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他们的判断，如果竭力维护某种权力会得不偿失，特别是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时，那么无论你怎样劝说和请求，他们都会无动于衷，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们知道，积极起劲地同地方官府作对是要付出代价的，一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他们宁愿做出明明白白地忍受那些敲诈勒索、腐化堕落的行为，而不愿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更不愿去摸老虎屁股或捅马蜂窝。
如果某位学者研究一下中国的百姓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发现这种关系非常独特，既错综复杂又引人入胜。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许多明显而令人惊异的矛盾和相互的抵触，它的确能够说明中国民情的一个新的、与众不同的方面。例如，在做生意方面，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人能够比一般的中国商人更谨慎小心、精打细算和滴水不漏。他们对自己的生意了如指掌，算计得分毫不差。他们会因为一分钱的百分之一而与一位同行脸红脖子粗地争吵上半天，然而却年复一年、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地向官府交纳一打以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虽然他们在心里很清楚，每个项目中所交的捐税都大大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数额，但他们还是照交不误，他们对官府的其他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的事情可以不置一词（更谈不上反抗）、熟视无睹地默默忍受，而当一位邻居或者一生的好友至交在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忽视了礼节，他们就认为那有碍于自己的好习尚，他一定会与他没完。我认识两兄弟。一次，因为弟弟没有称呼哥哥“敬爱的大哥”，而是直呼其名，两兄弟大吵了起来。实际上，两人都是官府残酷黑暗的压榨的牺牲者，但却没有为此大吵大闹，也没有丝毫的抱怨。
这些案例不能解释为中国人愚昧无知，缺乏权利观念，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也不是像有些人指出的那样是因为中国人感觉迟钝、头脑简单、缺乏勇气。他们也不是因为害怕官府，畏惧惩罚而忍气吞声。的确，中国人在谈论及皇帝的时候，大气都不敢出；但当话题转移到当地官员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和话语就变了。中国人非常随便地批评当地官员。在他们看来，这些官员和他们一样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他们对地方官的褒奖和责备也看得很轻。中国人非常喜欢给当地官员起绰号。他们一般根据官员的说话、外表、举止的特征编造出非常恰当的一个或多个绰号。即使最高级别的官员也不能避免这些“昵称”。在非正式场合，恭亲王被人们成为“六爷”，因为他是军机处领先大臣，位列百官之首，同时也是前任皇帝的第六个儿子；有时他被称为“鬼子六”，因为他被公认对外友好，而外国人在中国通常被叫做“鬼子”。内阁中有一位成员，人们从不称呼他的真名或官职，而叫他“尺蠖”。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虫子。我一次还听到军机处的某位成员将皇帝称为“我的老板”。
尽管充满了迷信的思想观念、特有的兴趣爱好，但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他们很少追求或者沉溺于精神生活。他们是头脑冷静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富于幻想的感情用事者。他们很少走上一条不见边际和尽头的道路，对他们来讲，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性格的这一特点与他们那默默忍受不公正待遇的做法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他们确实相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根据他们的判断，如果竭力维护某种权力会得不偿失，特别是会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时，那么无论你怎样劝说和请求，他们都会无动于衷，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他们知道，积极起劲地同地方官府作对是要付出代价的，一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他们宁愿做出明明白白地忍受那些敲诈勒索、腐化堕落的行为，而不愿去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更不愿去摸老虎屁股或捅马蜂窝。
