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相处几十年，我了解的李明是：
作为同志，他是可以共同奋斗的人；
作为朋友，他是可以信赖的人；
作为伴侣，他是可以依托一生的人。
——余晓兰
相识是机缘
在1963年毕业进所的那批大学生中，有一位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的女生名字叫余晓兰，在那个年代，女大学生本来就不多，工科类的女大学生就更少了，而选择航空类专业的女大学生可谓是“稀缺型人才”。因而，当身材娇小，梳着两条乌黑长辫的余晓兰到所里报到时，自然比较引人瞩目。
当时，分到922部队（即现在的601所）的大学生都要进行3个月的集训，即一个多月的军训和一个多月的农场劳动，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和劳动观念。同是1963年毕业的李明和余晓兰，同在一个集训队里集训，虽有认识的机会，但因毕业于不同的院校，彼此不熟悉，加之俩人性格内向，因此并没有什么接触。但非常巧的是，集训结束时俩人同时分配到了动力燃油室，并同时分在了燃油组。这样，他们就成了在同室同组工作的同志。当时，俩人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帮助发动机组组长刘春义计算发动机壁温。那个年代还没有计算机，几十张大表只能用计算尺计算，计算工作量很大。同处一室，完成同一任务，这样俩人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李明虽是部队调干生，但他稳重、朴实、勤于学习、认真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同志。到组后，他与组里每个同志谈心，交流思想，他鼓励余晓兰，好好工作，积极要求进步，这些都给余晓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余晓兰细致的工作、娟秀的字体、白皙的肌肤、大大的眼睛也给李明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然而，在室里共同工作没多久，所里组织大学生下部队锻炼。男大学生分配到瓦房店机场，余晓兰和其他室的七八位女大学生分配到普兰店机场的修理厂锻炼。李明因是部队调干生，按干部科规定，可不下部队锻炼。余晓兰回忆，到部队后，部队领导要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剪辫子，留了好多年的长辫子要剪掉，还真有点舍不得，但这是部队的规定，必须执行，大家心痛地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并将其包好留作纪念。半年的部队生活，与战士们工作生活在一起。生活是军事化的，列队上班，列队就餐；维修工作是严格的，虽辛苦，但很充实。1964年回所后，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由学员转正为中尉正排级。
半年的部队锻炼结束后，男同志直接随部队下乡参加“四清”工作，女同志因人数少，随部队下乡不方便，因而先回到所里，然后随1964年来所的大学生一起下乡参加“四清”工作。下乡前，李明征得余晓兰同意，在“四清”期间他们互相通信了。1964年中秋节时，李明的一封“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信，深深打动了余晓兰。
“四清”结束后，回到室里已是1965年了。当时，所里的科研任务分为歼8、歼9两条线，李明被分配参加歼9飞机研制工作，余晓兰被分配参加歼8飞机设计工作。此时，歼8飞机设计工作已处于发图阶段，歼8飞机要求1967年首飞，因此，1966年必须完成发图工作。歼8工作队全体人员都下到沈飞工厂进行“三结合”发图。工厂的地下室，车间的阁楼、走廊都摆满了绘图桌。那时还是手工绘图，发图进度紧，还要参加“文革大革命”，写“大字报”，工作、吃、住都在工厂，天天加班到深夜。仅有的星期天休息日，有时也被加班和运动所占用。加之，当时从沈飞公司到601所无公交车，所里也无通勤车，余晓兰星期天只能走农村的田间小路步行一个多小时回所与李明见面。所以，他们的相处是分多聚少，没有花前月下的漫步，也无商场的购物。
