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建厂竣工投产后，周德鸿厂长组织全厂职工，在美国工程师萨克的技术指挥下，试制成功“复兴”号双翼轻型飞机，共生产20余架，并且作好了生产美国AT－6单翼高级教练机的准备。1942年初，周德鸿调职，厂长由朱家仁接任，工厂开始进行AT－6型高级教练机的试制工作。该机生产延续至1949年初迁台湾时止。1947年生产6架。该高级教练机的特点是速度较快，试飞上升速度5分钟达2万英尺（验收记录数字），转翻灵活，低空168米飞行高度比厂区的眠山顶还低得多。飞机发动机是中央航委会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简称大定厂）生产的G－105型星形发动机（至1946年，发动机制造厂已生产出36台）。该机两翼各带50磅炸弹3枚，机翼装机枪1挺，机头装机枪1挺，战时先轰炸而后作战，是较为理想的一种飞机。
1942年，朱家仁厂长认为苏联飞机伊－15型双翼飞机尚能作战使用，召开全厂大会，动员职工全力以赴生产伊－15型苏联飞机，共计生产了30余架。这时美国工程师萨克已离厂回国，解除了两国之间的协议，但生产还是很顺利地进行。
1942年，滇西战争吃紧，为了安全，遂往贵阳于朝阳洞建立贵阳分厂，搬迁一部分设备和物资，派去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由于技术力量不足，曾开设第三期技工训练班，训练了60人，在贵阳朝阳洞分厂设计XP型轻型教练机，但由于第1架飞机试飞时坠落，而坠落原因未明而告终。抗日战争结束后，该厂于1946年迁回昆明。
1944年，厂长朱家仁还亲自设计过直升机。在试制中，他选拔技工3人，集中在他的公馆日夜工作，部分零件则送车间加工，发动机机体由铸锻股翻制成镁铝合金件，由铸锻股股长负责翻制工作，木模由木模股制作。在试制中，朱家仁与工人亲密合作，没有官气，同工人像朋友，态度和蔼，亲善可近，自己做跑腿工作。1945年试制完工在装配试车场定位试车，由于钢材质量不良，强度不够，因螺旋桨扭曲变形而失败。经过修改设计后， 1947年再行试车，螺旋桨是分成上下两个台阶装成十字叉形，用连杆操作升降机构而升降飞行，三足定位后起动螺旋桨，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操纵是灵活的，但未作空中试飞。同年底，朱家仁调台湾第三飞机制造厂任厂长，负责运输机生产。
1948年初，中央航委会将上海市空军补给司令郑汝墉调来接任朱家仁的厂长职务，整个机构人事均无大的变化，只是增设了检验课，补充检验人员，继续生产AT－6型高级教练机，工人上班实行打卡制。1949年初，工厂奉令迁往台湾止。
第一飞机制造厂共计培训过3期技工班， 1940年在昆明招收第一期学员80人，招初中毕业生，经过20个月的训练毕业后，见习6个月再正式分配工作。第二期在昆明招生78人，在厂内训练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地区空军部门工作，留厂的很少。第三期招生于贵阳朝阳洞分厂，在分厂培训计60人，毕业后，值抗日战争胜利，被调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空军的工作。
四、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第二飞机制造厂）
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前身是中国和意大利合建的中意飞机制造厂。该厂在南昌市东郊顺化门外老营房。1933年秋开工， 1935年建成。开办之初，由意方垫付资135万美元（1930 年实施的海关征税货币，当时约折合0.4 美元）。中方每年偿还20％， 5年还清，工厂所有权即归中方所有。建厂费用去70万美元，机器设备费用去40余万美元。厂内机构设置均按意国模式，总经理到各部负责人均为意大利人。中方设监理处，朱霖任监理。工厂全部职工近1000人，该厂共建成主要厂房8座和一座4层的办公楼。每座厂房均有空调设备，在当时来说，是中国最先进的厂房。飞机装配厂房面积为5000～6000米2，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厂房。先通过修理飞机来训练工人。1937 年4 月，制造机器材料到厂，正式开始制造飞机。