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国刚欣然接受，当即卖了很让邻居羡慕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及一部三洋收录机，拿了600多元钱上了南下的火车，想先到深圳“看看”。不久，他当上了深圳爱华电子厂党委秘书。
当年来深圳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来干事的，另一种是来淘金的。禹国刚说，虽然工资待遇对他决心南下有较大促进，但主要还是因为深圳很有吸引力，他想干事。
1983年，应中日青年研修协会会长冈崎嘉平太的多次力邀，我国终于决定选派两名青年到日本学习证券知识。据说，选人到日本学证券这件事，是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老先生向廖承志副委员长提出的。他1979年开始提，连提了3年。廖承志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用股票这些资本主义工具，这事以后再说吧。到1982年的时候，老先生还是矢志不改，又一次向廖承志提出此事。他说你这个人真是，我说过我出钱，你选人，至于学了以后用与不用，大权在你手里，你干吗每次都婉言谢绝？这个话说得很软，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很中肯的，就是希望一定派人。廖副委员长心想也是，用不用以后再说，派两个人学了总不会有什么不好，单从学日语这个角度，能提高日语水平也不错，你平时哪有这个机会？
团中央派人在京、津、沪跑了一圈，都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廖承志副委员长知情后说：你们到广东找一找吧，那是藏龙卧虎之地。
这样，团中央的一纸招考通知便发向了广东各大单位。时任爱华电子厂党委秘书的禹国刚很幸运地看到了通知。深圳毗邻香港，各种信息资讯交流的渠道比较顺畅。在做秘书之余，不爱交际的禹国刚阅读了大量金融类书籍，还托人从香港带来了许多内地根本看不到的证券类书籍。禹国刚对这次考试跃跃欲试，但听说报名的人不少，又非常犹豫。在深圳市团委领导鼓励下，禹国刚在一个星期六下班没跟领导汇报就往广州赶考，参加了星期天设在广州迎宾馆的考试。一看卷子，全部是日文，问的是什么叫市盈率，什么是股票等。禹国刚的日语派上了用场，很快就将题目答完，又举手问老师能不能多要一张空白卷，说是再抄一遍整齐好看些。老师大为惊奇：许多考生正因答不出题目苦苦思考，此人竟已全部答完，还有时间再抄一遍！交了考卷后，几个领导当场拍板：去日本学习的人就是他了！禹国刚事后才知道，此次考试从题目到答案，都是在日本设计拟就后拿过来的。
然而禹国刚却不知怎么向单位领导汇报这事。万一领导对他未经批准擅自赶考一事加以追究如何是好？他硬着头皮找到当时的党委书记许昌同志。想不到这位来自东北的书记十分豁达，他说：你是我们深圳市第一个公派留学的干部，这样的好事我怎么不成全你？禹国刚大喜过望。书记的开明，不但使禹成为深圳市第一位公派留学干部，还使他成为新中国最早学习证券专业的外派干部之一。禹国刚去日本除了学习理论，还在丸庄证券公司一个部一个部地实习观摩。而在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大的东京证券交易所的实习，令他对证券市场有了更深的感受。
几年后，禹国刚成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始人。
宝安发行股票
禹国刚一行刚到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前来采访。这个记者问，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尖锐，弦外之音是说你们是不是在这白白浪费金钱，浪费时间。禹国刚也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技不压身”，多学一点知识将来总会有用的。
禹国刚还不太清楚，1983年，证券市场的萌芽已经在深圳酝酿。
1983年7~8月间发生的这几件不起眼的事情，却被以后认定为划时代的事件。
1983年7月24日，经宝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
当时的深圳成立一家公司并不稀奇，每天都有公司冒出来。但这家公司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采用认购股份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金，从事房地产、农工商、林牧渔业等开发性经营。公司一成立，就已接受17.1万股入股，入股金额达171万元。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计划接受100万股以上，每股股金人民币10元。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接受省内外国营、集体单位和个人投资合股，同时欢迎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合股。县地方财政拥有20%股权。公司保证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利润分红。股东的亲属有股份继承权，有股份转让权。公司经营所得赢利除留作扩大再生产和经营保证基金外，50%做股金分红，从公司所属企业投产之日起每年结算公布一次、分红一次，股东所得股金红利属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该公司成立股东代表大会，由股东民主选举产生代表、董事会正副董事长；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公司所属企业全面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和个人岗位责任制。
