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些怨恨上天，上天可能是存心要捉弄自己，先把自己捧上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然后再让自己看着宏图大业在眼前烟消云散，让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最后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上天曾经给了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无限希望，现在又把这种希望无情地掐灭，让自己从意气风发、飘飘欲仙的云端堕入心如死灰、痛苦不堪的深渊。“我前生是不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要用今生的痛苦来偿还啊？”王莽扪心自问。
由于几个嫡子先后离世，王莽担心自己后继无人，所以将二十多年前在封国的时候，与婢女们生下的两子两女都接到了长安，承认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封王兴为功修公，封王匡为功建公，封王晔为睦修任，王捷为睦逯任。对于这几个孩子，王莽终于尽了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
最倒霉的皇帝
接二连三的家庭悲剧远远不是王莽遭受的厄运的全部。在王莽登上皇位之前一直伴随着他的好运气，让他如有神助的那种力量现在抛弃了他，开始与他作对。在中国所有的皇帝中，王莽大概是运气最差的一位了。下面这些天灾人祸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的冬天，河北的真定、常山郡遭遇严重的暴雨和冰雹灾害；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多郡出现蝗灾，黄河决口，水淹数郡；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四月，沿海出现严寒和霜冻天气，六月刮起了沙尘暴，七月飓风席卷关中，树木被连根拔起，长安城内的很多房屋受损。冰雹袭击了关中的一些地方，牛羊都被冰雹砸死了。边郡则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天凤二年（公元15年），邯郸以北暴雨成灾，水深数丈；
天凤三年（公元16年）二月，伴随雨雪天气，一些地方积雪厚达一丈。此后几年，关东连续发生旱灾，导致严重的饥荒；
地皇元年（公元20年）七月，关中降暴雨；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的秋天，霜冻导致大面积的庄稼被冻死，关东发生饥荒，遭遇蝗灾；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的夏天，蝗虫自东向西席卷而来，长安也不能幸免，连未央宫的殿阁上都趴着蝗虫。
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帝国的社会危机，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当中。加之过于激进的复古改革，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打击豪强、富国强兵、改善民生，但由于决策失误、执行不力，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让本就饥寒交迫的老百姓处境更加艰难，而达官显贵、豪强地主、富商巨贾则从中渔利，巧取豪夺。
特别是王田制、改奴婢为“私属”并禁止买卖，更是开罪了世家大族、豪强地主和诸侯王公，这些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对于帝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足以颠覆王莽的政权。
改革的失败加剧了社会动荡，让一心想实现天下大同、太平盛世的王莽反而成了人们怨恨的对象、矛盾的焦点和众矢之的。他想造福于天下苍生，但由于自己食古不化的书生气和不切实际、急躁冒进的做法，换来的是天下人的仇视。好心是可以办坏事的，好人也可能无奈地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坏人。可怜的王莽！
这还不够，帝国的外患随着内忧的不断滋生而加剧。除了让人头疼的匈奴之外，西南的句町国、东北的高句丽、西域诸国也蠢蠢欲动，甚至公开反叛。为了反击匈奴，王莽要求高句丽人出兵助战。高句丽人不愿意参与这场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战争，拒绝出兵。
辽西郡大尹田谭见高句丽人不听朝廷的号令，就强行拉壮丁，很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甚至落草为寇，呼啸山林。田谭率兵围追堵截，结果被高句丽人所杀。地方官把责任推到了高句丽侯驺的身上。王莽召集大臣们讨论应对之策。
富有远见卓识的将军严尤认为，对高句丽人应该采取安抚的政策，如果强行镇压，只能激起更加强烈的反抗。一旦高句丽人和扶余人联合起来，匈奴的外患还没有消除，新的外患就又来了。
