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工作队进村后，第一项任务是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第二项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挖出“四不清”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为此，“四清”队员白天挨家挨户走访，收集情况。晚上开会宣讲“前十条”与“后十条”等“四清”政策，发动群众、提高认识，让他们积极投入到“四清”运动中来。杨凤田的任务是训话，是攻心而不是攻身。所以他用阶级专政的理论，去教育、改造那些坏分子，让他们知罪守法，重新做人。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上级的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双十条”的规定，这次运动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运动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1965年1月，党中央又发布了二十三条，这个文件的内容与双十条是相左的，运动的目的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运动的性质已变为敌我矛盾。这一突然的变动，“四清”队员头脑一时转不过弯来。于是“四清”总队把所有队员集中到县城，集中宣讲二十三条，让大家领会其精神实质。开始时，杨凤田也不理解，为什么政策有如此大的变化？农村一个普通干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够不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呀？也划不成敌我矛盾呀？于是，他的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四清”队员之间也出现了意见分歧。而更重要的是，农民参加运动的积极性也大为下降，甚至是躲着“四清”队员。因为他们知道，“四清”队员是“飞鸽”牌的，而自己是“永久”牌的。如果给领导干部提了意见，将来“四清”工作队走了，干部又重新站起来，他们会倒霉的。这样“四清”工作就很难进行下去，由轰轰烈烈逐渐变成冷冷清清。没等“四清”工作结束，601所的“四清”队员就撤离了开原县，结束了“四清”工作。而西丰县的同志留在那里，继续做善后工作。
后来杨凤田知道了政策变化的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毛泽东指责***形“左”实“右”，是机会主义，于是废除双十条，而制定出二十三条。杨凤田是政策的执行者，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四清”运动中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楚。
但是“四清”运动，确实给他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再次体验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现实，亲历了农村的苦和累，得到了锻炼，经受住了考验。通过运动，增强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提高了政策水平，同时也为他的人生敲起了警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守党纪国法，不能有侥幸心理，以权谋私，去贪、去占。他要永远做一个清正廉洁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最难忘的是歼8首飞
1964年7月，六院向所属单位下达了米格-21飞机改型方案研究任务的命令。
1965年5月17日，罗瑞卿总参谋长正式批准新战斗机为歼8飞机。由于与飞机配套的交流电源系统和新型雷达等设备赶不上飞机的研制进度，经上级批准，只好先研制配装测距器和直流电源系统的“白天型飞机”。从此，601所开始了自行设计研究飞机的历程。全所职工热情高涨，积极投入到新机研制中去，走出去到工厂参加仿制，到部队调研，征求使用方意见，钻到资料室里收集资料，坐下来讨论方案，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四清”结束后，杨凤田回到总体室，立即投入到新飞机的设计中。这是他多年的期盼，他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把理想变成现实。
总体室是601所的龙头室，而总体组又是总体室的核心组。设计新飞机，首先要进行飞机的总体设计、设备协调和飞机性能计算，然后才能进行飞机结构设计、强度计算、系统设计等工作。1965年歼8飞机已经进入打样设计阶段，杨凤田有幸跟随叶正大副所长到606所协调815甲发动机，并由他起草了技术协议，并代表601所签字。这是他参加工作后第一件有成就感的工作。调整飞机的重心，这是飞机设计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调整重心的方法很多，每个总体设计人员，根据自己的设计经验和思路，都可以提出一种调整重心的方法。但要从中找到一个最佳方案却不是件容易的事，经多方努力，认真讨论协调，最后认为杨凤田提出的方案（将发动机延伸筒延长550毫米，机身加长400毫米）是最佳的。飞机要不要加超载油箱，成了总体设计的另一个争论焦点。为此杨凤田特意到鞍山空一师调研，同飞行员、地勤人员在大树底下促膝座谈，他认为加装超载油箱利大于弊，得到了一致认同，使争论平息。他还负责飞机14-16框油箱区的协调打样工作，与其他同志一起确定了各油箱的油量、容积。杨凤田所做的工作，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老同志来说，应该是不难的。可是，杨凤田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同志，就能够独立完成上述任务，实属难得。
杨凤田工作不错，自然受到好评，不过他的心里并不平静。1965年6月1日，根据上级的指示，601所就地集体转业。杨凤田只好摘下领章、帽徽，别无选择。从投笔从戎到集体转业，他的军人生涯只有6年时间，这是杨凤田没有想到的，也是不情愿的。他仍愿意穿那无领章的军装，戴那顶无帽徽的帽子，直到穿旧、戴烂，在他的心中他仍然是个军人。
杨凤田在哈军工最后学的专业是发动机。在601所搞总体设计，总觉得不如搞发动机好。当时，曾辅导杨凤田毕业设计的董绍庸教授已调至六院任总工程师，表示愿意带他到624所去从事发动机试验研究工作，他也有意前往。工作上的不安心，被室主任谢光看出来了，找他谈话：“你在这干3年，行就留下，不行就放你走。”在那个年代，正是601所贯彻聂荣臻元帅“科研十四条”的时候，鼓励科研人员钻研业务，大练基本功。在这种氛围下，杨凤田按谢光的要求，开始自学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等相关知识，还翻译了一本俄文版《现代飞机燃油系统》。他的基本功大有长进，逐渐对飞机总体设计产生了兴趣，调走的念头逐渐淡薄。
1966年初，歼8飞机进入了发图试制阶段。为了迎接这一鼓舞人心的战斗任务，601所于3月下旬进行了全所动员，号召全体科技人员上歼8研制第一线，后勤保证部门要一切为一线服务。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对歼8飞机的研制工作也十分关心，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沈阳市委还于1966年3月25日发来《给试制歼8飞机及发动机全体同志的一封信》，“祝同志们旗开得胜，获得辉煌成就！”党的关怀，犹如春风，温暖着广大科技人员、工人、干部的心，激励着他们奋发努力，为早日试制出歼8飞机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