满了神秘感。但我长大后再次回到这里时，它显得平常、普通，失去了儿时的感觉。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喜爱中国的食物——各式各样的点心、糖果和水果，最期待的就是跟随父亲参加当地举办的婚宴。对于当时没有学习中文的书籍，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大的遗憾。但我的弟弟瓦润曾跟随家人回美国休假，回来后，他进了一所中国式的学堂。后来再次回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时候，他能够很好地使用汉语的一些口语和汉字，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尽管我们的生活被限定在了教区附近，但一些特定的生活场景，比如过年时候吃年夜饭、正月十五看花灯、划舟游西湖，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生活体验，都给我留下了丰富和生动的记忆。
在我十一岁回到美国之前，母亲负责了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工作。
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这使我和弟弟大卫进入莫比尔公立学校读书后，都能跟上班级的功课。在杭州，除了在家里面学习外，我们还要上主日学校，定期进行家庭祈祷。有时，我会跟着父亲到庙会上传播福音。
父亲每次讲道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旁边议论父亲的穿着和举止，并且毫不避讳地提出他们的好奇。这引起了我的不快，并开始怀疑我们向那些人传道的价值，这也导致我回到美国后，对这种传教的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情绪。我知道，在正式从事传道活动之前，我必须克服它。
1887年，在中国传教十三年后，父母带着四个儿子坐船回美国休假一年。当时我们几个分别是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
五
这次回美国的行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们几个孩子第一次见识到外面的世界，那些陌生的事物对于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奇和危险。
在轮船上，服务员对我们表现出来的行为吃惊不已——我们总是在别的孩子习以为常的事情上表现出出人意料的无知和热情。我们曾听父母讲过美国富裕的生活，所以在旧金山码头，当我们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报童时，内心惊异不已：在这里，怎么会有贫穷的“外国孩子”？
而轰鸣的火车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新奇。当时中国只有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而这条铁路也因为沿途的农民担心会打扰到祖坟的鬼魂被拆毁了。
到了阿拉巴马州后，父母为了引起公众对中国的关注，将我和弟弟们当作了宣传工具。他们带回了成车的“宝物”：既有中国人日常生活穿的衣服、还有一些祭祀用的物品、餐具及其他物品。我们小孩子穿上中国的衣服，用筷子吃饭，并用中文高唱圣歌：“耶稣爱我，这没有错误，圣书告诉我们……”我们和那些物品一起被当作了陈列品，向公众展示。我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心理。
后来，我和最大的弟弟留在了莫比尔，这里的生活更增加了我们的难堪。我们穿着早年上海流行的原始的英国式衣服，谈吐间全是我们接触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大人腔调。这一切都显示着我们与同辈人之间的格格不入，对他们的言语、习惯、行为，我们一点也不了解。
我们的堂表亲们在为此感到难堪的同时，也表露出了他们对这种关系的兴趣，他们满足于因为与我们的关系而得到的恭维。在这个南方的乡村小镇上（母亲就是在这里作出了要献身做一个传教士的愚蠢决定），我们受尽了同学们的嘲笑和愚弄。甚至母亲的老朋友们也和那些学生一样，总是向我们问一些令人厌烦的问题：你们更喜欢哪个国家？中国人真的会吃老鼠？你们是不是讲中国话？虽然我知道他们可能并无恶意，但我还是极其排斥这种将我们区别看待的问题。有时，他们还会说出令人恼火的话，例如：“看啊，他们多像那些中国的孩子，是吧？”
1888年秋天，我的父母去了中国，我和弟弟大卫被留在了莫比尔的姨父母家。姨父母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大。
姨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和体贴，一点都不比对自己的孩子差。但这个家庭里却有着严格的规矩，这继承于严格的苏格兰长老会。而且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这些传教士的孩子更应该受到严格规范。他们没有去过中国，但却模仿国外的教会，在我们所不熟悉的城市的另一端，为我们修建了一所做家庭礼拜的教堂。每个周日，姨父母带我们穿过整个城市，到那个教堂做礼拜，这使我们不至于忘掉正在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作出牺牲的我们伟大的父母。而周日这一天，任何交通工具都是被禁止的，我们不得不徒步去教堂、去主日学校，晚上还要去参加一个基督徒青年的聚会。整个下午，我们都被要求诵读圣经和唱圣歌。
更令我们感到不快的是，我们被禁止跳舞和去剧院看戏，而我的表兄妹却可以，只因为我们是传教士的孩子。跟我的这位姨母不同的是，我另外两个姨母对我们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她们一个是社会上的名流，一个住在遥远的乡村。