在谈到中国官与民的关系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中国各级官员名义上的俸禄严重不足。朝廷给他们所规定的所谓劳动补偿的薪水，根本不足以用来支付他们所雇佣的幕僚、走卒、仆役等下级人员的工钱，而官员如果没有这些人跑前跑后，他们还真是玩不转。如果我们对此想象一下华盛顿高贵的美国国务卿要把每个月的全部薪水用来支付他管家的费用；同时再考虑一下我们在欧洲各个国家所设立的外交机构中，很少或几乎没有哪一个领事馆的首席外交官能够用他的薪水，在一处像样的地方租一套像样的房子。如果明确了以上事实，我们就能够体会和理解有，在这方面中国的各级官员们的确有难言之隐，很不容易。清朝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每年从“反敲诈基金”（anti-extortion fund）中抽出一部分拨给每位官员作为补贴。这种补贴的数额在许多情况下是官员正式俸禄的二十到二十五倍，但即使加上这一数额也往往不足以使官员们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他们仍然十分寒酸。
以上所述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没有人会提出异议。正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做法。这就是，每一位官员都有权从他为百姓服务的项目中，收取相当数量的特别劳务费。因此，如果是处理一件案子，那么他有权向双方当事人收取报酬；如果是收取皇粮国税，那么他会心安理得“吃”下一笔回扣。真正减少和支持着他的是他所管辖区域内的平民百姓。这一做法在大清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得到了合法的承认，人们对此一般没有怨言和不满。除非某些官员的手伸得太长，榨取得太多，或者某些官员的服务费收取牛头不对马口、漫天要价而激起民愤，那种情况又当另当别论。在西方人看来，这一制度的各种弊端和危害昭然若揭，既清楚明白又真真切切，无需加任何评论和注释。但是，中国人却看不到那种做法正变成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敲门砖和通行证，反而坚定不移、矢志不渝为它进行辩护和支持其存在，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如同做生意一样。
看来这一制度正在经历着针对各级官员（从最低级一直到皇帝身边最亲信的大臣）的一种变革。有一位著名的中国官员，他曾经代表清朝政府常驻外国许多年，并且以杰出的才能赢得了外国人的尊重。他有一次告诉我说，当他从国外回到北京，每一次去拜见皇室的某位成员时，他的仆人要带上一份一百两银子的礼物。在被接见之前，他必须先将这些银子递给把门的官员，然后才能对他放行，这仅仅是第一次；如果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再去拜见那位皇室成员，还要照样交见面礼，不过每次只交五十两银子便可以了。那位官员还向我解释说，官员拜访皇室成员时，都要交纳这样的礼物，至于礼物的轻重，要按照官员的官衔等级严格确定。他第一次所交纳的一百两银子，正是由他的官衔所决定的数额。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一名官员从某一职务卸任之后，向内侍要求按照例行的做法去晋见皇帝。但是他被告知，像他那么高官衔的人要拜见皇帝，一般需要敬献的礼物是五千两银子。那位官员对这一数目颇感踌躇，怏怏不乐，提出只交一半，但是遭到了回绝。因此，他也就放弃了拜见皇帝的请求。虽然他很清楚那将意味着什么——朝廷委任他以新职务的希望就此划上了句号，即使这样，他也不得不那样做，因为他是一位严于律己、清正廉明的国家公仆（事实上在中国这样的官员大有人在），他既没有也根本不会搞到那样一大笔数目的银子。还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一位著名的珠宝商人向我展示了摆布在他店里的一百只像绸缎般光滑鲜亮、色彩绚丽、异常精美的盘子。每只盘子都被分出十个空格，其大小正好能容下一块十两重的银锭。珠宝商说它们已经被某个高级官员预订了，整装待发，只要主顾命令一下马上装好银子。这是呈送给一位王爷的优雅别致的礼物——一万两白银。
这种收送礼物的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它在维持加强社会的安定与秩序方面拥有实践价值。中国的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各级罪行可以通过交纳罚金来取代惩罚，但是司法过程中允许通过纳金来抵消一些并不严重的罪行。实际上大量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压榨罪犯尽可能多的金钱来私下结案。虽然这些钱有的时候被挪用花在了继续的公共事业之上，但是这些罚金从来就没有上缴到国库。在中国，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渎职或者失职行为有非常广泛的认证权力，可以采取罚金等惩罚方式。因此，一旦有反对他们的声音或者抱怨，一旦遇到困扰或者麻烦，下级官员就赶紧向负责官员送钱。如此一级一级类推。
