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米格－21飞机的摸透工作，徐舜寿还抓了一批预研课题，如蜂窝结构、复合材料、整体壁板、热应力、矩阵结构分析、有限元、最佳设计等。米格-21飞机的摸透是一所成立以来承担的第一个科研设计任务。在徐舜寿的具体领导下，这项工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通过摸透任务，一所在超音速飞机的设计方面积累了技术储备，为下一步自行设计超音速歼击机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62式飞机摸透工作取得的成绩使所长刘鸿志对徐舜寿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他回忆：
“我曾经非正式地、多次在院长面前提起，再有两三年时间，62式飞机完成一个全过程以后，应该由徐舜寿担任一所的所长。我表示，自己愿意给他当政委，配合支持他把一所建设好，把我们国家的飞机设计队伍组织好、培养好。对于搞航空，我虽然不是学航空专业出身，但很年轻的时候就受“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而且，我18岁的时候，是日本的飞机轰炸，致使我的右臂受伤病留下残疾。所以，对搞我们中国人的航空工业、搞飞机设计我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那时，在六院，可以说，徐舜寿是院长在飞机方面的高参。院领导对飞机设计及发展方面的很多意见，都是听徐舜寿的。
一次开会，与唐院长在会下聊天的时候，我说，将来六院的院长应该是徐舜寿，我们这样的都应该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做条件保障工作。唐院长听后，没有反驳我，看得出来，他也是有同感的。”
（刘鸿志访谈录）
支持强5试制
徐舜寿对我国的飞机事业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和热忱。就在他组织摸透米格－21的时候，他还念念不忘于1950年末期从112厂第一设计室转到南昌320厂继续研制的强5飞机。
到了1960年初期，强5飞机的试制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第一架飞机尚未试制成功，科研经费严重不足，试制工作难以为继。
1962年5月，徐舜寿到南昌320厂参加蜂窝结构等鉴定会议，其间，他专门了解了强5试制的进展情况。当时，他看到强5正在生产型架上，空军没有完全点头；工厂因为没有研制经费而停止生产，但又放不下，希望六院给与支持。
徐舜寿回到北京，立即向唐延杰院长和徐立行副院长呈报了“关于雄鹰302强击机的情况汇报”。他在报告中先简要叙述了强5从1959年开始设计发图，到1962年5月已做的7项工作，之后明确地提出了三点看法：
“（1）302飞机的设计是比较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从需要出发，空军多次提出过强击机的问题，虽然各方面的意见是不一致的（1958年112厂设计室曾下部队去征求过意见，有人主张超音速，有人主张亚音速；有人主张要装甲，也有人主张不必要等等），但陆军对强击机的要求是存在的，而且320厂提出的302方案，在样机审查时也没有根本性的反对意见，至于怎样设计得更好，我看也得先有实践，先有了302，通过试验，再行改进。从可能讲，302以米格-19为原准机进行设计，除少量成件外，一律用现成的国产发动机、仪表、附件、无线电等。在工艺和材料方面，除个别必需的外，也一律用习用的、现成的东西，是比较实际可行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该机才可能达到目的，即将试制成第一架的局面。
（2）该机目前设计已完成，工艺装备、零件也已基本完成，第一架飞机已将装成，不久就可以开始静力试验。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我国超音速飞机设计事业中，112厂设计的107在1959年就停了下来；军事工程学院设计的113也没有真真试造出一个大部件来，说老实话，迄今也是‘不了了之’的局面，而302则是仅有一支蓓蕾，马上可以开花，可能还会结果。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工作者，几年来最深的感受是：飞机设计和一切事业一样，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认识、发展、提高，因此，对这一大跃进四年以来仅有的实践机会，我衷心希望不要放过。我相信‘试下去’，‘实践下去’，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呼声。
最后，了解到四局曾要求我们院组织一个小组去南昌调查有关的问题，我建议我院邀请空军和四局三方面共同组成调查研究组，而且最好是以空军为主，研究生产、使用拧成一股劲，此之谓也。”