该公司首期项目除在深圳深南中路兴建24层商住大厦外，计划在西乡县城内建综合商场1万平方米。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出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均有来函询问和商谈业务，不少人已寄来入股款项，一些华侨、港澳同胞也要求投股。一个月就认购29.8万股，比7月下旬的17.1万股增加了10多万股，入股金额已达298万元。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成立之后，县委三名正副书记分别认购股份1000元。
市、县属机关、企业干部亦纷纷入股，金额超过2万元。福永公社凤凰大队一名干部和一名社员分别认购1万元。该公司还收到全国各地集体或个人要求入股的来函150多封。
公司到1983年年底的4个月中，已获纯利15.7万余元。公司从利润中提取5万元分给购买股票的农民及有关人员，进行首次股票分红，让买股票的农民喜上眉梢。
如福永区凤凰乡文富祥购买1000股，分得红利10元，股息48元。
1984年，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赢利更加向好，年底分红，投资1万元，一年分红利和利息共1896元。
1983年以前，大坑村人住在大亚湾畔，百十口人靠的是打鱼种稻为生，当时人均收入仅几十元。1983年，国家修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大坑村迁到了当时被称为王母墟的大坑新村，大坑村人从此洗掉泥腿收起渔网住进了国家给他们盖好的二层小楼，并获得了国家给的几百万元的移民安置费和土地1983年，蛇口凯达电子厂的打工妹。
补偿费。宝安县投资公司成立后，村里也拿出130元万投了进去，当时没有人敢表示反对意见，虽然有人心里并不太舒服。
1991年，宝安投资公司改制后成为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1991年6月30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后，股价一路攀升，从最初的3元钱，经过18个月的疯涨达到天价33.95元。大坑人最初的130万元变成了1700万股宝安股票，他们先后将600万股抛出，获利6000多万元，将其中的3000多万存入银行吃利息，其余用来买房子购地皮。大坑人被天上掉的又一块巨大馅饼给乐蒙了。大坑村靠股票一夜富甲天下的美名不胫而走，当时的香港报纸称：“北方有个大邱庄，南方有个大坑村。”有人曾想买下大坑人手中的股票，被大坑人拒绝了。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国内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
其实，有一家企业比深圳宝安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早了半个月。1983年7月8日，深圳三和有限公司召开股东联席会议推选组成临时股证委员会首期1000股由股东当场认购完毕。三和有限公司才是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个获准发行股票债券的企业。
1983年8月14日，深圳银湖旅游中心也发行了股票。认购近2.22万股，计人民币22.2万元。
潘强恩创“万丰模式”
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发行国内首张企业股票的时候，沙井镇万丰村的潘强恩也正为引进外商投资而筹措资金。在外商项目的压力下，这位写过小说、做过作家梦的知识青年被逼想象出了“乌托邦”，深圳的第一家农村股份制公司诞生了。
1983年10月，万丰村党支部书记潘强恩与港商陈振豪达成口头协议，港方投资5000万港元在万丰村办一家彩星玩具厂，万丰村必须在半年内盖好两万平方米的厂房，员工宿舍要能安置1600个工人住宿，并做到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
根据港方送来的平面图纸样本匡算，万丰村需要投资600万元以上。当时村里已经集体投资250万元完成了三通一平，还建成一座1500平方米的厂房，港商同意先使用试产。但后面建设大厂房和职工宿舍的资金却没有着落。
书记潘强恩和村长潘九根又到银行求贷。信贷员面露难色：“我们的存款余额已不多，况且万丰尚欠几百万未还呢。”两人空手而归，眼看万丰村对外商的承诺要泡汤。
不过这次银行没有白跑，在银行，他们发现，本村农民的储蓄存款总数竟然超过了100万元（平均每人500多元）。既然向银行借不到钱，不能向村民借吗？为何不发动村民集资建厂呢？
动员集资的村民代表会上，气氛严肃而凝重。面对潘强恩的动员，村民们疑虑重重地提出：要村民出资，你们干部出不出资？出资人有无权力过问经营情况和分红派息办法？钱交给队里办厂，经营不好血本无归怎么办？
还有一件头痛的事。彩星玩具厂厂址选在大边山东部，大边山东面要推去1/3，同时还要征用山边的十多亩已分给群众的土地。大边山是万丰村的靠山，有人认为推山破坏了万丰村的风水，一时间，祠堂、公众场合议论纷纷，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乡亲是现实的。他们看到办厂有钱赚，肯投资，但是一怕刮“共产风”，二怕干部胡来，三怕投资回报无保障。要想让农民从口袋里掏钱出来，得想办法使农民放心。
潘强恩年前去香港谈生意时，曾考察过一些知名上市公司，对其经营运作方法有所了解。此时回想起来，不禁豁然开朗：香港老板搞实业钱不够，发行股票，吸纳市民的资金。我们为什么不来个“方法”引进，也把股份制引入集体经济，让农民投资入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