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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米·贝尔斯福德在公寓的门厅里脱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挂起来，然后很仔细地把帽子挂在旁边的钉子上。
他伸展一下肩膀，走进客厅，脸上的表情换成一种坚毅的微笑。他妻子正坐在那儿用卡其色的毛线织一顶巴拉克拉瓦盔式帽子。
这是一九四〇年的春天。
贝尔斯福德太太飞快地扫了他一眼，又以惊人的速度织了起来。过了片刻，她说道：
“晚报有什么消息吗？”
汤米说：
“就要打闪击战了，万岁，万岁！法国的形势不太好。”
塔彭丝说：
“现如今真是个压抑的世界。”
顿了顿，汤米又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没必要绕这么大个圈子。”
“我知道，”塔彭丝承认，“故意绕弯是挺让人气恼的。可我要是真问你了，你也会不高兴的。不管怎样，我都不需要问，答案全都写在你脸上了。”
“我没觉得自己一脸不高兴。”
“不，亲爱的，”塔彭丝说，“你脸上那种刻意的笑容，是我见过的最让人心碎的表情了。”
汤米咧开嘴笑了笑，说：
“不是吧，真有那么糟糕吗？”
“糟糕多了！好了，说吧，事情没成？”
“没成。他们什么职位都不让我做。告诉你吧，塔彭丝，一个四十五岁的人却被看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儿，这我可受不了。陆军、海军、空军，还有外交部，个个都告诉我，我太老了。也许以后会需要我。”
塔彭丝说：
“唉，我也一样。他们不需要我这个年纪的人做护理工作。‘不了，谢谢你。’他们宁愿用那些从来没见过伤口，或者连给绷带消毒也不会的黄毛丫头。而我，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三年里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在外科病房和手术室当过护士，做过贸易公司的货车司机，后来又给一位将军开车。所有这些工作，我都可以肯定地说自己做得非常优秀。现在，我只是一个可怜的、莽撞的、讨厌的中年妇女，应该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里织毛衣，我却偏偏没这么干。”
汤米忧郁地说：
“这场战争就像人间地狱。”
“打仗已经够糟的了，”塔彭丝说，“现在就连做点儿事都不行。”
汤米安慰地说道：
“好啦，至少黛伯拉找到工作了。”
黛伯拉的母亲说道：
“哦，她挺好，我想她能做好这份工作。可是，汤米，我还是觉得自己并不比黛伯拉差。”
汤米咧嘴一笑。
“她可不这么觉得。”
塔彭丝说：
“有些时候，女儿确实让人很厌烦，尤其是她非要对你特别好的时候。”
汤米小声说道：
“有时候小德里克那副体谅我的样子真是让人难以忍受，眼神中充满了‘可怜的老爸’的意味。”
“其实，”塔彭丝说，“我们的孩子虽然很可爱，但有时也会让人恼火。”
可是一提到她那对双胞胎——德里克和黛伯拉，她的目光就变得柔和起来。
“我想，”汤米若有所思地说，“人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过了做一番事业的年龄了。”
塔彭丝愤怒地哼了一声，摇着她那长了一头黑亮头发的脑袋，卡其色的毛线团在她的大腿上来回转着。
“我们过了做事的年龄了，是吗？或者，只是别人一直这么暗示我们？有时我觉得我们向来毫无用处。”
“很有可能。”汤米说道。
“也许是这样吧。可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觉得自己很重要。然而现在，我开始感觉所有的事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发生过吗，汤米？你曾经被德国间谍打破头，还被绑架了，是吗？我们曾经追踪过一个危险的罪犯——最后抓住了他，是吗？我们营救了一个女孩，找到了重要的机密文件，获得国家的感谢，对吗？是我们！你和我！是没人在乎、没人瞧得起的贝尔斯福德夫妇！”
“别说了，亲爱的，说这些也没用了。”
“话虽如此，”塔彭丝忍住眼泪，说，“我对我们的卡特先生很失望。”
“他给我们写了一封很真诚的信。”
“他什么也没做——甚至连一线希望也不肯给我们。”
“他现在也不在原位了。跟我们一样。他年纪很大了，住在苏格兰，钓钓鱼而已。”
塔彭丝渴望地说：
“他们可以让我们在情报部门做些事。”
“我们可能做不了这个，”汤米说，“也许，现在我们没那个胆量了。”
“我想，”塔彭丝说，“有人会这么认为。但是，就像你说的，到了关键时刻——”
她叹了口气，接着说：
“但愿我们能找到工作。一个人要是想太多，会腐烂的。”
她的视线落在一张身穿空军制服的年轻人的照片上，那咧嘴笑的样子像极了汤米。
汤米说：
“身为一个男人就更惨了。毕竟，女人还能织织毛衣、打打包裹，或者去食堂帮帮忙。”
塔彭丝说：
“再过二十年我也能做这些活儿。现在我还没老到要做这种工作。真是不像话。”
门铃响了。塔彭丝站起身去应门，他们住的公寓不提供门房服务。
她打开门，看见门垫上站着一个男人，宽肩膀、红脸膛，留着一把漂亮的大胡子。
他飞快地扫了她一眼，友善地问道：
“是贝尔斯福德太太吗？”
“是的。”
“我是格兰特，是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一个朋友，他让我来看望您和贝尔斯福德先生。”
“哦，太好了，请进。”