唐延杰院长表示，可以支持强5继续设计。他决定从六院科研费里拨出20万元给320厂。
在强5以后的研制和使用过程中，又发现了不少技术问题。徐舜寿曾安排陈一坚于1963年底前往协助高镇宁工作。以后又派顾诵芬、管德去解答飞机研制中出现的气动方面的问题。在顾诵芬、管德完成任务回所以后，徐舜寿专门听取了他们两个人的汇报。
强5飞机的研制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原强5飞机总设计师、已故的工程院院士陆孝彭在他撰写的“自力更生、自行设计强击机”一文中，有如下一段回忆，他说：
“……要自行设计、制造这样一种强击机谈何容易。当时，我们的设计队伍非常年轻。一个百人左右的设计室，70%是中专生，有的连喷气式飞机都没见过。1960年5月，强5原型机开始试制，到1961年调整时就面临‘下马’形势……最困难的时候，试制小组虽然只剩下12个人，但我们愈干愈欢。所到之处，几乎有求必应。全厂上下都决心把强5这架‘争气机’送上蓝天，终于取得了空军、三机部和航空研究院的支持。当第一次静力试验失败的时候，空军曹里怀、常乾坤副司令员和航空研究院唐延杰院长等领导同志却决定调拨两架份附件支持继续试制。三机部孙志远部长还亲自到飞机试验现场，听取我长达4小时的详细汇报，鼓励我们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中国航空工业的道路，并在干部大会上郑重宣布恢复强5飞机的研制计划。”
强5飞机终于在1965年6月4日首次试飞成功。同年12月，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强5飞机初步设计定型、投产。强5飞机后由320厂改进设计为多种型号飞机，并大量装备部队，它已成为我国空军和海军的主要作战机种之一。1985年10月，强5及其改型飞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强5原型机主要技术性能：
最大速度
1210公里/小时
实用升限
16500米
最大起飞重量
11300公斤
最大爬升率
83米/秒
最大航程
（H=11公里，M=0.7）1630公里
人才培养之道
一所的技术人员大多数是在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他们没有经过自行设计和生产实践的锻炼。一所初建时期，1960年以后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占全所技术人员的54.8%。因此，尽快提高科技人员的技术业务水平，以适应科研工作的需要，是当时一项紧迫的任务。
徐舜寿认为：
“一个大中专毕业生要在两三年内担负起工作，一般来说，根据专业要求，首先应学习和掌握设计工作必须具备的基础技术知识及其表达能力，而其重点内容应以飞机零件和组合件设计、常规计算为主。学习目的首先应偏重于设计能力和实用技术的提高。”
1962年经一所党委研究确定，由徐舜寿具体负责，组织制定所基本功训练大纲，在技术人员中开展基本功学习的活动。
徐舜寿为此专门召开所技术委员会专题会议。他对编制方法和程序提出了具体要求：
“①按专业组编写基本功内容；
②由室主任为首或指定3～4人成立编写小组，先行讨论，拟出提纲，由一个人执笔；
③初稿完成后由编写小组讨论修改，再将修改稿在全体人员中讨论修改；
④将修改稿送分管所领导审定；
⑤将全所的审定稿由技术处教育科编印出版，印发人手一册使用。”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编写基本功大纲的工作顺利完成。大纲共计包括16个专业的基本功2700条。
徐舜寿亲自为基本功大纲撰写了“总则”。“总则”对基本功的内容做了表述：
“结合我所的实际情况，各室的基本功大体上包括如下内容：
（1）技术基础知识。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这方面的内容，航空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在校时即已学过，到所后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已有之理论知识，并灵活运用于科研实践。
（2）生产实践知识。主要是飞机生产中的工艺知识和空军飞行部队中的使用维护知识。
（3）业务工作能力。它包括零、组件设计技能、计算技术、实验技术和外文水平。
外文水平，除有特殊要求的室，在其基本功大纲内单独强调外，大学毕业的同志，一般要求在原校所学外文的基础上入所三四年内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查阅本专业外文参考文献，以充分利用国内外先进科技成果。中专毕业的同志，视工作需要和本人学习能力具体确定，不作统一要求。
（4）文字和制图表达能力。制图表达能力是指绘图、识图技能，文字表达能力是指编纂技术文件的写作技能。
（5）科研工作方法。主要是指科研工作程序，文献查阅与资料积累，与本专业有关的各有关专业的业务范围和职责。”