最令我们期待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我们都会被带到莫比尔海湾对岸的另一个姨母家去避暑。姨父曾经是南方军队的海军上尉。在那些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在海湾里游泳、捕鱼、划船。和我们一起玩的还有姨妈家厨师的儿子，他是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黑人。我和表哥经常开他的玩笑，因为他在划船等类似的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笨拙而嘲笑他。一天，他跟我们说：“我要把船划回去。”这时，我和表哥跳到了水里，想在四周游一会儿之后再回到船上。没想到，我们无意间的行为却触动了他种族的自尊心，他觉得我们在借此嘲弄他。他开始划着船向岸边驶去。我们朝他叫喊，让他停下来，但这些话在男孩听来却更像是卖力的嘲弄。他继续划着船，直到靠了岸。他把船停在岸边，气愤地回了家。我和表哥被吓坏了。我们拼命地往回游，一英里的距离显得那么遥远。我觉得自己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但海岸仍是那么遥不可及。一些场景开始在我脑中浮现：我和表哥的尸体漂浮在海面上，令人悲伤的葬礼，家族的那片墓地，远在中国的父母收到我的死讯，他们悲痛的泪水……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游上了岸，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向你们描述这个故事了。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位黑人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叫她“乔治亚阿姨”，她是我们的保姆。对于她，我们又爱又怕，只要不听话，就会挨她的打。不过那时，当地有着严格的种族制度划分，我们也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时，我开始试着理解传教士的理想化和我们被放在阿拉巴马州接受严格教育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监护人活到了很大的岁数，他们在晚年享受到了我们这些晚辈对他们的关爱，而我们年幼时的抱怨也早已消散了。我们和姨妈家的表兄妹一直保持着亲兄妹般的亲情。但在莫比尔的这段生活，还是使我们对传教活动产生了深深的抵触心理。
我们的同伴们在正常生活中所得到的欢乐，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进行传教活动。但我们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和夏天在海边所进行的健康运动，都为我从对宗教的抵触情绪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六
1892年9月，十六岁的我进入到潘达珀斯学院读书。这是南方最好的私立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同时，它还是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学校所在的高地，原来是多马士·杰弗逊的庄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周围的蒙蒂塞洛和落皮丹河，它们的景观一览无余。杰弗逊给自己的庄园起的名字就叫“一览无余”。
在莫比尔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用心学习过。当时，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都认为，学习毫无趣味性可言。我们班上有大概五十个学生，我一直处在第五名或者更靠后一点的位置，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
当时的私立男生学校一般是接纳一些富家子弟或是被公立学校开除的学生，所以教学质量很差，课程也是枯燥乏味。我很少做家庭作业，又对体育运动缺乏兴趣，我的空闲时间都被我放在了阅读小说上。像沃尔特·司各特、布尔沃·立顿、查尔斯·狄更斯等一流作家的小说，都是我在那段时间读完的。
到潘达珀斯学院读书后，我终于摆脱了中国的特殊印记，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我们班上的其他五十多个同学来自南方的各个地方，而我则来自阿拉巴马州。后来，再有人知道我曾在中国生活过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只是纯粹好奇而已。当然，造成我态度上转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夏洛茨维尔宜人的气候和美丽的景色，经过选拔的优秀同学，高水平的教师质量，都令我兴奋不已。我们的校长桑普森拥有高贵的个人品质，是个干练、称职的好校长。校长的夫人有三个兄弟——亨利·伍兹、杰姆斯·伍兹和埃德加·伍兹，他们都在中国传教。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我成年之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校长夫妇对我很疼爱，他们也同样疼爱我的两个弟弟——后来也相继进了这所学校。在夏天，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到潘达珀斯学院之后，我喜欢上了学习，愿意为此努力，并且发现我可以做得很好。其中部分的原因是这里宜人的气候，但更重要的是，我遇上了两位让我极其敬佩的老师。他们都是刚从哈姆普顿悉尼学院毕业的。其中一位老师叫乔治·丹尼（他后来当上了华盛顿与李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的校长），在他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另一位是教我们英国文学的杰姆斯·贝尔老师，他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那一年，我很轻松地得了年级的最高分，并获得了优秀学生金质奖章。
潘达珀斯学院虽然在管理上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但在宗教方面，它有着严格的规矩。可对我来说，在经过了莫比尔五年的生活后，相比起来，这些规矩显得那么稀松平常。健康的生活，校长的品格，摆脱传教士家庭出身的怪名声的喜悦，同学间美好的友谊，严格规范的宗教标准，这些生活中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稳定的宗教习惯。
当时，我对宗教的态度依然消极，但这并没有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压力。
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