1966年，同室的应福田向李明建议，两人10月1日一起举办婚礼，这样热闹些。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可显得物品丰富点。李明表示同意。于是，通过室支部向所里借了两间房，一家一间。将双方被子搬到一起，买个暖瓶，买点水果、糖块，就算新房了。1966年10月1日，由支部书记谢青山证婚，在室里同志的祝福下，吃点喜糖、瓜籽，唱着《东方红》歌曲，简朴地完成了人生这一终身大事。
按规定，结婚有3天婚假。然而结婚的第二天，李明一大早就去上班了。望着李明的背影，余晓兰坚信，这样的人是她可以依托一生的人。
携手同行，共同奋斗
婚后半年左右，所里给他们分了一间由部队营房改建的住房，约10米2，位于楼梯拐角处。做饭在走廊，用水在楼下的公共大水房，没有煤气，只能烧煤。尽管生活条件较差，但在俩人的共同努力下，家庭充满了温馨。李明常说，会生活的人才会工作。在现有的条件下，他尽最大的努力减轻妻子负担，改善家庭生活，每次下班，他都帮着到楼下大水房去淘米、洗菜、端水，楼上楼下地跑。每个星期天他都风雨无阻地骑车到市里的菜市场买一次菜和副食，回家后煲一锅汤，再蒸两大锅包子，以解决下周的伙食。李明认为发面、揉面是力气活，应由他干，因此，每次做包子都由他承担。他因在食堂劳动过，包子做得比余晓兰好。
20世纪60年代，是沈阳老百姓称之为“陈三两”的年代，即每人每月三两油、三斤米、三斤面，肉和鸡蛋都凭票供应。因此，李明每逢出差，都会尽可能带回些肉和鸡蛋，以改善家里的生活。有了小孩后，逢年过节时，他会与妻子一起给小孩包云吞，一个个像小蝴蝶一样的云吞整齐地摆放在盖帘上，路过的邻居都交口称赞。春节时，他还会给小孩炸蕃散（从他母亲那学来的），以丰富有限供应下的生活。小孩吃着香喷喷的蕃散，歪着小脑袋美滋滋的。李明在家从不摆大丈夫架子，他常说，作为家庭的一员，总应尽一份责任。
余晓兰说，李明是在部队锻炼成长的，生活能力和动手能力比较强。每当她工作忙或出差时，李明就承担起洗衣、做饭等家务事，有时还会帮助缝被子。每年春节放假时，他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将自行车前、后轮和中轴拆开清洗、维修和保养（当时还无修车的地方）。她还说，李明干活非常有创意，如东北冬天家家户户都要挖菜窖，以储存过冬的蔬菜。因无盖菜窖的木材和秫秸，他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井式菜窖，即上部是圆形竖井，挖到一定深度后，再向四周扩展。考虑下菜窖取菜的问题，菜窖选在大树边，然后将旧拖把杆锯成几段，用绳子连接起来，做成软梯，绑在树干上，就可以上、下菜窖了。这是601所独一无二的菜窖，大家看到后都说太棒了。
1967年10月17日，大女儿在武汉姥姥家降生了。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文攻武卫时期，所以，姥爷给大外孙女取名为红斌。
在601所武斗停止后，李明请假被批准后，回上海探亲，并去武汉接余晓兰和孩子到上海。为了不影响余晓兰工作，小孩接回上海后，他与母亲商量，将小孩放在上海，由奶奶照看（红斌一直在奶奶身边，直到6岁才回沈阳）。假期满后，俩人即返回沈阳。由于没有照顾小孩的后顾之忧，余晓兰全力投入了歼8飞机跟产工作。
沈阳的冬天较寒冷，尤其下雪之后，路面都是雪和冰。看到余晓兰刚生完孩子就忙于跟产工作，于是，在余晓兰出差时，李明花了两个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给她买了一双棉鞋。由于他不知道当时买棉鞋要在商店开门前先排队拿号，而且一天仅卖十几双，所以第一次去没买到。于是，第二个周末，他早早就来到商店排队，终于拿到了号，买到了棉鞋。这双饱含深情的棉鞋余晓兰一直保存着。李明就是这样处处为对方考虑。
1969年11月28日，二女儿在上海奶奶家出生了，爷爷看到11月28日的日历是红色的，仔细一看，是恩格斯的生日，于是高兴地说：“小孙女的生日真好，就取名叫‘红恩’吧！”
