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多年前的2003年，大事频仍。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上任；不久，“非典”阴云笼罩中国，部分高官因瞒报被免；我们的第一位航天英雄杨利伟驾驶着神舟五号飞向了太空，树立了中国载人航空史的里程碑；此外，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身亡、台湾地区通过“公投法”等事件也使各界舆论沸沸扬扬。
这一年的3月10日，当时看来只是平常的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也仅是一直在进行的机构改革，但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却直至今日。
当天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出现了一批新的机构名称，包括：国资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银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等。这些昔日还较为陌生的名字，在几年后人们已耳熟能详。
4月5日，国资委主要职责经国务院审议通过，主任李荣融和6名副主任（李毅中、王瑞祥、吴晓华、黄淑和、王勇、邵宁）正式被任命。
第二天，国资委在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这个部门已不再保留）的北门——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26号，低调挂出了牌子，这一消息甚至连新华社都不知道。
新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由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国有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此举解决了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和出资人不到位等体制障碍，被称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资分开的重大举措”。
挂牌之后，国资委首先开始了“摸底调查”——为了摸清自己到底管理多少“家底”及“家底”质量如何，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央企清产核资。
紧接着，国资转让审批权划归国资委，李荣融表示：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将国有产权交易都纳入市场交易，国资委要把好审批、资产定价和进场交易三个关口。
上述措施为国有资产的交易打开了通道，外界纷纷猜测，李荣融将会对国有企业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整合效益低下的企业。
不过，当年的7月，李荣融却在与韩国总统政策首席秘书权五奎会谈时表态：国有企业无论怎么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不会改的，196家央企绝不会私有化。到2002年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收占工业企业上缴税收的三分之二；196家中央企业实现的利润占全国15.9万家国有企业利润的64%。在今后的改革中，尽管国企数量会减少，但大的企业会变得更大更强。
之后的10年，国资委对央企开展了管理、产业布局、产权多元化等几方面的改革。
而国资委主导的央企改革也从未脱离这一主线：数量少而影响力却不断增强。或许这只是国资委的数字游戏（数量上告诉我们央企越来越少，符合1998年国企改革理念），最终还是要真正藏富于央企，因此，现在国企受到的批评比1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国企成了一个个巨无霸，膨胀得广受非议。
回到2003年，一个绕不开的主题是MBO（Management Buy-Outs，即管理层收购），这年被定为“MBO年”。伴随着这个名词的是，MBO在中国饱受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之质疑，于是国资委在年底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涉及企业改制的10个主要环节和方面。其中强调对管理层收购的规范，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随着争论的升级，大型企业MBO于一年后被国资委叫停。
或许年底TCL集团与法国汤姆逊集团合资的消息刺激了李荣融，坚定了他做大央企的意念。
于是李荣融对央企高管们“下令”：“必须在两年时间内，使中央企业成为各行业的排头兵。达不到的趁早找对象，否则肯定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
（二）
2004年4月，民营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遭到查处，民营企业家们为此惋惜。财经作家吴晓波将之总结为“法罪错位”的典型。
这一年也是国资委开始玩“数字游戏”的第一年，该年，国资委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同2003年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一起成为国企改制的准绳。2004年年末，中央企业由196家减少到178家。
“数字游戏”的另一面则是“强大法则”，国资委年度业绩考核启动。3月中旬，国资委与150家中央企业负责人签订了2004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加上首批签订责任书的20家企业，已经有170家企业一把手在责任书上签了字。
此外，李荣融还说：今后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的选聘工作将逐步通过公开招聘的形式展开，让国有企业参与到人才的国际竞争中去。言外之意，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将不再那么铁了，高管们也不例外。
这一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忘记了自己保障者的定位，在期货市场上扮起了投机者的角色，并导致了公司巨亏5.5亿美元。对此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一把手陈久霖“收获”了4年的牢狱生涯，并成了第一个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国在国外挂牌上市公司的总裁。这一事件给国企领导人上了根弦——必须把国企的生意当成自己的生意来做，否则是要负责任的。
此外，这一年国资委选择宝钢集团等7家国有独资的中央企业进行董事会试点工作。
一个续曲是，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明确表态，“大型企业不能搞管理层收购”，侧面承认了MBO质疑浪潮中郎咸平的指控。而中国“乳业教父”、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在这一年年底因被控动用公司资金进行MBO落马，次年被判获刑6年。