可惜的是，现在的王莽已经不是那个礼贤下士、虚怀若谷的王莽。地位的上升让他变得自负和目空一切，登基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沉重的压力，特别是复古改革的一次次挫折，让他更加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这是人自然的心理反应，顺境中心胸开阔，富有包容性，会保持头脑冷静，理性地处理问题，别人的话也能听得进去；逆境中则变得心胸狭隘，心浮气躁，头脑发热，独断专行。
王莽断然拒绝了严尤深谋远虑的建议，反而派他出兵讨伐高句丽。高句丽侯驺虽然最后被杀，但引起了高句丽人的报复，匈奴未灭，外患又起。严尤当初的担忧变成了现实。王莽却对形势的恶化毫无知觉，反而洋洋自得，将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
要说这严尤，应该是王莽麾下最有眼光和军事才能的将军，本有机会成为像卫青、霍去病一样战功赫赫的名将。遗憾的是，遇到了王莽这个不懂兵法和军事、又固执己见的书生皇帝，结果错失机遇、一事无成。从他的遭遇可以看出王莽在用人问题上的明显不足。
当初，王莽在边境陈重兵准备攻击匈奴，他曾建议王莽果断出击，以求速战速决，没有被王莽采纳。结果千军万马驻扎在边境上，长期无所事事，徒然消耗了巨额的军费和物资，最终也没能给匈奴以有效的打击。
后来，王莽打算立王昭君的大女婿须卜当为新单于，帮助他建立王庭，取代与新朝为敌的匈奴单于。他将须卜当裹挟到长安，封为后安公、须卜单于。此时，担任大司马的严尤向王莽建议说：“须卜当处于匈奴右部，他的骑兵从来没有侵犯过我们的边境，每次匈奴单于有所动作，他还向我们通风报信，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现在把他弄到长安来，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胡人而已，倒不如让他留在匈奴对我们更有用。”
王莽还是没能听进正确的意见，反而让严尤带兵讨伐匈奴单于，拥立须卜当。只不过最后没能成行而已。
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严尤面对帝国的内忧外患，心情格外沉重。想想自己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位列三公，也不必顾忌自己的仕途了。他撰写了三篇借古讽今、论述边防问题的文章，试图通过战国名将乐毅、白起不受君主信任的历史教训，劝谏王莽放手任用有才能的大臣和将领。
此后，王莽召集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匈奴的问题。严尤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匈奴对边境的骚扰由来已久，虽然冒犯天威、劫掠财物和人口，对于帝国的尊严和安全构成了威胁。但毕竟是外患，并不能动摇根本，而真正的心腹之患则是国内的流民暴乱和盗贼蜂起，这种内忧才是最可怕的。一旦蔓延开来，有颠覆社稷的危险。所以，匈奴问题应该暂时搁置一下，在边境上加强戒备、严密防范就可以了，把主要的精力和军队、战略资源集中到扑灭国内的盗贼上来。
严尤的观点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可惜的是，他触到了王莽痛处。王莽自比古代的先王和圣贤，认为自己是推行仁政和礼治，理应天下太平。尽管帝国境内狼烟四起，流民暴乱此起彼伏，但王莽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发挥作用，他坚持认为这不过是迫于生计的小股流寇，不足为患。否认在他的治下会有这么多的人因为活不下去，揭竿而起，甚至要推翻他这个圣王的统治。
所以，严尤赤裸裸地指出新朝面临的危险，没给王莽留一点情面，让他恼羞成怒。王莽当场大发雷霆，训斥严尤说：“你担任大司马都四年了，对外不能遏制匈奴的袭扰，对内不能扑灭造反的盗贼。上不畏惧天威，下不听从诏令。为人暴戾，还自以为是善良之辈；固执己见，居心叵测，动摇军心。我虽然不忍治你的罪，但要收缴大司马的印信，遣返回乡。”
后来，王莽的老对头、当初反对王莽辅政、与前将军何武相互举荐为大司马的原左将军公孙禄建议处死贻误朝政的大臣，缓和与匈奴的紧张关系。他也认为帝国的心腹之患不是匈奴，而是国内的叛乱。公孙禄的见解与严尤如出一辙，同样惹恼了王莽，被直接轰了出去。
就这样，一个忠心耿耿、才能卓越、深谋远虑的大臣被王莽赶出了朝堂。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识人、用人是决定得失成败的关键因素。没有识人之明，又不能用人之长，是王莽走向末路的原因之一。
除了高句丽，西域诸国也开始与新朝离心离德。焉耆国发动反叛，杀害了王莽任命的西域都护但钦。面对即将分崩离析的西域局势，王莽也坐不住了。他派出特使王骏等人，想与西域各国联络感情，稳定西域局势。但这次王莽又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
当时，焉耆国表示愿意臣服，西域各国的使者都来迎接帝国特使。王骏头脑一热，自作主张，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这些人，为但钦报仇雪恨，挽回新朝的面子。在他的一手策划下，联谊活动变成了杀机四伏的暗杀行动。
为了方便自己擅自行动，免受他人的干涉，王骏竟然把护送的部队甩在了后面，带着自己的亲信单独前往会见西域各国使者。孰料，焉耆国是诈降，他们事先埋伏好了兵马，杀死了王骏等人。新朝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就此宣告破裂，帝国伸展的右臂折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