她把他带进客厅。
“这是我丈夫，这位是，呃，上尉——”
“是先生。”
“格兰特先生。他是卡特先生——不，是伊斯特汉普顿勋爵的朋友。”
“卡特先生”是前任情报局局长常用的化名，比起老朋友的封号，这个称呼反而叫得更加顺口。
三个人愉快地聊了一会儿。格兰特是个随和的人，很有魅力。
没多久，塔彭丝走出房间。很快，她拿着雪利酒和几个杯子回来了。
几分钟后，在几个人沉默的空当，格兰特先生对汤米说：
“听说你在找工作，是吗，贝尔斯福德？”
汤米的眼睛里闪出一道热切的光。
“没错，是的，你该不会是——”
格兰特笑了，摇摇头。
“哦，不是那样的。那种工作恐怕得留给活跃的年轻人去做了，或者是有多年经验的人。我也只能推荐一些枯燥的工作，坐办公室，给文件归档，用红带子捆起来，分门别类——类似这种。”
汤米脸色一沉。
“哦，我明白了！”
格兰特鼓励般的说：
“这样总比没事可做要强。不管怎么说，改天你来我办公室谈谈吧。军需部二十二号房间。我们会给你安排一个工作的。”
电话响了。塔彭丝拿起听筒。
“喂……是的……怎么了？”电话那头传来激动的叽叽声，塔彭丝脸色变了，“什么时候……哦，天哪……当然……我马上过去。”
她放下听筒，对汤米说：
“是莫琳。”
“我猜到了——从这儿就能听出是她的声音。”
塔彭丝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
“很抱歉，格兰特先生，但我得去一趟我朋友那里。她摔了一跤，脚踝扭伤了，可家里只有她小女儿。我得去帮忙处理一下，再找个人来照顾她。请原谅。”
“当然，贝尔斯福德太太，我非常理解。”
塔彭丝冲他笑笑，拿起放在沙发上的一件外套，往身上一套就急匆匆地走了。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汤米又给客人倒了一杯雪利酒。
“别着急走。”他说。
“谢谢。”对方接过杯子，默默地啜饮了一会儿，然后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太太被电话叫走，也是一件好事。这样我们会节省很多时间。”
汤米瞪着他。
“我不明白。”
格兰特不紧不慢地说：
“是这样，贝尔斯福德，要是你来我们部门找我，我还是有权给你介绍一份工作的。”
汤米满是雀斑的脸渐渐涨红了。
“你该不是说——”
格兰特点点头。
“伊斯特汉普顿推荐了你，”他说，“他跟我们说你适合这份工作。”
汤米深深地叹了口气。
“跟我说说吧。”他说。
“当然，这事要绝对保密。”
汤米点点头。
“连你妻子也不能告诉，明白吗？”
“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好吧。但是我们之前是一起工作的。”
“是的，我知道，不过勋爵只推荐你一个人。”
“我明白了。好吧。”
“表面上是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份工作——正如我刚才所说——办公室工作，在军需部苏格兰分部。实际上你是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里是禁区，你太太不能跟你一起去。”
汤米等着下文。
格兰特说：
“你看过报纸上说的第五纵队吗？我想你至少该知道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吧。”
汤米咕哝道：
“内部的敌人。”
“没错。贝尔斯福德，战争开始时，人们的心态都是乐观积极的。哦，我指的不是那些真正了解情况的人。我们一直都知道自己对付的是什么人——敌人的高效率，他们的空中优势，破釜沉舟获胜的决心，还有周密的部署和协调的配合。我说的是敌人这个整体。而我们那些好心的、傻头傻脑的民主人士，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德国会崩溃的，他们国内即将发生革命，他们的武器不堪一击，他们的士兵都营养不良，打起仗来都站不稳，诸如此类。全都是痴心妄想。”
“然而，战争并非他们想得那样。开始就没打好，现在更糟了。士兵们都是很好的——军舰、飞机和战壕里的都是好兵。可是我们指挥不当，而且准备不足——也许，是我们的实力欠缺。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没有认真考虑过打仗的事，更别说提前做好准备了。”
“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改正了错误，慢慢让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工作。我们开始掌握正确的作战方法——而且我们能赢得战争，这一点无须怀疑——但是我们得开个好头才行。然而导致失败的危险元素并不是来自外部——不是德国轰炸机，也不是德国夺取了中立国家的政权从而占据了进攻优势——而是来自我们内部。我们的危险，就是特洛伊的危险——我们城墙里的木马。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叫它第五纵队。它就在这里，在我们中间。有男人、女人，其中一些身居高位，还有一些只是无名小辈，但他们全都相信纳粹的那些理念，而且希望用纳粹那种严厉的、立竿见影的信条取代我们模糊、懒散的民主制度。”
格兰特向前探了探身，依然用友善而平静的语调说道：
“然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
汤米说：“但是，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