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困，是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真实写照。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经济领域又无法实现突破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只能通过政策的强制力量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经济统治。这一时期，通过对招商局的血腥回收以及孔张之役之后，国民政府勉强实现国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随之而来的便是国民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大收编。
九·一八事变和全民抵制日货
就在中国的企业家们纷纷开始实业救国的实践之时，一个事件让中华民族再一次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间，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了一个惊天阴谋，他们命令铁道“守备队”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炸毁，并嫁祸给中国军队。这就是历史上的“柳条湖事件”。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突然发起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军当天夜里便占领了整个北大营，第二天占领沈阳城。在此后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发动进攻，从而使得中国东北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乡亲过上了亡国奴的苦难生活。
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就已经通过日俄战争中夺取的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进行分兵驻扎，这成为它能够实施阴谋的前提。
早在1927年夏天，日本内阁便在东京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在这份纲领之中，日本****者明确地表示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在向天皇奏呈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之中，公然叫嚣：“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由此确立了以侵略中国东北为首要目标的侵华计划。
从1929年开始，日军关东军和陆军参谋本部在中国东北三省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借机侦察东北的军备和交通情况，为制定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提供依据。1931年6月，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进一步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从而确立了以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实施方案；7月，陆军参谋本部秘密地将攻城的重炮调运至沈阳，对准了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就这样，日本****者一步一步走向战争的深渊。
突如其来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面对着蒋介石的不抵抗和不作为，中国的民间力量显示出其强大的号召力，民众纷纷起来抵制日货，一股全民抵制日货的运动在全国兴起。
危急存亡关头，反日情绪开始空前高涨，各地纷纷进行游行请愿，抵制日货运动势不可挡。“九·一八”之后的第10天，北平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时，上海、南京等地的学生上街请愿，要求抵制日货。在此后的一个月内，全国超过100个城市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了与日本的一切贸易往来，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辞去他们的工作。
在此次全民抵制日货运动中，民众还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高道德标准要求。日货被定名为“仇货”，是宁可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全民抵制运动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人们还对“奸商”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奸商”被升级为“叛国的商人”，所有销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形成了对销售日货的商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一种全民性的情绪，抵制日货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几年，国民政府对于抵制日货运动一直持一种非常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国民政府希望借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在一起的民族力量，缓解国内丛生的各种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除此之外，国民政府也将抵制日货看成是鼓励民族工业发展以及保护民国贸易的一种群众战略。1928年，蒋介石在参加一个国货展览会的开幕式时便曾经公开宣称：“国民政府是要提倡国货，要振兴实业，要挽回利权，使外国货在中国没有销路，大家都用国货来打倒帝国主义。”而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与日本的外交关系，国民政府也曾经多次强行解散一些反日的民间团体。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之间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但是已经是形同敌国，国民政府开始走到前台，国民党的各地方党部都公开地参与到了抗议和抵制日货活动的组织工作中。抵制日货活动开始形成制度化，与仇日有关的“五九”、“九·一八”都成为固定的抵制日货活动日。在1932年底，国民政府宣布1933年为“国货年”，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是学生国货年，1936年是市民国货年，而提倡国货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呼吁民众坚决反对日货。
在坚决的抵制日货的浪潮之下，在华的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对华实业投资额最多的是在棉纺织产业，共有43家日本工厂，其总投资总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家，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本棉纺织企业的产量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了停滞状态。
可以说，从“九·一八”事变到全民抵制日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随着中日之间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当中国的普通民众无法通过政府层面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之时，通过经济的手段是普通民众所能做到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次全民抵制日货运动，使得中国民众中所积蓄的力量得到了一次集中爆发，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蒋介石血腥收回招商局
19世纪60年代，由于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经济基础，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举办的军事工业困难重重：经费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严重不足，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等等。这促使洋务派意识到必须是“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以“求富”为口号，在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领域筹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为外商控制的局面，抵制外轮的进一步侵夺，委派沙船富商、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洋泾滨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并正式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
