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用改革挽救即将丧失殆尽的民心，翁文灏在上任之后很快便组成了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阵容，其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毕业于世界顶级名校的博士生，在这其中，翁文灏本人便是比利时鲁文大学的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和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的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粮食部长关吉玉和社会部长谷正纲都是柏林大学的博士，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和司法部长谢冠生是巴黎大学的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在这个内阁之中唯一的异数要算是财政部长王云五，他是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原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个由豪华阵容组成的博士内阁很快就打响了改革的战役，他们从产业市场化、财政货币政策和治理腐败三个主要方向出发，推出了一整套耀人眼球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企图挽大厦于将倾。
作为一个异常大胆的改革，其过程和结局却成了后世国际金融史的一个最典型反面教材。
在这次改革之中，翁内阁将货币改革作为改革成败的战略突破口。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的通货膨胀以及法币的无度发行已经让国家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因此必须用坚决的币制改革来挽救即将崩塌的货币大厦。为此，王云五提出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为保证金，发行金圆券替代已经就木的法币，通过各地行政力量来强行收存和收兑人民群众手中所持有的外币和黄金的方式，来进一步强化对经济的管制。如此重大方案在没有进行任何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之下，很快便通过了蒋介石的审核，然后急匆匆地出台了。
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货币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就在这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由行政院提出的金圆券改革方案在会议上被宣布通过，当天晚上蒋介石便以总统的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该令宣布：“从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首先是通过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随后，全国各大报刊也纷纷刊登上文。至此全国的物价水平一律冻结在8月19日这一天，这便是“八一九限价”。博士内阁的决策者们深知这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在8月20日《中央日报》刊发的社论中就曾说道，“要知道改革币制就像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国民政府在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还进一步推出了国营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虽然这一议题被讨论了20多年之久，但是具体实施办法却始终没有能够出台，在此大厦将倾的时刻，国有股份的出让被当成救命药方开了出来。于是行政院在进行金圆券改革的同时，宣布对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造纸纸浆公司、台湾糖业公司和台湾纸业公司五家国有企业进行股权市场化改革，这五家企业是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规模最大的国营企业。进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五家国营公司改造成为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向公众出售其中的30%股份。由于此时的国内军事形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已经是非常危急，五大公司的改组在不到一周的时间之内就匆匆完成，显示了国家统制力量的粗糙与“高效”。
出售五大公司的国有资产，对于翁文灏等内阁成员来说能够达成两个战略目标，一是为金圆券的改革提供配套的财政措施，二是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实现市场化改造。通过他们的预计，这五家国营公司在进行股份转让之后的总金额将达到5.64亿元金圆券，折合法币约为1700万亿元，这相当于当时金圆券发行总额的1/4还要多。他们认为有这些实体资产和国库中的黄金做准备，就可以保证金圆券的顺利流通和民众收兑信心的提升。
此时的翁文灏和王云五比谁都清楚，无论是货币改革还是产权改革，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吏治方面的改革，也就是通俗意义上说的能否有效地遏制全国的投机力量，将物价真正稳定在“八一九限价”之上。就在此时，一位实力强大的支持者来到了“博士内阁”之中，他便是蒋介石的大儿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就在8月20日当天，他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决定在大上海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打虎运动。此时内阁改革的成败，已经全系于蒋大公子的一人之身，打虎行动成为这一改革成败的关键。
蒋经国“打虎”半途而废
蒋经国，一位曾经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就是他领导着中国台湾地区实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经济腾飞。但是可能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在国共内战时期，蒋经国还在上海进行了一次有名的打虎运动。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后方的经济开始出现问题，特别是在大上海，投机倒卖现象十分猖獗。此时的蒋经国对党国的腐败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他团结了一批国民党内部的青年精英们，打算要大干一场。蒋经国到达上海不久，便在兆丰公园举行了由十万青年组成的大检阅运动，与此同时，他宣告成立由3000人组成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以及“行政院戡乱建国大队”，在大检阅之后还举行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此次活动出动几十辆轻型装甲车，100多辆摩托车以及1000余匹战马，再后面跟随的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在游行队伍之中，人们高喊着“不准囤积居奇”、“打倒奸商”、“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等口号。