按合同规定，制造工作第一年不得少于20％，第二年不得少于50％，第三年不得少于70％。此后完全在中国制造。开始时，一些重要部件在意大利制好运来，在中国装配。3年以后，中国能独立制造时，则在中国制造。意大利提供中国制造的是萨伏亚S81 B式双发重型轰炸机（重10吨）。虽然在中国只有20％的制造量，但对当时中国来说，制造这样大的飞机还是首次。南昌厂除制造大飞机外，还负责修理南昌地区的战斗机和教练机。由于意大利是与德、日结盟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意方停止执行合同，意方职工奉召返国。中方遂收回自办。当时已装配好3架S81 B式轰炸机，有一架经过了试飞。因日机轰炸而停止生产。193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将几家中外合办的飞机制造厂和其他军事航空工厂整顿重建。原中意飞机制造厂迁到便于隐蔽、防空的丛林沟海孔洞，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简称第二飞机制造厂，又名海孔飞机厂（第一飞机制造厂在昆明，第三飞机制造厂在成都）。
海孔洞是古代内陆海的遗迹，钟乳石形成的溶洞。洞内高50 多米，宽10 多米，深约300米。处处有光怪离奇、姿态万千的钟乳石，有清澈溪水从洞深处流出。洞口是个寺院，有不少神像，文人在洞口最高处书刻“豁然开朗”四个大字，是隐蔽防空建厂的好地方。
第二飞机制造厂在南桐矿区（今万盛区）丛林沟海孔（原属南川县），征地约3341市亩，将厂区附近划为特别警戒区。征地由南川县政府召集当地有关部门评定价格，征地款华币11630.60元。省政府通知以海孔为中心，半径30里范围内的树木由飞机厂低价购用。工厂计划在厂辖幅员纵约5里，横约3里的范围内，沿公路一带建工房120余幢。工厂基建工程分两期进行， 1941年底前为第一期，次年1月开始为第二期。
海孔洞的第二飞机制造厂从1938年1月开始修建。人员从杭州飞机制造厂分派技工73名为骨干，在当地招收一些人员，进行厂的设计和基建。当时厂长是朱霖，为了更快提供抗日战争的急需，全厂职工日夜奋战，至年底，工厂的基建初具规模：从川湘公路49千米处修一条简易公路7.6千米到海孔洞。在海孔洞侧小洞安装了柴油发电机解决厂动力照明用电。在洞内建了一栋3层楼的车间大楼， 1200米2。洞口修建了一栋3层楼的工务楼。洞内两边是厂房，中间通道可停放装配20多架战斗机。厂房内设有机工、钳工、白铁、机身、机翼、电镀等车间。在洞外还建有铸锻、油缝、修配、木工、修理等车间。生活设施远离厂区，虽然简陋，还基本齐全，有职工宿舍、文化体育设施，天然游泳池，洞内建筑有较好的防潮、防火设施。洞外建筑有较好的防空伪装，用松枝铺盖。
后来，又先后修建了一些生产和生活用的设施，在洞外建了机身库、办公室，沿公路建了职工医院、宿舍。后又修建了职工俱乐部、托儿所，后沟又修建了总装车间等。
1941年10 月16日，国民政府航委会军政厅发给第二飞机制造厂空军军旗一面、上校阶级旗一面，以示厂的级别和享受的政治待遇。
第二飞机厂内，国民党设有南川丛林沟航委会第二十六区党部。工厂行政是厂长负责，厂长先后有：1937—1939年是朱霖（留学意大利都灵大学航空系）， 1940年初—1942年秋，是钱昌祚、黎国培（留学苏航空力学工程学院）， 1942 年秋—1948年是马德树。
厂内生产业务机构有工务处、总务科、厂务课、支配课、检验课、设计课、会议课。科课下设有：装配、油漆缝工、机翼、机身、铸造、白铁、钳工、焊工冲砂、木工、机工、锻炼、修配、工具、准备、器材、购材、外勤、事务、文书、保管、水电、医务、人事、出纳、会计等股。另外，还有消防队、驻渝修理所、驻渝办事处。1941年第二飞机制造厂有正式职工1200多人，民工约200人。其中职员275人，工人1000余人。职员职称有一等机械正15人，二等机械正1人，二等机械佐42人，三等机械正1人，三等机械佐2人。少校科长1人，上尉2人、中尉4人、准佐3人、会计室主任1 人。职工工资均实行月薪制，月工资（法币）50 ～170元。工人实行计时工资制，时工资0.10～0.46元。月薪按204.10时计算。
第二飞机制造厂内有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与南川县特别支部联系，工程师喻乃喜（留学意大利）是名共产党员，组织关系是由上级转给南川县特别支部的，由王绍余作联络通信工作。喻乃喜在厂内发展过党员。厂党员刘鸣异暴露身份被厂扣押，南川特支联系喻乃喜以工程师身份将刘保释脱险。
