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背景
1989年“6·4”风波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此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扯起了对中国“制裁”和“禁运”的大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和“禁运”不仅使“八二工程”功败垂成，被迫终止，更为严重的是向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独势力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一时间在美国的支持下，台独势力甚嚣尘上。美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借此机会，先后批准向中国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和60架“幻影”2000型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是当时世界上进入服役的第三代战斗机中的代表机型，而当时我们的歼10战斗机尚处于研制的前期，海峡两岸空中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不利于中国大陆的变化。
另外，从1989年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先后解体，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世界出现了多极化发展趋势。
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了做好高技术条件下应对现代局部战争的准备，把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摆到了突出地位。
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因采用“休克疗法”，导致经济陷入困境，西方的支持却是口惠实不至。因此，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决定通过访问中国，为本国经济复苏寻找出路，这为中国向俄罗斯军购打开了大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通过对俄军购和军事技术合作，来抗衡西方的“制裁”和“禁运”。
1990年6月，我国军方派出的高级代表团赴俄罗斯进行考察，并签订了购买24架苏-27CK战斗机的协议，同时还为研制中的歼10飞机找到了可匹配的发动机。代表团回到国内之后，空军专门成立了“906”办公室，组织管理相关事宜。这份战斗机采购合同，为中俄的军事技术合作开辟了道路，也为此后两国间的进一步军事技术合作打下了基础。
就在空军率先开始同俄罗斯航空工业展开合作的时候，601所正在承担着繁重的科研和预研任务。当时在研的型号任务主要有歼8Ⅱ02批、歼8ⅡD受油机，而歼8Ⅲ飞机的研制也刚刚全面铺开，在预研方面，歼8ⅡACT验证机预研计划刚刚落实。
尽管如此，空军率先迈出对俄合作的第一步，让李明看到了中俄两国航空工业开展合作的契机。“当时我已经充分认识到，以购买俄罗斯战斗机为契机，积极推进与俄罗斯航空工业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无论对空军还是对601所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发展，都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必须乘势而上。”军方高级代表团回国后，向国内工业部门传达了访俄所取得的成果，并要求工业部门对此展开研究讨论。
1991年7月，按照军方的要求，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委组织召开了对苏-27战斗机的分析研讨会，从专业角度对该机进行了技术、性能和效能方面的分析研究。在这次研讨会上，李明和许维进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包括上述军方代表团访俄带回来的一些资料，经过计算分析，编写了“苏-27飞机性能、作战效能及我国歼击机的发展”的报告，并在研讨会上做了发言。
1992年7月，俄罗斯向我国空军交付了首批苏-27CK战斗机，接收部队为芜湖空军部队。同时俄罗斯还派出了强大的技术支援组，他们主要承担改装培训等工作。飞机交付时，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将军邀请航空航天工业部下属各院所的总设计师去参观苏-27战斗机，并与俄罗斯专家座谈。顾诵芬和崔德刚等人被分在飞机组，李明被分到了飞控组，并与飞控组的俄方专家Ю.И申芬克尔就苏-27的飞控系统进行了座谈。由于没有俄语翻译，所以在座谈的时候双方只能用英语交流，而此前在“八二工程”中的驻美工作经历，使李明的英语特别是口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所以还“兼职”为组内其他人员做起了翻译。通过这次参观与座谈，李明对苏-27战斗机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这种从1969年开始研制的战斗机，集苏联航空工业先进航空技术之大成，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三代战斗机中的佼佼者。出色的翼身融合体气动布局，加上其配备的高性能涡扇发动机，不但使苏-27拥有出色的机动性能，更赋予了它优异的飞行性能和操控性能，以及大航程作战能力。在中国空军签订合同购买苏-27的时候，该机进入苏联空军部队服役也只有6年时间。
1992年底，李明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李明认为空军仅购买少量的飞机并不足以解决长期装备落后的局面，而且还会造成长期的使用保障需求必然依赖他人的被动局面。因而，李明建议，引进苏-27飞机的生产许可证，在国内组织生产，同时引进该机的发动机，还可以解决歼10飞机研制中长期未落实的动力难题。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军委对再买一定数量的苏-27飞机和引进部分苏-27的生产许可证做出了重大决策。
1993年3月初，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组成高级代表团赴俄罗斯进行专门考察。代表团回国后，航空航天工业部立即召集机关部门、沈飞公司和601所的主要领导和专家，传达了上级领导机关对引进方案的设想和考察结果。通过认真研究，结合航空工业的实际情况，初步明确了引进、合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实施方案等，并于4月初向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上报了“关于同俄罗斯合作生产苏-27系列飞机的实施方案和近期工作安排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航空航天工业部对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做出的关于从俄罗斯引进苏-27系列飞机和建立生产线非常支持，认为在国内生产苏-27系列飞机，对促进和提高我国航空工业高技术发展以及我军航空装备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将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航空航天工业部提出的总目标是通过同俄罗斯的技术合作，引进生产线和必需的设计、工艺技术，使中国在××××年前形成生产和改进苏-27飞机的能力，并能以年产××架飞机批量装备部队。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引进生产线和设计、工艺技术的大致范围、进度、总经费估算等。同时，提出了成立对俄合作生产苏-27飞机领导小组和型号办公室，以及在沈阳现场由沈飞公司和601所成立现场联合工作小组的建议，解思适所长和李明被任命为现场联合工作小组的副组长，并建议成立跨建制的总设计师系统、总工程师系统和行政指挥系统。