而2005年顾雏军的被捕则为“郎顾之争”画下了句号。2005年的4月，《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出台，规定中小国有企业可以探索，大型国有企业不得转让，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一规定发布后，轰轰烈烈的MBO之争告一段落。
可能正是这场争论使得李荣融更加谨小慎微，尽量不触及国企私有化的红线。
（三）
时间到了2005年，中央企业的数量又减少了9家，还剩169家。不过原则是没有变的，尽管很多企业的名字从央企名单上消失了，但是没有一家是落入“民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用在此处可能最为恰当，这些被划去的央企都归入了另一些央企的怀抱，在一部分央企消失的同时保证了另一些央企的迅速强大。
国企方面，三九企业集团赵新先被拘无疑是当年的大事，这位“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的名字甚至被收录进了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这次事件使得国企负责人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更加受到重视。后来谈到赵新先的落马，李荣融感触良多：“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证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所造成的毛病。自己决策、自己执行、无人监督，没谁能制约他。”
而联想并购IBM PC（个人计算机）事业部则成了非国企领域里的最受重视事件。
产权改革方面，按照李荣融2003年对央企的设想，建设银行挂牌上市，美洲银行投资25亿美元购买建行部分股份，这是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同时国务院运用外汇储备为工商银行补足150亿美元资本金，批准其实施股份制改革方案，为将来上市做准备。
央企管理方面，在2004年开始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年度业绩考核”之后，国资委在2005年又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开始了“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而本年度的高管招聘也不同以往，25家中央企业同时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高管——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第三次公开招聘：这一次，中央企业“一把手”的公开选拔首次打破“行政任命”，标志着央企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另外，首次招聘正职，并放宽对国籍的要求，15个岗位不限国籍。这个颇具符号性的举措，意在告诉外界央企高管的聘任走向了国际化。
与此同时，国资委完善了国有上市公司相关制度，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外，宝钢集团董事会正式亮相，其中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为外部董事，且全部到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亲自向宝钢集团5位外部董事颁发聘书，至此，我国中央企业第一家规范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开始正式运作。李荣融作出了如此评价：“这是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意义非同一般。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多数是方法上的改进，这次是从体制、制度上的改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颁布，国务院提出了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以建立健全国有大型企业董事会为重点，抓紧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和派出监事会制度。
这样的改革当然是好的，但如果让宝钢集团的此次改革成为我国之前多年国企改革的顶点，未免可惜，接下来的几年内国企改革并未再次出现突破性进展。
2005年10月10日，第三批35家中央企业主业公布，至此，已有近六成央企主业明确。此举意在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培育行业排头兵。早在2004年11月，第一批49家央企主业公告社会的时候，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并明确表示，公布中央企业主业是“为正确引导中央企业投资方向，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和发展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但是这一点有没有真正做到则是疑问。纵观央企公布的主业我们发现，与其称其为央企的主业，不如称之为央企的业务：每一央企涉及的业务仍然很多，难以发现“主”的味道。况且，如果没有相关的制约措施，这样的举措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有告知，而无监督了。
（四）
撇开泛泛的公示主业，转过一年，到2006年的时候，各中央企业在对投资活动的管理上呈现较大差异，客观上需要国资委加强监管。中央企业行业分布过宽，部分企业主业过多、主业方向不明，资源配置不合理。另外，企业规模大小、管理水平也差别较大，情况各不相同。大部分中央企业内部规章制度较健全，建立了企业内部投资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投资决策程序，但仍有部分企业在这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2004年中央企业投资总额约一万亿元，其中非主业的投资约占5%。大部分企业的投资行为较为规范，投资的重点基本集中在企业主业上，但少部分企业非主业投资比重偏大，存在盲目多元化投资问题，投资管理上漏洞和隐患较多，亟待加强监管。因此，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正如前文所说，央企主业分布过多、过大，如何进一步令央企业务聚焦仍是摆在国资委面前的难题。
经过了前几年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的不断努力，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改观。这一年，国资委在重视央企管理的同时继续缩减央企数量，也就是进行央企的兼并重组，又有10家央企的名字从国资委的名单上消失，只剩159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