不管这种制度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在正面的意义上，它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那些有权收罚金而又被上级官员监督负责的官员们尽心维护秩序，小心谨慎地统治着百姓。如果地方官明白——事实上他们都明白，如果压榨索取得太多，民怨沸腾，让总督、巡抚们知道了，那么他就不得不与上级官员平分自己的所得。这样做，他还不如普通老百姓精明算计。与其榨取过多，不得不让上级官员拿走一半或者被夺去大半，倒不如只敲诈那一数额的三分之二而全归于自己的腰包。与此相类似，官员的任何玩忽职守如果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而引起抱怨和不满，那么他一定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哪怕这种抱怨和不满不值得一提或者根本就站不住脚。下面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我向美国领事馆附近的一个巡捕局报告了一件偷窃案。其大致情况是，领事馆雇佣了一名中国人作抄写员，结果一个小偷溜进这位抄写员的房子，偷走了里面供装饰摆设用的一些银质器具，总价值不超过十二或者十五美元。听了我的陈述后，巡捕官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一定会惩拿窃贼。但是在此之后事情的办理却毫无结果，我也就逐渐将那件事丢到了脑后。三个月之后，又有一位不速之客竟然窜进了我自己住的房间，偷了比上次多得多的财物逃之夭夭。这次我又请来了那位巡捕，并决定向他施加点压力。我向他威胁说，如果再不认真处理，我将把此事报告给京城的九门提督。这一招还真是灵验得很。在盗窃案发生了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之内，他果真把窃贼抓获，丢失的物品也一件不少地完璧归赵。几个星期之后，那位巡捕要求见我一面，我答应了，一进门，结果他就把上一次窃贼从抄写房里偷走的装饰银具放在桌子上。我看了一眼，一件不少，惊讶之余，我对他表示谢意，于是发生了以下的对话：
“这些东西给我惹了许多麻烦，使我赔了一大笔钱。如果您在向九门提督（军事总督）报告之前事先警告我的话，我可能早就替您找回这些东西面少花我的冤枉钱。”
“可是我并没有向提督申报此事。”
“您一定告诉过他，因为他对这件事了解得非常详细。”
“确实没有。我在提督面前从来没有就此事或者其他事情发表过对您不满的言论。我只是告诫过您，如果无情不赶紧抓获进入我房间的窃贼，我将报告九门提督。而您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使我非常满意，抄写员房间失窃的东西也不是价值连城，因此我就决定不再继续追究此事。实际上，我早就把它忘记了。”
“难道您从来就没有向九门提督提起过您被窃的事吗？”
“我只是间接地提过。对于您所抓获的另外一名窃贼，我当然去了提督那里多次，以同提督商量如何处罚他。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在提督面前赞扬了您那迅速而又令人满意的办事效率。坦率地讲，我告诉他我的确对此既感到惊讶又很高兴。还告诉他，因为对于在这之前一个不起眼的案子，我把它委托给您去处理时，您虽然夸下的海口很大，却根本没有下文。”
“这就一清二楚了。有一天提督把我叫到他面前，首先告诉我，您对我的行动是如何如何满意；然后话锋一转，逼迫我向他全部交代第一个案子是怎么回事，接着罚了我一千两银子。而且还警告说，如果在一个月之内我不能把第一次失窃的东西找回来给您，他将再罚我一千两银子，同时还要撤掉我的职务。您现在再也不需四处奔走抱怨连天了，将来也绝不会有什么窃贼再来打扰贵领事馆。”结果还真的像他所说的一样。
就以上所述的内容来看，我们也许会异常惊异地发现，世界上很少有其他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拥有一个如此完整的统治管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限制和防范不公正的压迫，以及各种滥权等等的措施都设计得相当严密，充满了智慧，的确非其他国家所能匹敌。各种存在保护百姓不受官府欺压虐待的章程和法，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多如牛毛。建立在此体系基础上的政府应当说是理想的政府。因为各级官员处在广泛的监督之下，他们要忠实地按照各种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不接受监督约束的任何行为都被视为非法和无效。除此之外，我们在前文中还提到过中国的监察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公众的利益实行独立的监察权力，不受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按照规定，监察官们要时时观察，密切注意每位官员的一举一动，无论他的官衔职位有多么高贵，都必须接受这种监督。而且，在这种监察体系下，即使最卑贱低微的人，都可以不受挟制、不花分文地将自己的冤屈达于天听——直接请求皇帝出面主持公道。
其他许多指导任命官员以及规范他们行为的规章制度值得叙述一下。因为不仅我们发现这些规章制度充满了智慧，而且清朝中央政府也已经发现制定这些规章制度对于防止种种社会弊端很有必要。例如，任何人不得在他出生省份担任官职，同时他也不能让任何亲戚在其手下担任某一职务，哪怕是最卑微的一级，他还不能从其辖区治理的百姓中娶妻纳妾。同时，同一父母的兄弟所生的儿子（堂兄或者表兄弟）也不能在同一个省内担任官职。如果一旦出现上述情况，那么根据这条规定，一般不超过一年的时间便一定将他们调开。以上几条规则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防止由于家庭裙带关系所产生的任人唯亲、失去公正的现象。中国人非常重视的另外一条原则就是规定官吏在同一地区的任职不得超过三年。三年任期届满之后，官员要另行迁往他处。根据其上届任职的政绩和表现，至少从理论上讲，他们或者要加官进爵，或者要降级使用。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根据百姓的一致请求挽留，官员可以在同地连任一届。但是就整体上看，三年一届后再易地为官的原则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这种做法的目的同样也十分明确，就是为了预防和消除官员与某些当地人结成过于密切的关系，或者与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以至于使官府失去了正常的管理职能，从而破坏政府的形象。
