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赐本身也要节约
唐德宗时，长安发生兵变，德宗流离失所。路上有人进献瓜果，德宗打算授予散试官，为此向翰林学士陆贽咨询。陆贽上奏说：“爵位的授予，通常应当遵循慎重和珍惜的原则，不可以轻易使用。（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轻用。）因进献瓜果而授官纯属小事一桩，然而影响却很严重。对于他们只可以赐予钱帛，不应当用官位来酬谢。”德宗说：“试官只是虚名，无损于事。”当时有职事官、散官、勋官、爵号的区别，掌管实务领取薪俸的只是职事官。听了德宗的话，陆贽接着上奏说：“今天的弊端，就在于爵位的价值过轻，应该想办法提升它的分量。即便如此，仍然担心它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现在反而自轻自贱，拿什么去激励人！如果进献瓜果的人也授给试官，将士们一定会相互说：‘我舍生忘死才获得官位，这些人却因为进献瓜果也同样封官，国家把我的身体和生命等同于瓜果了。’把人看成草木，谁还为国家卖力呢！”（《资治通鉴》卷230）
赏官的危害
唐肃宗就赏官问题征询李泌的意见。
李泌说：“古时候，官职任命给有能力的人，爵位封赏给有功勋的人。汉魏以来，虽然采用郡县制，但对功臣则赏赐土地，可以传给子孙，直至北周、隋朝都是如此。我大唐建立之初，因为尚未取得函谷关以东广大地区，赐封的爵位大多只是一个虚名，为了保持一致，那些享受实封的人，也只能享受他们封地上所征收的丝织品与布匹而已。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想要恢复古代制度，由于大臣们有不同的意见而没有实行。因此赏赐功臣一般是委以高官。用官职赏赐功劳有两种危害：如果才不堪用就会误事，如果权力过重则难以控制（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资治通鉴》卷219）
不以关系赏官
唐宣宗很孝顺，服侍母亲郑太后非常上心，为了便于见面，朝夕奉养，他没有像别的皇帝那样与太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宫室，而是跟母亲住在一处。宣宗的舅舅郑光曾经担任平卢节度使、河中节度使，宣宗跟他谈论治政，郑光说不出什么，宣宗对他的鄙陋浅薄很不高兴，便不再让他出任外官，留在朝中供职，以便经常给予指教。母亲郑太后几次跟儿子念叨郑光贫穷，想让宣宗放他到地方做官，宣宗赏赐给郑光许多金帛，始终没有答应母亲的要求。
牛丛出任睦州刺史，入朝向宣宗谢恩，宣宗赐给他紫色衣服。牛丛说：我身上现在穿的这件绯衣是刺史的标识。宣宗说：那就再赐给您一件绯色衣服吧。宣宗很重视代表官吏身份和地位的官服，并且十分珍惜它，有关部门经常预备绯衣和紫衣好几套跟在宣宗后面，以备随时赏赐，但有时半年也用不上一件，所以当时人均以穿绯衣、紫衣为荣耀。宣宗特别器重翰林学士，然而每有翰林学士升迁，宣宗一定要核查任官的年月，看是否符合条件，避免近臣额外得到官职情况的发生。
宣宗身体不适，吃不下饭，很是忧烦。召医工梁新诊治，几天便恢复了正常。梁新要求赏赐自己一个官位，宣宗不准许，只是下敕命令盐铁使每月给梁新3000缗钱。
宣宗聪明细致，谦恭谨慎，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从谏如流，从不轻易将官位赏人，生活节俭，珍惜财物，所以这一时期的政治较为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思念歌咏他，称他是小唐太宗。（《资治通鉴》卷249）
失望与愤怒
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从小喜欢唱戏，坐上皇位后格外宠爱优伶。有一个名叫周匝的优伶被后梁抓获，李存勖思念不已。后唐灭后梁，两人相见，周匝哭诉，说自己能够平安活下来，全靠后梁两个负责乐工的官员陈俊和储德源的照顾，希望把两个州封赏给他们作为报答。李存勖竟然答应了。宰相郭崇韬说：“跟从陛下一起夺取天下的人，都是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现在大功初成，这些人还没有一个得到封赏，却先任命优伶为刺史，恐怕要失掉天下人心。”
周匝的要求便被搁置下来。过了一年，优伶常常提起这件事，李存勖对郭崇韬说：“我已经答应了周匝，说话不算话，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见他们的面。你讲得虽然很对，但还得想想我的难处，把你的意见放一放，给人家安排一下。”结果陈俊被任命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当时亲军中有身经百战而没有被封为刺史的人，大家无不愤怒叹息。