由于大女儿刚两岁，爷爷奶奶年纪已大，照顾一个小孩子已经够累的了，不能再增加老人的负担。于是，休完产假后，余晓兰只身一人带红恩回到沈阳。70年代，所里科研工作按型号分编成大队，李明和余晓兰都被分在五大队，参加垂直起降飞机的研制工作。休完产假到五大队时，燃油组的工作已分配完毕，余晓兰被分配完成发动机组的热计算工作。新的工作需从头学，必须马上熟悉。要上班，孩子怎么办？当时，幼儿园不收3岁以下的孩子。无奈之下，将孩子锁在家里就去上班了。下班后，邻居告知“你们一走，孩子就开始哭，这样不行，得找人看管”。后经人介绍，托管在所开水房孙师傅家。
1970年中，五大队下厂进行“三结合”设计，此时红恩还在哺乳期，下厂了，孩子喂奶怎么办？那个年代，受毛泽东思想教育，只会服从，不会讲条件，孩子放在孙阿姨家，喂牛奶，两人都下厂了。因母乳喂养的孩子不吃牛奶，时间一长，营养不良，加之当年流行黄疸性肝炎，不久，红恩就患上了黄疸性肝炎。阿姨怕传染，不愿再照看了。怎么办？李明毫不犹豫地说：“轮流请假照看。”于是，他俩一人一天轮流照顾红恩。此时李明已是垂直起降飞机总体班班长了，但他没有认为自己是干部，没有因为工作重要而将照顾孩子的负担全交给余晓兰。他们平等相处，共同承担家庭负担。
不久，因“9·13”事件，垂直起降飞机研制任务下马，五大队全部撤回所里，一时任务还没接上，这样，余晓兰才得以请假在家照顾红恩。照顾了一段时间，李明说，总在家照顾小孩，影响不好，去卫生所化验一下，转氨酶正常后送幼儿园吧！化验后，转氨酶正常，就将红恩送幼儿园了。不久，因在幼儿园坐在地上穿鞋受凉，又患上了尿道炎。此时余晓兰正好出差，幼儿园阿姨给李明打电话，让他将孩子接回家照顾。此后，红恩再也不肯去幼儿园了。无奈，余晓兰与李明商量，决定将李红斌从上海接回来，让两个小孩挂着钥匙在家“放养”。
李明与余晓兰之间就是这样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在工作上相互支持鼓励，携手同行，共同奋斗。
然而，在接任601所总设计师后，型号任务越来越多，工作负担越来越繁重，对家里事情的关心也就逐渐减少了。他总觉得亏欠家人，因此，出差时，只要有时间他总会给余晓兰和孩子们买漂亮衣服。有一次，他在北京给余晓兰买了一条银灰色的筒裤，这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当时，无论是颜色还是样式，都属于时尚的。余晓兰穿上后，引起所里许多女同志的关注，都说好看。结构组的李明莲还将其借去，照样子用军裤自己改做了一条。还有一次，他从上海买回一条深紫红色一步裙，余晓兰穿上后也引起大家的赞赏，纷纷托去上海出差的同志照样代购。谈起此事，余晓兰说，李明并不是个书呆子，他是个懂生活、有品位的人。2006年，结婚40周年时，李明说，结婚时未拍照片，现在应补照留念。10月1日，两人在时尚影楼拍了一组浪漫温馨的婚纱照。
呕心沥血，为航空事业拼搏
李明由于长期超负荷地紧张工作，身体透支太大，常常生病。余晓兰劝他应注意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为了能为国家多工作几年，应注意身体健康。可他说，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总应给国家做点贡献吧！人这一辈子总应干点什么。为此，他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他认为学习是一种责任，学习是一种兴趣，学习是提高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学习能提升人的素养和品味。所以，从部队到地方，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学习。不管工作多忙，他都能挤出时间来看书，他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就能挤出来。饭前、睡前、节假日、候车、理发、有病打点滴时，他都手不离书，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鼓吹读书无用论的情况下，他也用英语版毛主席语录学习英语。为珍惜点滴时间，他一直坚持在家里理发，余晓兰是他的专职理发员。李明说，这样既可节省排队的时间，理发时还可以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