关于大清帝国的卖官鬻爵以及通过这一方式步入仕途后官吏们各种荒唐离奇的行为，人们著书立说，已经写了许许多多。关于这方面内容的异常有趣但也可能不足为凭的众多奇闻轶事也在到处流传。但我本人相信，那些说法和其中的观点都没有明确的事实根据。它们是由于人们混淆了清朝两类形如汉界楚河般迥然不同的荣誉后，所产生的自然不可避免的结论。而那两种荣誉本身都是中国人极力追求的。毫无疑问，在特殊形势下，使用官方头衔和在顶戴上佩带珠子的权力被出售给了相当多的人。皇帝也不固定地将类似的荣誉和特权授予那些富有公共精神的个人。后者捐资修建桥梁、道路或堤坝，在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也作出了贡献。这些荣誉赋予了他们一些法定的特权，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有资格出任官职。笔者认识许多购买或者拥有这些官方头衔的中国人，但都不是现任官员。我作了长期的调查，还没有发现有中国人，或者听说有中国人因为拥有这样的荣誉头衔，而获得超过保甲长级别的官职。虚名头衔和荣誉是可以买卖的，但是通向官场之路完全垄断在国家主持和控制的科举考试。但是一个人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后，我们如果说不是金钱帮他铺平了晋升的道路，那也是不恰当的。
公共舆论在制约官员行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官员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或者伤害了人们的感情，或早或晚都要倒霉。官员们需要履行三种职责。他必须维持地方安定与秩序，征收朝廷规定给他管辖政区的赋税，保证地方上没有抱怨和对他的反抗。做到了这三点，他实际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的政区完全由他管辖。只要管辖下的百姓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和抱怨没有爆发出来，就不会有人去干涉他具体的管理措施。就老百姓一方来说，他们对官员的恰当职责和权威的理解比我们预料的要清楚得多。正如前所述，人们容忍地方官员超越法律的严格限制，非常自由地执政。但是如果后者走得太远，他们立刻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在地方官员三年任期期满，面临升迁的紧要关头，一份并不好看档案材料就会起到毁灭性的作用。这样，洁身自好、严于律己就被中国人视为防范限制地方官越权和滥权的一件法宝。
在大清帝国的各个角落，还存在着一个连外国人都很熟悉的“乡绅士大夫阶层”（literati）。这一阶层的人都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受过教育的读书人，他们一般都完成了读书人所必读的内容，而且已经通过了一两级通向仕途的科举考试。如果把这一类人用西方社会的各阶层作一比较的话，他们非常近似于我们西方国家不在政府中任职的大学毕业生。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西方人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莘莘学子孜孜矻矻、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在科举制度下，他们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没有步入仕途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将来出类拔萃、扶摇直上者。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这一阶层在每个社区中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享有某些法定的特权和豁免权。督抚以下的任何地方官对他们的这些特权都无权进行干涉，更不能予以制裁或者取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阶层独立于地方官府之上，不受其约束。他们把从事体力劳动和经商看做很不体面的事情。只有在十万火急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放下架子去为衣食而奔波。因此，一般地说，这一阶层都是一些优哉游哉从容不迫之士。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脑力去研究琢磨将来该投到谁的门下、步谁的兵法、走哪条路子。同时，由于他们将自己视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于在职地方官的口语诊断一般都比较温和适度，不会走极端。