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只好摘下帽子，告罪请退，得到皇帝许可，便快步退出去了。皇帝刘启目送周亚夫离去，说了一句话。“这个愤愤不平的人，将来能事奉少主吗？”
少主，指即将继承皇位的刘彻。这顿饭显然是皇帝刘启的预先设计，如果周亚夫表现出恭顺姿态，皇帝也许会考虑让他做刘彻的辅政大臣。反之，这顿饭就成了周亚夫的夺命索。
所以这其实是一顿比鸿门宴更惊险的宴席，鸿门宴上，至少刘邦是有所防备的，而这一次，周亚夫完全懵懂无知，终于身陷死亡陷阱而不明就里。
回顾周亚夫的崛起，要追溯到细柳事件。时为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汉帝国边关燃起烽火。为抵御匈奴，文帝动员了六路大军，其中有一路驻扎在细柳，指挥官就是周亚夫。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说，汉文帝亲自视察部队，先到霸上和棘门两军，皇家车队，长驱直入，毫无阻拦。将领们下马迎来送往，对皇帝无微不至的慰问感激涕零。然而到了细柳军营，士兵个个身披铠甲，磨利兵刃，把弓拉满，如临大敌。皇帝的开道使者到达，门都不让进。
开道使者说，皇帝就要到了。军门都尉居然回答：“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什么意思，就是说这里是周亚夫的地盘，只有他说了算。
不久，文帝到了，也不能进。文帝也不发怒，而是派使者拿着符节传旨给将军说：“我要进去慰劳部队。”
周亚夫这才传下命令打开营门。然而对皇帝的冒犯并未到此为止，管营门的军官还对文帝随行的骑士说：“将军有规定，军营内不准骑马奔跑。”
到了中军帐，周亚夫手执武器，也不下跪，弯弯腰鞠了个躬对皇帝说：“因为身穿甲胄，不能下跪，请求用军礼相见。”
皇帝点点头，俯身扶着车厢前面的横木行致敬礼，并派人示意说：“皇帝敬劳将军。”
这就回去了，左右都以为周亚夫这下要穿小鞋了，谁知道皇帝感叹说：“嗟乎！此真将军矣。”
这就是汉文帝的气度，换作他老爹刘邦或儿子刘启，周亚夫必死无疑。为什么？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这不是造反么？
文帝是真的赏识周亚夫，他在病重弥留之际，嘱咐儿子刘启：“关键时刻，唯有周亚夫可以放心使用。”
公元前154年，七国叛乱爆发，刘启想起老爹的话，升周亚夫为太尉，主持平叛军事。当时叛军正在猛攻梁国，梁王向周亚夫求援，十分焦急。周亚夫却按兵不动，即便是景帝下诏，周亚夫还是不为所动。
“周亚夫在想什么？昔日真将军，难道变成了胆怯无能的怕死鬼？”
周亚夫有自己的想法。吴楚叛军一鼓作气，势头很猛，如果汉军此刻出战，正中叛军下怀，一旦有失，不但梁国不保，整个崤山以东都危险了。所以，周亚夫的计划是避开叛军的锋锐，反正梁都城池坚固，一时也攻不下来。在叛军士气衰竭之时，周亚夫便可截断叛军粮道，逼其不败而退。
果然，吴楚叛军求战不得，供给线又被切断，士气低落，迅速崩溃。不消三个月，叛乱就被周亚夫平定了，然而周亚夫与梁王却从此结下心结。因母兄宠爱而骄纵的梁王刘武思维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并不考虑周亚夫有何奇谋良策，只记得此人在自己危难之时没有及时救援，从此记恨在心。
而皇帝打算废除太子刘荣时，周亚夫竭力劝阻，更成为刘武、刘彻两大谋夺继承权的实力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
周亚夫为什么力保刘荣？不得而知，似乎两人并无利益联系，或许以周亚夫耿直的性格而言，力保刘荣只是因为周亚夫认为：这个孩子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要废黜他。
于是，周亚夫在功盛臻极后陷入政治漩涡。沙场之上，周亚夫可以做到运筹干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到了官场上，耿直的老周却成了一个天真的孩子。可见官场斗争实在是比沙场厮杀更险恶更复杂的迷局，火线英雄周亚夫陷入漩涡，不能自拔。
大肉之餐后不久，皇帝刘启便对周亚夫下手了。突破口是在老周的儿子身上找到的。老周的这个儿子确实不成器，老爹没死，他已经在准备老爹死后的陪葬品了，他寻思着老爹是一代名将，要找点符合身份的陪葬品。所以向有关部门购买了报废的盔甲、盾牌500个，找搬运工运到侯爵府。老周的这个儿子袖里揣着大块的金银，却克扣搬运工的工钱，可怜那些搬运工干得一身臭汗，气愤之下，向司法部门举报。
原来老周的这个儿子的这次购买行为完全是私下的非法交易。于是，东窗事发，并不知情的老周也一块牵连，下了大牢。老周心想老子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你为这么点小事就和老子计较，愤怒至极，面对法官，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老周哪晓得皇帝刘启已经决心致他于死地，下令周亚夫到廷尉那里报到。
廷尉责问：“君侯想造反么？”
老周说：“臣买的是殉葬品，为什么说我造反？”
廷尉的话颇意味寻常：“君侯就算活着不造反，死了也要在地下造反！”
