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山东省委、烟台市委确定我进藏工作时，我心里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在全市1200多位报名援藏的干部中，选中我为7人之一，说明组织上对我寄予了信任与期望；担心的是，能否适应那里高原缺氧的气候，给援藏工作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当年5月20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西藏这片神奇而神秘的土地。一下飞机，映入眼帘的：既有欢迎的人群、鲜花和哈达，又有看不见草木的崇山峻岭，严重的高原反应无情地袭来，只觉得头重脚轻，身子轻飘飘的。乘车沿着雅鲁藏布江边溯江而上，同行的上海援藏干部人手一个氧气袋，而我和其他山东干部则靠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安全抵达后藏重镇日喀则。当天，地委、行署领导为我们接风洗尘，陪送的山东省委组织部王克玉部长刚举起酒杯，就因呼吸困难，脸色蜡黄，栽倒在地，多亏了及时抢救，才转危为安。头几天，住进医院的就达20多人。我和烟台同事一样，嘴唇乌紫，头晕目眩，心跳加速。为了战胜高原反应，我们坚持做到三多、三少、三不，即多吃饭、多喝水、多睡觉，少说话、少走动、少看电视，不吸烟、不喝酒、不外出，始终没有倒下，平安地度过了在日喀则的5天5夜。5月25日，我们奔赴烟台对口支援的聂拉木县，途中有3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按常规，海拔4500米以上即为生命极限。途中，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抱着一种“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心理，随车摇晃、颠簸；当头痛难忍的时候，就紧闭双目，任车爬高、前行，终于胜利地到达了聂拉木县城。
聂拉木，藏语意为通往地狱之路。可见此地环境之险恶、气候之恶劣。人们总以为，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身体会不适。实际上从高海拔到低海拔，身体照样不适。所以，在聂拉木县城工作，南去北往对身体都极为不利。我们到聂拉木仅过了3天，就到道窄路险、海拔2000米左右的樟木口岸走访，顿感非常潮湿和闷热，只是喘气和吃饭舒服一些。再回海拔4000米的县城，又有头痛、胸闷、恶心等高山反应，浑身不自在。但到高海拔地区，身体更受不了。当年6月中旬，我随县委领导到北部乡村调查研究，在海拔4750米的波荣乡驻地，特别不适应。那天晚上，我头痛得就像戴上了紧箍咒，怎么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无奈，吃点止痛药、吸点氧气吧，仍然疼痛难忍，结果一夜未眠。次日到村进寺庙，抬腿走路都很艰难。尽管如此，我并没退缩，硬是咬着牙挺住了。
聂拉木夏天好过，冬春难熬，县城周围冰雪覆盖期长达半年之久。当年11月9日至11日，全县普降大雪，许多地方积雪2至4米，有3万多只牛羊受冻受饿而死。而办公室和宿舍没有取暖设备，寒冷如冰。恶劣的天气把我的手和脚冻肿了，非常痛痒。测测心跳，每分钟超过百下。对此，我没有退缩，而是发扬了“老西藏”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与全县人民一道抗雪救灾，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来年3月初，当我第二次到聂拉木县路过通拉山时，山上的积雪仍有一人高，汽车无法在中尼公路上行驶，只能寻找雪薄的山坡往前直冲，我被摇晃得全身无力，歪躺在车上，话都说不出来，只有不断地呻吟。当越野车陷入雪坑或雪堆时，熊了也不行，仍然要下车挖雪。迎着凛冽的寒风、飞舞的碎雪，我只能有气无力地和同事们轮换挖，挖一挖，歇一歇，真不是人受的滋味。就这样，我们用了7个小时才翻过了平时1小时就可以过去的通拉山，于深夜抵达县城，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适应恶劣气候的实践使我体会到，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只有精神支柱不倒，任何艰难困苦也能战而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