然而，他们对于公众舆论却能够起着决定性的形成、引导和调控的作用。他们既是调解平息百姓之间争纷不和必不可少的仲裁者，又是处理之间事无巨细大小问题的中间媒介。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然而又是被特别认可的“陪审团”，随叫随观察。清朝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监察制度与这一阶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般地讲，朝廷对他们的建议和意见等都十分看重，大部分采纳。因为清廷认识到这些人的意见往往代表了民心所向，政府也深知众怒难犯。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缓冲和调控作用，对于那些本性残暴贪婪的地方官员一定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这一士大夫乡绅阶层自视为社会中的统治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期望着有朝一日也能谋取一官半职。因此，他们在批评贪官污吏时往往羞羞答答、隔靴搔痒，“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在另一方面，这一阶层的家人、亲戚或者朋友又往往是苛捐暴政不可避免的受害者，他们对于这些人的申诉求告又不能完全充耳不闻或者袖手旁观。所以，这类人有时也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对于地方官来讲，他也不敢太过于放肆，因为他需要士大夫乡绅阶层的道义支持，以维系自己统治的权威。因此我们说，不管在大清帝国的任何地区，士大夫阶层都是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平衡摆。
就士大夫乡绅阶层在官民之间所起的作用来看，我们自然应当承认他们的介入对于形成好的政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价值不可忽视。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他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发挥着作用、渗透着能量。这些作用给国家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导致了大量的对外赔款，而且不只一次把国家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的士大夫乡绅阶层素以维护传统的道德说教、古老的习风遗俗和天朝体制为己任。他们每人都自认为是孔夫子的再造，是圣人的化身，都是智慧的源泉、完美的楷模。他们对孔子及其说教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任何超出他的那块天地的学问都或者被视为罪恶的异端邪说，或者被视为一钱不值的粪土尘芥。他们既偏执冥顽，又狂热盲信。因此，这一阶层实际形成了作茧自缚、深闭固拒的情况，因而也就成了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显然，我们有很充分的根据可以指证他们说，是他们煽动了百姓对外国人的敌视和反对，也是他们激起并促成了许许多多的暴力冲突，特别是在那些以外国传教士为重点突击对象的事件中，他们更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引以为豪地视自己为维系天朝体制的一支非同小可的重要影响力量，而在实际上，他们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健康发展为害甚巨。
中国的老百姓发明了许多独特的方式，以褒扬地方官员的突出政绩。某地方官出行，如果在其前面开路的随从手里拿着一把红色的绸缎伞，那就表明此官员是一位深孚众望、受民爱戴的人。这种伞一般是由民众共同捐资修制的。他们在伞上刻下一两句颂扬的话，以及所有捐献者的名字后，就把它送给那位赢得了民众敬重的地方官。有时，他们还会举行一个盛大的游行，以这种隆重的仪式将伞送到官府。另外，百姓还可能将一块匾或者一条绸缎的绶带上写上一些褒扬的话，然后将其敬献给他们所爱戴的地方官。1870年6月，天津的地方官就被授予了这样的一把伞，另外还有一块上述类似的匾。伞上刻着“万民之伞”之类的字样，以表达整个天津百姓对这位官员的良好祝愿；匾上刻的内容是“万民之活佛”之类的字样。百姓以这样别出心裁的方式将接受者称为大慈大悲的佛祖释迦牟尼——那位他们的保护者。
这些非同寻常的礼物显示了士大夫乡绅阶层幕后操纵的可怕力量和影响。对此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毫无疑问，那把伞连同那块匾一道，是在士大夫乡绅的授意下送给天津那位地方官，以作为对他行动的鼓励和奖赏。因为仅仅在那一敬献仪式结束三天之后，便发生了令人恐怖的天津愤然事件。对于这一整合，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正是士大夫乡绅和他们对百姓的影响导致了这一事件那一令人震惊的后果；二十名外国人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她们被处死的方式令人毛骨悚然，非语言所能描述和形容。那位地方官为一把伞和一块匾所换来的，是被流放到阿穆尔河畔，充军服苦役。二十名当地人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人受到其他形式的惩处。同时，清朝政府还赔款将近500000两白银，并派遣了一个专门的代表团去法国道歉[1]。