老周知道没道理好讲了，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周亚夫之死，就律法角度而言，是一种有罪推定。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周亚夫，他们所面对都是“已经认定你有罪，审问只是为了口供”的残酷现实，因此即便他们无罪，也无法解脱冤狱。1789年，法国人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其中有一条说：“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法律的无罪推定，是司法公正的基础之一。周亚夫的悲剧，是权法勾结的产物。
从政治斗争而言，周亚夫的死，宣告刘彻登基的最后一个障碍扫除，大汉帝国历史上一个崭新时代——武帝时代即将到来。这是一个被无数后人歌颂的时代。尽管生活在当时的百姓们或许会认为，逝去的这几十年，特别是正在远离记忆的文帝时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
第七节 独尊儒术：新儒家思想如何取代了黄老思想？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自于建元元年丞相卫绾的一份奏折：“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绝不是一个人、一份奏折就能搞定的。董仲舒、公孙弘的登场，才真正拉开了儒家取代黄老、奠定国学地位的序幕……而且，此时的儒家，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初的孔孟之道，倘若孔子复生，来到大儒董仲舒的学堂，洗耳恭听董老师的讲课，他一定会大为惊诧。
疑点之一：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贤良对策格外青睐，然而董老师真的做了官，仕途却暗淡无光，甚至差点送了性命，这其中，又有怎样的内情？
疑点之二：放猪娃出身的公孙弘一大把年纪出来参加考试，在考官那里还得了个“下”的等第，这样一个无财无势无学问的老头，是如何青云直上，封侯拜相的呢？
疑点之三：占据汉初君臣头脑的黄老之道，面对儒学的步步紧逼，只能依靠一个老太太招架抵挡。为什么黄老之道会失去国学地位？
一、那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公务员考试
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这是刘彻当皇帝的第一个年头。
新年十月（当时以十月为新年的第一个月），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天子签发了一道圣旨，那就是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说白了，这就是一次选拔高级公务员的考试，考试的题目，就是《古今治国之道》。对象是全国境内所有的知识分子。（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诏书一下，全国振动，不论是儒家法家诸子百家，不论是想升官发财的，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论是朝中有人家财万贯除了学问什么不缺，还是一无所有寒酸得只剩下学问的，都打点行装，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到长安谋前程来了。
其实，真的说起来，汉朝的公务员考试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还得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资历，得有人推荐。好在汉初政治清明，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公务员考试的潜规则，这时候倒不是很严重。
所以最后到长安应试的也就百来号人，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
董仲舒这年四十岁左右，俗话说四十不惑，人到了四十岁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疑惑的了，董仲舒却疑惑且郁闷得很。因为他到景帝时代出任博士，确切的时间，有说是前156年，这样看来，到参加这次公务员考试，老董已经做博士长达十六年了，可见董仲舒在政治前途上是不得志的。
说起博士这个官，他的学术地位，有点类似今天的院士，又兼有国事顾问的角色。秦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方技术士，无所不有。汉朝沿用博士制度，皇帝处理政务，遇到有什么不明白的疑难杂症，就把博士召集起来议论议论，最后写份内参供皇帝参考。贾谊就做过博士，常写参考文章给文帝。
老董在十多年的博士任上，默默无闻，一无建树，当然也可以说是韬光养晦，待价而沽。这不能全怪老董，因为汉初的主导思想是黄老政治，讲个清静无为，而儒家是最喜欢搞繁文缛节，最好大喜功的东西，难怪老董郁闷得很，也无奈得很。