基本功训练大纲对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应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应达到的业务工作能力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例如，对第二设计室（气动）“专业基础知识与业务工作能力”部分，就要求：
“一、具备理论空气动力学基础理论知识（如空气动力学的基本概念、相似理论、亚音速和超音速流的基本特性等），并能结合工作，灵活运用。
二、了解基本的误差理论，能够进行误差分析。
三、能够利用英文阅读参考书籍和文献，一小时能读3～4页，对没有技术难点的文章正确理解其内容，没有重大的文法和概念错误。
四、各专业的具体要求：
1.性能计算（以下有四个方面具体要求，略）
2.必修著作（以下规定了5部学术著作，略）
3.参考资料（以下列出6份学术著作及技术资料，略）”
《总则》还明确要求，“新同志到室工作后要在二三年内通过实际锻炼全面掌握本职的基本功；已入所而尚未达此要求者，应在一二年内将基本功补全。”
除了抓技术人员苦练基本功之外，徐舜寿从他的飞机设计实践中意识到，必须大力培养能够解决技术关键的专家。在1959—1961年开展超音速飞机设计时，他就深深地感到，虽然一般设计员的设计还可以，但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突不破，因此，他认为，应当有意识地去培养一批能攻坚的尖子。
徐舜寿平时形象地把设计人员分为“坐大桌子”和“坐小桌子”的。他认为，一个设计机构里大部分应该是搞“常规”工作的设计员，这包括各结构、系统的设计员，也包括搞总体、性能计算、强度计算等的工作人员和试验室的试验员等。对于这些人的要求是，熟悉基本功，熟能生巧，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后工作做得准而快，成为“快手”。另一部分如总体、气动、载荷、刚度，还有如颤振、操纵安定、复杂结构计算等等专业技术，则应为专家，人数比设计员少得多，对他们的要求是专得深，真正能解决技术关键。
在贯彻科研十四条时，与科研十四条同时批发的还有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份报告指出：
“人才使用上有兵将不分、高低不分的现象，因为害怕个人突出，就放松了研究工作上的个人负责制度。
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上，不承认个人之间才能、条件和努力程度的不同，以及由此而来的学术进步快慢、成绩大小的差别。
不了解在集体的进步之中有个人冒尖，更有利于带动集体的普遍提高，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这些分析说出了徐舜寿的心里话，他一向鼓励技术人员冒尖，要能“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
徐舜寿平时很注意对室主任和技术骨干的观察，对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了解。他经过与叶正大、黄志千讨论，向所党委汇报并征得同意后，召开了所技术委员会，对培养人才的问题做了专题研究，形成了一个关于人才培养的专题报告。
1963年10月4日，这个报告以所的名义呈送院科技部和院政干部部，题目为《关于技术干部培养方面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将技术骨干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技术尖子，第二类为尖子培养对象，第三类为一般骨干；并列出了对各类人员具体的培养措施。报告写道：
“（1）研究和确定我所技术骨干队伍
①第一类——技术尖子
其标准是根据聂总指示‘对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对此三个方面的要求不能有所降低，确定技术尖子共7名，为占现有技术人员的1.6%（不包括1963年入伍学员）。他们都是1952年以前参加工作，搞过仿制机种和自行设计工作，后三名为室主任。
②第二类——尖子培养对象
他们基本上具备了聂总指示的前两方面，在设计研究的成果不多或没有，少数在其他方面尚待观察一段时间，从发展前途来看，是有希望成为技术尖子的，列为培养对象。共34名，占现有技术人员的7.8%。
③第三类——一般骨干
在技术水平上比前两类要差些，但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搞过具体设计工作，都是1959年以前参加工作，其中有些是专业组长。共44名，约占现有技术人员的10%。
以上三类人员为我所技术骨干力量，共85名，目前占全所设计研究人员的19%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