后来，李存勖灭掉前蜀，得到乐工二百多人，其中有个叫严旭的蓬州刺史。李存勖问：“你是怎么当上刺史的？”回答是：“凭着歌声。”李存勖命他唱歌，很满意，答应恢复他的刺史职务。（《资治通鉴》卷273）
众叛亲离
后唐右谏议大夫薛昭文上书庄宗李存勖，说士卒长期征战在外，得到的恩赏却很少，以至于无法养家，建议把各地进献的贡品以及南郊收上来的杂税赏赐给他们。李存勖不听。军中不满，宰相带领百官上奏，说内库还有剩余财物，不妨拿来补充士兵家用，否则军队恐怕会产生二心。
李存勖正打算采纳这个办法，刘皇后插了进来，说他们夫妇君临天下，是天命安排，军队又能怎么着？她把梳妆匣、三个银盆以及三个幼子抱到堂屋，说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去卖了供养军队吧。宰相吓跑了。
后来形势吃紧，李存勖总算拿出金帛赏给各军。士兵们背着得到的财物骂道：我的妻子已经饿死了，现在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李存勖在战斗中失利，每逢遇到卫士便许愿，说一批进贡的金银就要运来了，到时候全都发给大家。得到的回答是：陛下的赏赐已经晚了，没人会感谢您的恩典！不久，兵将们丢下李存勖跑了，李存勖中箭受伤，得不到照料，很快死了。刘皇后出逃，在晋阳当了尼姑，后被人杀死。（《资治通鉴》卷273、274）
小结
同一个李存勖，既过头又不及，真是个赏罚方面的坏典型。他之所以如此愚蠢，就在于根本没弄明白赏罚的目的是调动和维持部属的积极性，结果把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最后人心丧尽，孤立致死。
那么，怎样才能调动部属的积极性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赏罚才是适中的呢？有人迷信财大气粗，以为奖罚的对象越广越大越好，赏罚的数量越多越重越好。其实不然。人人都得到了奖赏，再多也等于没有奖赏，人人都得到了惩罚，再重也等于没有惩罚。这种做法最无效率，花钱不少，无人叫好。为此战国时期的改革家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给出一个办法，就是重赏重罚，由于重，受众只能是少数——所谓重点突破，带动全体。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最见效，虎狼般的秦国士兵就是这么刺激出来的，效果摆在这儿，商鞅说这就叫“适当”（见《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由此可以这样看，赏罚是否适当由效果说了算。
3．赏罚兑现
要义
春秋时著名政治家管仲说：“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奸伪也。”（《管子·九守第五十五》）意思是，奖赏贵在兑现，惩罚贵在坚决。奖赏兑现了，惩罚得到贯彻了，人们看在眼里听到耳中——即使没有亲眼见到也不要紧——赏罚的威力便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只要坚守诚信，就可以畅行天地，通达神明，显示真伪。
故事
白起之死
秦朝末年，各路义军讨伐秦廷。秦将章邯率大军与义军对抗。义军一方的赵国大将军陈馀给章邯写信，说：“昔日的秦国大将白起，率军向南攻占楚国的都城鄢郢，向北与赵国战于长平，坑杀赵军数十万，攻城略地，战功数不胜数，最终却被赐死。不久前的秦国大将蒙恬，北逐匈奴，开拓榆中土地几千里，最后竟然被斩于阳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功劳太多，朝廷没有办法一一兑现，便找条法律硬扣在他们头上，杀了完事。（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读罢，章邯决定投降。（《资治通鉴》卷8）
空诺
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赐予元丕、陆睿、李冲、于烈等人不死诏书，但后来却处死了陆睿。
司马光评论道：“爵位俸禄的赐予和废黜，生命的给予和剥夺，是君主得以驾驭臣子的重大手段。故而先王的制度，虽然有亲、故、贤、能、贵、功、勤、宾等所谓‘八议’的优待，然而一旦臣下犯有罪过，不直接赦免，必须通过刑法部门的评议，可以赦免则赦免，可以宽大则宽大，可以刑罚则刑罚，可以诛杀则诛杀。处理是轻还是重视情况而定，处理是宽还是严随时机而变。为此保证了君主实施恩典但又不失威严，臣子得到赦免但又不敢有恃无恐。北魏却不是这样，对于功臣和重臣，往往预先许诺以不被处死，从而致使其骄横而触犯刑律；一旦犯了法，又处以死刑。这是以不能实现的诏令引诱臣子，使其走向死亡之地。（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罚上治理的失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资治通鉴》卷141）