长达两年多的对俄谈判
在中方的邀请下，1993年4月13—22日，以苏霍伊设计局总设计师西蒙诺夫为首的苏霍伊航空科研生产联合体代表团访问了沈阳。代表团在考察了沈飞公司和601所后，认为“在沈飞公司生产苏-27飞机，条件是可行的”。考察结束后，沈飞公司和601所与俄方代表团签订了备忘录，探讨在沈飞公司建设苏-27生产线事宜。
1993年5月20日—6月9日，由航空航天工业部王昂副部长为团长，国防科工委陈达植副主任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俄考察。601所除李明之外，还有黄昌默、章怡宁和潘祥生3位副总师也是考察团成员。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俄方飞机工厂和飞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并探讨国内引进生产许可证的可行性，包括经济可承受性，为引进生产线事宜做好对俄谈判的准备工作。
考察期间，俄方安排考察团参观了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并考察了苏-30飞机。之后，还前往莫斯科访问了苏霍伊设计局以及其他几个研制生产配套产品的科研生产联合体。
在这次考察中，俄方向中国推荐的是苏-30飞机，并提议要和中国联合研制生产。俄方还提出了按5个阶段提供飞机整机、散件，按许可证生产的生产计划以及供货进度表等。中方分析，俄方之所以有此建议，是因为当时苏-30正处于研制阶段，但是研制资金已经不足，与中国联合研制可以要求中国分摊一部分研制资金。
代表团领导在与苏霍伊设计局高层领导的接触中，了解到俄方的报价很高，与我们的预案差距很大，超出了我们的经济可承受能力。回国之后，代表团领导立即向刘华清副主席做了汇报，介绍了俄方推荐引进的机型和初步报价情况。刘华清副主席在听了汇报之后，要求工业部门和军方进行协商，就采购飞机数量、按许可证生产的飞机型别，以及引进生产许可证范围等，研究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作为预案。
空军在听了考察团的汇报后很快做出了回应，主张选购苏-27CK飞机，而不是与俄方联合研制苏-30飞机。于是，1993年7月，由航空航天工业部飞机局朱荣章局长为团长，沈飞公司唐乾三总经理为副团长，组团赴俄对苏-27CK飞机及其生产线进行考察，601所李明、章怡宁、蔡正学和姜作范参加了这次考察。
在了解了空军的要求后，考察团的目标也就非常明确了。到了俄罗斯，考察团先考察了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和该厂生产的苏-27CK飞机，之后，再次前往莫斯科与苏霍伊设计局会谈，另有一部分人员前往苏-27CK飞机的几个附件和成品厂进行考察。
在对上述几个制造厂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这也让人体会到了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在航空工业领域的渊源之深。
在我国航空工业初创时期，苏联曾经派出众多专家对我国进行支援。其中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在20世纪50年代就援建过112厂（沈飞公司前身），时任共青城制造厂的团委书记作为援建人员就到112厂工作过，没想到在考察过程中遇到了他，这时他已经是苏霍伊设计局试制厂的厂长了。后来，在考察起落架厂时，沈飞公司的唐乾三总经理发现该厂厂长也是当年援建112厂的技术人员之一。几十年前，大家相会于中国航空工业起步之际，几十年后，老朋友们因为中俄之间的合作而再次相聚，大家紧紧拥抱，热情问候，回忆加深着双方曾有过的工作友谊。
在两次大规模的考察之后，空军和中航总于1993年8月20日联合上报了关于飞机引进工程的立项请示。两个月后，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对该请示做了批复，批复中对引进生产许可证一事明确了以下内容：生产许可证的引进以机体和飞机功能系统为主；引进机型为苏-27CK飞机，×年内用××架飞机散件打通生产线；其发动机只引进大修线。
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工委批复了引进工程的立项请示，这意味着中俄双方关于引进生产许可证的谈判将马上开始。对于李明来说，虽有过两次对外技术合作的经历，但是，对从国外引进生产许可证这样的合作还是第一次，对引进生产许可证谈判自然也是生手。
在过去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李明一直都坚信一个原则，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而这个准备过程，也就是学习和研究过程。1993年下半年，正是型号和预研任务最为繁重的时期，尽管如此，李明仍然坚持从工作中挤时间进行技术准备。一方面，李明请所里的黄德森帮助收集与整理一些当年引进62式飞机生产许可证的资料，还请他和一些参加过62式飞机生产许可证引进的老同志回忆当年工作的情况，并整理成文。但是，整理出来的资料都比较笼统，由于时代的差异，这些资料能否适用于双方都进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谈判尚不清楚。另一方面，自己也得深入了解苏-27飞机，熟悉其内涵，了解越深入、越细致越好。为此，李明找到空军“906”办公室主任丛日刚，向他说明了情况，希望他给予帮助。丛日刚对李明的要求非常支持，并让李明到空一所（该所当时负责组织管理苏-27资料的翻译和出版）调了一套“黄皮书”。这套书是空军赴俄罗斯空军培训基地进行改装学习后整理出来的，书中介绍了苏-27飞机各个系统的功能、性能、原理、组成、部件和成品，以及使用与维护等方面的材料，内容比较全面。不过，当时还未全部出版，所以李明只拿到了3本，但对于他来说已是不可多得的资料。由于已经译成中文，节省了他不少阅读时间。拿到资料后，利用科研空余时间，他争分夺秒地一本一本地看，认真消化，并针对每个系统绘制出各种产品的集成关系，分析其是否存在许可证嵌套问题，并整理成册，作为他编写生产许可证谈判预案稿的附件一和附件二。
1993年9月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致函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绍欣，建议双方举行会谈。1993年10月27日，绍欣回函表示同意。
1993年11月，中俄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一轮会谈，中方明确了建立生产线的设想、年生产能力和设想的生产总量，并明确不打算引进的生产工艺技术项目。
1994年4月，中俄双方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会谈，就中方增购苏-27飞机；引进苏-27飞机生产许可证，在中国建立苏-27生产线；建立与之配套的发动机大修线等合作事宜以及报价问题进行了磋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