但是老董也没闲着，他开班上课，课上得很认真严肃，尤其是很讲究礼法，老师的讲台面前，有帷幕把老师和学生拦开，有的学生甚至毕业了也不晓得董老师啥模样！隔壁有座园林，里面鸟语花香，董老师三年了也不瞧一眼，更别说去玩了。”
董仲舒教授《春秋》，为汉朝培养了一批儒学人才。他的得意门生中，有做到地方诸侯国相的，也有在中央任职的，如担任丞相长史的吕步舒。但是他自己始终却不得晋升。所以汉武帝初年的这次公务员考试，对于老董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升职机会。老董又怎能不把平生所学，全部施展出来？
但是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向诸侯叫卖儒家学说，结果无人问津。董仲舒又是如何兜售他的新儒家学说呢？
董仲舒在第一份答卷，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说：“天和人是有感应的。统治者行正道，上顺天意，下应人情，就会有祥瑞出现。反之，统治者不行正道，不上顺天意，不下应人情，就会有灾异出现警告他。如果再三警告不知悔改，这个国家就会灭亡。“
天不但会发出灾异警告惩罚，还会送出祥瑞对圣明的天子进行奖励。如《尚书》记载，周之将兴，兵渡盟津，白鱼跃入王舟；有火覆盖在王屋上，又忽然流动，变成了红羽乌鸦。这就是所谓三代受命之符。
那么，怎样可以讨得天的欢心呢？董老师说，一是统治者要自正，也就是自我约束。二是要教化百姓。老百姓都是作奸犯科之类，所以要教化他们。
那么，怎么教化百姓呢？董老师说，君主教化百姓的最好教科书，就是儒家思想呀！
董老师先攻击法家，说秦朝以法家为治国思想，结果“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所以法家思想不能维持帝王的万年江山。
既然法家不行，就要改变治国理念，但是汉朝初年奉行道家思想，鼓吹无为而治，在应该“更化”的时候没有“更化”，错失时机。所谓“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不更化理念，皇帝再显明，也不能使国家富强。
答卷交到少年皇帝那里，汉武帝一看，与从前的无为理论完全不同，观点新鲜、刺激有活力，文章又写得文美辞丰，旁征博引，好啊！有《论衡》为证，“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
但是汉武帝还是有些不明白，究竟是黄老无为好，还是孔孟有为好呢？究竟是道家的简约风格好，还是儒家的繁文缛节好呢？究竟是德治好，还是法治好呢？为什么我做皇帝这份工作这么卖力，成绩却很一般呢？
董仲舒得了利好鼓舞，再接再厉，又写了第二策。
关于无为和有为的问题，董仲舒虚晃一枪，以时代不同为理由，提出无为政治适应于上古时代，到了周以后就不适用了。所以黄老已经过时，儒学却正当年！
关于简约和繁文缛节的问题，董仲舒开始亮出马屁绝招，儒家之所以繁文缛节，不就是为了“明尊卑，异贵贱，劝有德”吗？要是皇帝和百姓一样寒酸，又怎么分别贵贱呢？这个马屁拍得皇帝很舒服。汉朝皇帝大兴土木，贪图享受，自汉武帝起，不能不回避董仲舒的这一怂恿责任。
关于德治和法治的问题，董仲舒当然不会放弃这个痛打法家落水狗的好机会，拼命攻击秦的暴政，推尚礼乐德政。（其实指责暴政虽然没错，但董仲舒因此贬低法治，抬高德治，却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暴政不等于法治。）
最后是皇帝的个人问题。董仲舒认为汉武帝之所以未能建功立业，其因有三，王心未加，士素不励，长吏不明，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宣扬儒家思想，用儒家的人做官，用儒家思想恩泽百姓。
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汉武帝还是不满意，觉得这位学术大师说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有所顾虑，于是三降天问，让董老师放开胸怀，大胆地说话，把事情讲清楚。
汉武帝道：“三代的王道都不一样，有没有一个万古不变，百世奉行，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之道呢？”
老子回答过这个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吗？不可说也？”看来老子的回答太玄乎了，汉武帝要董仲舒清楚地说出来。
于是董仲舒说了一句话：“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其实这与他前面说道家过时的言论是自我矛盾的，如果“道”真的不变，适应于上古时代的无为政治为什么到了周以后就不适用了？如果说是天变则道变，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怎么判断天变了呢？道又如何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