当一位游历者进入中国的任何城市时，他很有可能发现在那牌楼上悬挂着形状各异、腐烂不堪的靴子。这又是百姓表达对他们所爱戴欣赏官员的另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当一位深受拥护的地方官任朝届满、即将封印离职时，百姓便选派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代表，去说恭维赞扬之类的话，然后异常郑重地请求，给这个城市的百姓留下一双他的官靴。这种请求被视为很高的荣誉，从来没有人表示拒绝。之后，这双靴子就在锣鼓喧天、音乐震耳的吹奏声中被庄严地送到城门，在那里悬挂起来。它们在那里任凭风吹雨打，直到烂掉。
常常有许多事例表明，中国的百姓对于地方官不合理的敲诈勒索强取豪夺不仅表现出相当的从容，而且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就我所知的一件事情能够说明以上结论不是妄谈。它显示了百姓的独特处事方法，他们的克制与忍耐，以及由此使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我们将此事例作为本章的结尾，也许还算比较恰当的吧。
按照清朝的法律规定，政府要征收土地税，每亩地都有固定的数额。由于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较小，单项的款额因此便显得无足轻重。所以，百姓在交纳土地税时通常毫不例外地以铜钱代替银子。虽然每两银子对铜钱的比价日新月异，但其基本的比价总是维持在一比两千文的水平。实际上这一比价总在上下波动，因此便给地方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能够利用市场上银子对铜钱比价的变化，在向百姓收取土地税时大揩油水。在离北京城不到一百里的某郊区县，那里的地方官数年来都是以一两银子比四千文铜钱的比例收取土地税——也就是说，通过征收土地税，地方官获得了100%的利润。对此人们毫无怨言，总是认真交纳。因为正像我们早已指出的，百姓认识到，地方官也要维持生存。但是一名新官上任之后，他把比率由一比四千文提高到了一比五千文，对此人们并没有说什么，照样交纳；于是新官天真地认为自己的百姓脾气好、好欺负，结果数月之后，他又把银子与铜钱的地税比价提高到了一比六千文。对此人们开始嘀嘀咕咕地发牢骚，然而还是照交不误；结果比价再一次上调，达到了一比七千。于是群情激愤，议论沸腾，人们准备有组织地进行反抗，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在新官任期即将过半时，他又一次提高比价，下令以八千文铜钱比一两银子的价格征收土地税，这比百姓实际应交的数额高了四倍。
这一举措成了危机的导火索。人们方始举行了一个群众集合。会上决定给皇帝写一份申诉状，通过监察官员转呈上去，控告他们所遭受的灾难，请求尽快将那贪得无厌的地方官撤职查办，以平民愤。因为县城到北京的路很近，会上还决定选派几名代表亲自将诉状送到北京，以尽快澄清他们的冤屈。诉状写好之后，一个由三名颇有影响的乡绅组成的代表团便带着它来到京城，亲手将它交给了都察院的负责官员。
清朝政府对于各种正式申诉状的规格、形式、写作方式等方面的要求都有相当严格烦琐的规定。它们一定要用一种特殊颜色的特制纸张书写。其行文的要求相当严谨和规范，非一般文体所能比拟。状子写好之后，要按一定的尺寸去折叠、装封，然后写上收状人的姓名地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按严格的规定去做。
然而情况对那三名上诉者非常不妙。他们的诉状在一两处无关紧要的地方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去书写，于是原状不仅被驳回，而且他们每人还被赏了五十大板，同时还以轻视法庭的罪名被罚了一小笔钱。他们失魂落魄，像斗败的公鸡一般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乡。那地方知县得知这一消息，便立即宣布将地税的银铜比价再次提高到了一比九千，以庆贺自己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位知县太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他太小看了他们。人们又立即举行了一个集合，更加仔细认真地起草了一份申诉状，而且又加入了知县最近的这一暴行。诉状写好之后，他们仍然派几名代表亲自将其送到了京城。这一次，他们终于取得了成功。违法的知县得到了应有的惩处。他不仅被罢黜了职务，而且将来永不叙用。朝廷决定重新向该县派遣一位深孚众望的清官。这位官员一到任，便马上召开了一个广泛的民众大会，让大家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讨论如何确定一个合情合理的地税比价。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铜钱与银子的比价应定在五千文比一两的标准。为纪念此事，人们在城镇中心的广场上竖起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其上刻着某年月日，知县与百姓举行会商后，一致同意，在将来，土地税永远按照一两银子比五千文铜钱的比例收取，不得违反，云云。
注 释
[1].① 在此作者对天津教案的叙述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