亡国的一个原因
东汉桓帝时，杜乔上书进谏说：“古代圣明的君王，都以任用贤人和赏罚为要旨。亡国之君，其朝廷难道没有忠贞栋梁之臣吗？难道没有赏罚的典章制度吗？要害在于，虽然拥有贤人却不用他的主意，虽然具备典章制度却不能给予实施，听到忠直的言论却不理解其中的意义，听到谗言却不能进行分辨。（患得贤不用其谋，韬书不施其教，闻善不信其义，听谗不审其理也。）”（《资治通鉴》卷53）
拿什么赏赐？
东晋穆帝时，桓温率军消灭李氏蜀汉政权，收复蜀地。朝廷讨论平蜀功劳，打算把豫章郡封给桓温。尚书左丞荀蕤说：“要是桓温再平定收复黄河、洛水失地，那时拿什么赏赐他？”（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朝廷便加封桓温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爵临贺郡公。（《资治通鉴》卷98）
十六国时，前秦辅国将军王猛攻克洛阳。前秦君主苻坚任命王猛为司徒，录尚书事，封爵平阳郡侯。王猛执意推辞，说：“现在燕地、吴地还没有平定，战车刚刚启程，不过才攻克一座城邑，就接受了三样赏赐，要是荡平燕、吴两地寇虏，再拿什么往上加？（若克殄二寇，将何以加之？）”苻坚说：“如果暂时不收回我的心意，怎么来显示您的谦虚光彩的美好！已诏令有关部门维持你现在的职位，然而所赐封的爵位，是酬劳战功的，你就勉强服从我的命令吧！”（《资治通鉴》卷102）
虚赏
唐高宗时，太学生魏元忠上密奏说：“赏罚，乃是军队和国家最急迫的要务，如果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尧、舜再生也不能达到治理。人们都议论说：‘近来征伐，光有奖赏的条例而没有实际的奖赏。’这大概是那些主管官吏，属于小才具而不识大体一类的人，唯恐奖励功勋会导致仓库空虚。他们只知道吝啬财物，不知道要是将士不用命，所遭受的损失会有多大！小民小卒虽然卑微，但不可欺骗。怎么能够仅仅依靠发布不守信用的法令，设置不兑现的条例，就指望他们拼死立功呢！（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资治通鉴》卷202）
该怎样判处
唐玄宗时，武强县令裴景仙贪污，折合钱帛5000匹，玄宗大怒，下令将其斩首，众官观看。大理寺卿李朝隐认为不妥，上奏说，裴景仙属于讨要财物，依照律令，罪不至死，而且他是功臣裴寂的后代，裴家只剩下这根独苗。他认为：“贤者十世之内的子孙都应该得到宽赦，以此来记取前人的功绩；杀一人而导致一门灭绝，在人情上是不可取的。”玄宗坚持处死裴景仙，只不过将砍头改为棒杀。李朝隐再次上奏，说：“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得以专有；赏罚轻重的条规，臣子应当恪守。如果因为讨要财物的罪过，便处以斩刑，以后遇到贪赃枉法的罪过，又该怎样判处呢？（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我之所以申辩，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顾惜法律，希望律令条文得到遵守，不敢因人施法，歪曲法令以挽救裴景仙的性命。”玄宗被说服了，处以裴景仙杖刑一百，流放岭南蛮荒之地。（《资治通鉴》卷212）
不以个人喜怒为转移
五代时，后周世宗郭威与侍臣谈论赏罚。郭威说：“我一定不因为自己的愤怒而惩罚人，也不因为自己的喜悦而奖赏人。”（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资治通鉴》卷292）
小结
故事中的杜乔把奖惩是否兑现视为国家兴亡的一个原因，并非危言耸听，他其实是在重复孔子“民无信不立”的观点，一旦民众不再相信政府，统治者就会塌台。要做到奖惩兑现，无非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在制度上下工夫，使奖惩法律化；另一个是在态度上加把劲，不轻易开口，把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再作承诺。
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兑现奖罚，事情千变万化，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这告诉我们，奖惩不是万能的，具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表现，就是功利性。关于这一点，荀子讲得很透彻。他以当时齐国、魏国、秦国为例，认为这几个国家培养的都是追求赏赐、为利益而赴汤蹈火的兵士，这样的兵士不敬爱上司，不懂得遵守制度和约束自己，也就是不知道理。结论是，这种崇尚功利的军队可以强大于一时，但不可能强大于永久。（《资治通鉴》卷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