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中，洋务派垮台、清政府灭亡，洋务企业的发展可谓是步履艰难，许多企业难以逃脱破产的命运。到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将洋务运动的仅存硕果之一、国内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收归国营。而从这次收购上说，虽然按照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在递交给行政院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兹与沪上各界领袖协商，均谓非借众力不足以恢复信用，非收回国营不足以根本规划。”但是国民政府名为收购，实为一次血腥的掠夺。
对于私营化的轮船招商局来说，南京政府自成立之后便一直对其窥视并伺机掠夺。1927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招商局监督办公处，由时任交通部长的王伯群亲任监督管理，“督促董事会自动改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尽扶持之责”。当时，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担任招商局董事会的会长，此人号称“皖省首富”，因为身份地位的特殊，宋子文等人对其下手还是非常忌惮的。
李国杰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特将公司的总办职务让给了同盟会的老会员赵铁桥，赵铁桥在1907年便加入了同盟会，曾经是孙中山任命的中华革命党的四川支部长，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很高的威望。但是1930年7月24日清晨，就在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总部大门口，赵铁桥被刺客用手枪击中，当场身中数枪而亡。这一血腥事件在当时的国内引起巨大轰动。有消息称，实施暗杀的是当时上海滩人人闻之变色、就连杜月笙也要花钱“孝敬”的“暗杀大王”王亚樵。至于王亚樵受谁所托、为何实施暗杀和动机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在赵铁桥被暗杀的三个月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便作出了“招商局应收归国营，关于股权债务之处理，由该局整理委员会妥拟办法，呈请国民政府核定施行”的决议。
1932年，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逐步加快，招商局的收编也很快提上日程。在众人看来，在战争时期，由于航运事业涉及军力运输等国防紧急任务，收归国有已经势在必行，因此随后便开始了轮船招商局的国有化进程。轮船招商局在国有化之后，正式更名为国营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与此同时，董事会制度被取缔，分别成立理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制度，招商局的一切经营重新回到了国营体系之中。
在《招商局收归国营令》中，国民政府明确宣布，现有的私人股份将“由国家现款收回，以示优惠股东之意”。但是事实却是，中央银行在购买招商局的股权中总共只花了212.63万两白银，而当时单是招商局的账面资本就有840万两之多，其实际资产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根据《招商局史》的相关记载，当时招商局仅抵押给汇丰银行的五处房产就价值196万两，在汉口等地还有价值367万两的房产，上海与武汉两埠局的资产合计有2336万两，再加上江海轮船及其他资产，招商局的资产总额在5000万两以上，扣除其1700多万两的债务，实际资产还有3300万两之巨。
可以说，国民政府以不到其价值的1/10收购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而且这个过程还充满着血腥的味道。国民政府的这次血腥收购，正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其历史教训值得后人进行深刻的反思。
1934年经济大萧条中的中国企业
由于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从1934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萧条之中。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大的危机都是内外交困的结果，此次大萧条也不例外。对于中国来说，内因便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投机严重，经济畸形发展繁荣乱象，外因却让时人看来非常的奇怪，竟然是因为1929～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中实行的“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当时在中国，知道罗斯福这位美国总统的为数极少，而他的经济政策却影响了中国至少5000万人的生活。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发展繁荣之后，从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起开始全面崩溃，在随后的四年之中更是惨不忍睹。1933年4月，富兰克林·罗斯福接替已经被美国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胡佛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他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推动强势的国家干预政策，实行了包括使美元贬值4094%、禁止私人储存黄金证券和黄金以及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资等新政，这些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美国经济从泥潭摆脱，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正是这个拯救美国亿万家庭的新政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新政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暂时放弃金本位，从而直接导致了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每盎司白银的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迅速涨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是升至067美元。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度，白银价格的不断高涨使得中国的银元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增值，其直接影响便是使得中国商品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由此一来，中国商品的出口大幅减少。而在国内由于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的不断跌落以及消费市场陷入低迷等原因使得金融市场和工商业持续动荡，中国经济由此进入大萧条时期。
从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刘大钧提供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经济的萧条景象：中国净出口商品从1931年的14.17亿元迅速下降到1934年的5.35亿元，生丝出口从1929年的42万担下降到18万担，棉纱出口从34万担下降到1935年的24万担，茶叶出口从94万担下降到63万担。产品出口的日益萎缩还进一步影响到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从1931年到1934年，农业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了47%还要多，农村哀鸿遍野。
白银危机的不断加剧，在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业两个领域造成了不同的后果。
在工商业界之中，经济危机呈现出直接和惨烈的一面。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东北的沦陷，华北形势吃紧，长江中上游战火不断，对于民族企业家们来说，中国市场大半已经是无可作为。而如今，白银的严重外流造成国内的生产能力被大量放空，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之下，全国工厂形势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