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浩劫期间，荣毅仁没有逃脱厄运的降临。为了让他招认自己所谓的犯罪事实，红卫兵用铁棍毒打这位昔日的资本家，荣毅仁的右手食指也因此被打断，妻子杨鉴清也受到了牵连。在绝望之中杨鉴清曾经抱怨荣毅仁：“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此话一出，一向温和的荣毅仁大为恼火，他厉声呵斥道：“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这成为荣毅仁30年中唯一的一次向妻子发火。
1966年8月20日，得知荣毅仁被打消息的周恩来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纺织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严令他必须尽全力保护荣毅仁夫妇。钱之光立刻找到陈锦华商量对策，由于此时的陈锦华是纺织部革委会的负责人，他命令纺织部自己的红卫兵带队去荣毅仁家中将荣毅仁夫妇从师大附中红卫兵的手中解救出来。纺织部的红卫兵连夜来到荣毅仁位于北太平庄的住所，以将他们带回部里交代问题再进行批斗的名义，解救了荣氏夫妇。由于此时荣毅仁的妻子伤势严重，他们还把杨鉴清紧急送往积水潭医院进行救治。
1966年，在荣毅仁转危为安之后，周恩来专门派人来给他捎口信：“要沉得住气，要经得起考验，你还是有希望的。”就是在这样的人生低谷之中，荣毅仁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人格品行，身体稍好一些他便打电话到中央统战部，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请统战部副部长刘述周“转告毛主席、周总理，我跟共产党是跟定了的”。就是这样的一席话让刘述周深为感动。也正是这种不随风倒，不趋炎附势的精神，让处在逆境之中的荣毅仁赢得了共和国老帅们的一致敬重。这也成为“文革”之后他人生30年辉煌的重要起点。
在“文革”期间，荣毅仁的老朋友王震成为了他的邻居。他们俩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识的，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和王震还专程到荣府做客。后来王震调到了新疆主持工作，为了办纺织厂荣毅仁还派出了申新厂最好的工程师前往新疆协助王震，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荣、王二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工作，“赋闲”在家的两人常常在一起议论国是。王震也一直戏称荣毅仁为“老板”，两人可谓是无话不谈，私交甚笃。
随着“文革”的结束，老帅们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王震也成为荣毅仁再一次改变命运的“贵人”之一，而荣毅仁的另外一个贵人便是叶剑英。荣叶两家私交甚好，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两家之间的走动更多。叶剑英非常爱惜人才，对荣毅仁更是格外器重。在1977年以后，叶剑英就曾经有意识地找荣毅仁谈话，征询他对一些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意见看法。荣毅仁的回答让叶剑英非常的赞赏。1978年，此时已经是国防部长的叶剑英提名荣毅仁担任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王震都投了赞成票。
在经历了10年的黑暗和人生低谷之后，荣毅仁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上，当然这仅仅是他人生辉煌的一个开始。但这却不单是荣毅仁个人的开始，这也成为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的全新里程的开始。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中，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荣毅仁的价值无人可以取代。
邓小平、陈云复出与“四三方案”
在“文革”的后期，“林彪事件”给毛泽东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对于“文革”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毛泽东也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在1972年1月10日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过，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便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了有利的舆论基础。
1972年8月，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信，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深刻检讨。在信的最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回中央工作的要求。毛泽东在看了这封信之后，很快作出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但应与其他人加以区别。”在看到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周恩来立即将该批示给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印发。
4月24日，一篇名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是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社论之中明确提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 ‘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自此之后，对老干部的“解放”进程明显加快。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示“解放”党内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干部——陈云。
随着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以及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相继复出，中央开始对部分“文革”中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这也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中央决定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在中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之后，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开始了新发展。
1972年1月，利用西方国家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急需增加对外出口的有利时机，中央决定针对国内的实际需要，成套进口化纤和化肥技术加工设备。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向中央提出的4亿美元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的建议得到批准。以此为契机，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引进交流规模。
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上一阶段和此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了具体的规划。报告建议在之后的三五年时间里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中国企业的新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展开。从1972年起，我国的企业发展，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建国以来开展经济交流、对外引进技术设备的第二次高潮。
周恩来等人在进行技术引进的过程之中，顶住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方面，陈云等发挥了积极作用。1973年6月，在与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谈话中，陈云便提出了“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的重要思想。他认为现在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是定了”，因此，“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位置”。