第二飞机制造厂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制造飞机。1939年初开始将仿苏伊－16单座驱逐机设计改为双座战斗教练机。当年是民国28年，所以取名为“28甲式”教练机， 1940年试飞成功后交部队使用， 1941年开始小批生产，至1943年初，共造20多架，后被淘汰停止生产。
1943年初，飞机厂的总工程师（工务处长）林同骅，工程师顾光复，副总设计师高邦俊，设计员有陆孝彭、张桂联、程宝蕖等20多人，利用库存的一些舶来航空木材和抗战前后的配件、仪表，新运进的美制航空发动机等器材，设计了木质中小型双发运输机，能载乘8人，起名为“中运”1号。在设计制造中，发挥了设计者的聪明与智慧，因地制宜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为了加快进度，他们边设计出图，边生产，还经常到现场解答图样问题，听取设计工艺修改意见。工程技术人员勤奋细致地工作，终于在1945年5月制造成“中运”1号飞机，然后分装在十几辆卡车上运往白市驿飞机场，装配后于11月试飞。当时白市驿机场是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基地。不少美军飞行员围观，友善者支持，高傲者讥笑，对这架木飞机议论纷纷。试飞时，一名美军少尉飞行员望着“中运”1 号飞机升空，越飞越高越小，竖起大拇指高呼“OK”。飞机从白市驿机场飞到成都太平寺机场，用了53分钟，试飞成功。这架飞机是中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运输机。
“中运”1号因受战时航空材料限制，采用了木质和金属混合结构，只有副翼和襟翼采用铝合金结构，其余均为木料制成，外蒙3层板，再包布蒙皮。尾翼也是木质的。发动机、起落架、仪表、螺旋桨为美国现成产品，发动机架安装在中翼上，起飞着陆的起落架为后三点式，主起落架可向后收缩到发动机后舱。当年10月首飞，试飞员李兴唐、林同骅，检验员林同骥（林同骅堂弟）一同登机，顺利升空，在白市驿机场上空盘旋20多分钟后，平安降落，成功完成首飞。经数次试飞后，决定由重庆飞往成都。厂长对参加设计的员工很满意，对飞机也很有信心，亲自登机，与林同骅等一起飞行。11月18日，经59分钟，写下了自行设计制造的小型运输机“中运”1号由重庆到成都的处女航记录，比当时的DC－2还快一些。在成都，试飞组在林同骅等设计制造人员协同下，按试飞法规逐项试飞，获得了比较满意的结果。飞机被定名为C－0101运输机，后被称为“中运”1号。飞机设计的成功，曾得到航空工程界前辈王助（当时任航空研究院副院长）的称赞和鼓励。1946年底，“中运”1号奉命移交给国民党空军空运大队。“中运”1号曾有计划改装为轰炸机，投入抗日战争。后因抗战胜利在望，加之经费问题，该计划最终未能实施。
第二飞机制造厂为了培养人才，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先后派遣一些人员到英美各国的飞机制造厂实习。1944年冬，举办了领工训练班。
1944年，林同骅、唐勋治等人又着手研究设计“中运”2 号双发中小型运输机， 1947年试制成功。“中运”2号运输机比“中运”1号有改进，机体结构与一号大体相同，但起落架采用了成套的美制P－40 B战斗机的液压起落架，并且在尾轮机构、襟翼操纵、机舱内部和安全舒适性方面，都有较大改进。由于受航空材料限制，“中运”2号与“中运”1号一样采用了部分木质结构作为机身。飞机总重量轻，座位也较少。发动机是美国普拉特·惠特尼公司生产的两台9缸气冷式发动机。1948年2月19日在重庆试飞成功。试飞员陈丙泉。“中运”2号在重庆首飞成功，稍有颤振。改进了液压系统，外表光滑美观，性能有提高。之后，对“中运”2号还不断进行了改进。并开发出全金属结构的“中运”3号，“中运”3号的设计速度则达到353千米／时。但此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中运”号飞机始终未投入成批生产，当然也就没有投入航线使用，试飞成功后没有军队接收。1948年底该厂迁回南昌，“中运”2号也随往， 1948年6月南昌解放时仍留在青云谱机场，曾由解放军接收的飞行员刘焕统试飞后直飞汉口，因中途发生故障折返南昌，没有保存，下落不明。1947年又开始研究设计“中运”3号全金属中小型运输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