在随后的几天里，蒋经国两次率领上海的6个军警单位，全副武装的到全市的水陆交通场所、商品库存房进行搜查。为了能够如实掌握上海地区的真实物价水平，他还到小菜场进行微服私访，随时记录当天的蔬菜产品价格。他还在上海成立了11家“人民服务站”，专门接受人民群众对不法商贩的告密和举报。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让上海人民眼前一亮，因为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如此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了。此次蒋经国“打虎”主要是为了能够完成两个战略目标，一是对不法官僚资本集团进行严厉打击，逐步挽回已经失散的民心，二是进一步控制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以期能够稳定时局。对于此次改革的对象，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 ‘大头’开始。”
果不其然，在随后的打击不法商贩的行动之中，每一个落到他手上的都是真正的“大老虎”。
8月21日，也就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后的第二天，《大公报》便刊出了由记者季崇威撰写的一篇名为《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的新闻稿，这篇报道中称：“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匆匆赶到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3000万股永纱（永安纱厂），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这篇文章一经报道，整个上海市场一片哗然，作为国家的核心机密，有人竟然在币制改革之前抢先得悉并倒卖获利，这让蒋经国非常震惊。为了能够查出政府内部的投机分子，蒋经国拿枪逼迫交易所将所有往来账目交出，从而将19日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两个大户查出，其中的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是上海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儿子。对于这样的人物，蒋经国没有手软，他下令逮捕杜维屏，并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的监禁。另一个名叫李国兰，是国民政府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的妻子。在挖出陶启明之后，他还供出自己是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得知这一机密消息的，这三个人随即被逮捕，其中陶启明被处决。
蒋大公子一出手就显示自己的威力，算得上是言出必行。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先后有64名曾经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而且他对国民政府内部的投机分子也没有手软，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第六稽查大队大队长戚再玉、稽查处处长张亚民被公审枪决。
在铁腕手段的打击之下，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上海的物价一度被稳定在“八一九防线”之内，市民们也开始将手中囤积的美钞、黄金等硬通货兑换成金圆券。到1948年10月，蒋经国总共在上海收兑美钞3452万元、黄金114万两、白银96万两、港币1100万元，合计价值达2亿美元。此时上海的各家商业银行也在9月底之前将存留的外汇储备情况向中央银行进行了申报。以至于上海在整个币制改革过程中成为收兑成效最好的地区。
大部分的老虎被打掉之后，蒋经国开始憧憬着奇迹的出现。但是，接下来的一个“大老虎”却没有让他打走，“打虎”行动也因此半途而废。
在1948年9月底，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的工商业代表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打虎”的宗旨。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杜月笙突然发难，他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此时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蒋经国的身上，对于这样的问题，蒋经国明确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掌管扬子公司的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由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并没有生育，因此对这个大外甥特别宠爱。在此前的几年之中，扬子公司一直从事着走私商品、倒卖外汇的违法勾当，在金圆券改革之后，它又成为上海地区最为嚣张的囤积大户。1948年10月7日，蒋经国下令对扬子公司的上海总部进行搜查并将该公司所有的仓库予以查封，他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一时间，“扬子公司囤积案”在国内各大报纸被争相报道。
公司被查封之后，孔令侃开始向宋美龄哭诉。为此宋美龄专程来到上海，把两人约到永嘉路孔宅进行面谈。面对这一尴尬局面，蒋经国不从，由此引发姨表兄弟之间大吵一场，结果不欢而散。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美龄只得请出最后的王牌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接到宋美龄的急电后，他连夜来到上海处理家庭矛盾。为了给宋美龄一个交代，蒋介石将蒋经国痛骂一通，这对父子之间只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的交谈，蒋经国便神情痛苦地离开了办公室。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发布通告，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就这样，轰动一时的“扬子案”以如此可笑的方式结束了，这就意味着蒋经国的此次上海“打虎”行动半途搁浅。
“放生”扬子公司之后，蒋经国苦心经营的整肃权威轰然崩塌，人们对于政府刚刚建立起来的市场信心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从1948年10月开始，上海物价再一次上涨，打虎行动彻底失败。
“打虎”行动的半途而废也意味着博士内阁货币改革的流产，国民政府的这次改革终以失败而落幕。再加之人民解放军迅速向全国推进，国统区的经济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在隆隆炮声之中，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终将结束，人们将迎来新中国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