针对“文革”对中国企业发展的严重破坏，陈云提出恢复外贸金融研究机构，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资料的计划。在陈云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进行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利用外资和筹措外汇工作，1973年筹措外汇资金10亿多元，支持了国家对外技术引进的需要。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的有利时机，陈云又适时地提出购进600吨黄金的建议，从而增加了中国的黄金储备。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
在恢复建立国内出口生产基地、扩大出口贸易方面，按照周恩来制定的“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的方针，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开始积极恢复“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企业出口工作。在周恩来和他们的具体部署下，工艺美术品、农产品等出口生产企业得到了恢复。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此时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歉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有利时机和优势，重点进口了一批棉花原料，在加工成棉布之后再行出口，如此一来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问题，又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同时还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主要以加工出口为主，如进口化肥和设备，增产粮食，再出口大米、肉类等，如此不但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同时也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外汇收入。
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复出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共同艰苦奋斗，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国家外贸经济开创了新的局面。通过“四三方案”，中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一方面来说，先进技术以及成套设备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不断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家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的进程，为国有企业的腾飞创造了条件。
十年“文革”对中国企业的影响
“文革”十年，对中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总的来说，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造成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人为延缓，二是彻底暴露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为之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体制空间和心理空间。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文革”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社会伤害和企业经济损失。在1960年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为1457亿元。但到了197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不到日本的1/3了，与美国的差距更大，只相当于其1/10。尤为严重的是在十年“文革”之中，中国的教育领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全国因此少培养了近100万大学毕业生和200万中专毕业生。一代人的教育被“文革”耽误了，从而使得中国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虽然“文革”时期我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来说总是处在被打断或停滞状态。在1952～1978年之间，中国与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GDP的比较上是整体落后的。此时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只有2.3%，而新加坡、日本、韩国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4.8%、6.7%、6.3%、5.4%和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对外出口额仅仅增长了一倍左右。
十年浩劫时期由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系的构筑，使得产业经济的效率异常低下。城市实行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的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机构繁杂，对于生产资料普遍实行价格管制，就如粮食价格要上调一分钱，也要经过国务院的讨论和批准。在这一时期，私人财产受不到法律的任何保护，民营经济近乎绝迹。在国营企业领域，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下降，效率与效益已经下降到了令人惊奇的地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在这一时期全国的投资总额之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最为庞大，但由于生产效率低，经济效益出现严重的下滑。尽管国家一直在强调“以钢为纲”的口号，但1976年的钢产量仅有2040万吨，只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
我国的私营经济到1976年底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已经微乎其微，此时全国城镇之中的个体工商业者仅剩下19万人，只有“文革”爆发之前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个体运输业减少了88.9%，其他个体经营者也减少98.4%。这一境况在上海尤为明显，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剩下了1283个，个体商贩只有3085人，可谓是百业萧条，个体经济已经濒临绝境。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此时的农村，一些小工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由生产大队或公社建立的“社队企业”主要从事着钢铁、化肥、水泥、机修等行业。它们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一股奇特的经济力量。在资产关系上，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实际操控在某些“能人”的手中。虽然政府默许了它们的存在，但对其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比如这些小工厂只能在公社内部或者附近的地方进行生产和销售，否则就以投机倒把论处。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文革”后的国家建设还面临着缺少投资来源的难题。而且多年的锁国政策，导致没有丝毫的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1973年中国实行“四三方案”之后，开始进行大型设备的引进过程，伴随着设备的引进还相应引进了外国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最后是资本和商业理念。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进程之中，即使是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资本都将享受着超国民的待遇。
注 释
[1].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