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油工程立项的时候，上级领导不止一次地许过愿，对加油工程研制的有功单位和个人要给予重奖。当然，参加研制的人员没有一个是为了重奖而去工作的。当整个加油工程研制成功后，国防科工委为了兑现承诺，召开了加油工程成果评审会。加油工程涉及的单位很多，601所、603所、沈飞公司、172厂、609所、试飞院等都是主要研制单位，虽然各自工作不同，但都为加油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平日各单位团结协作，关系很好。在评功受奖的时候，更显示了各单位的谦和，不考虑本单位和个人的得失。在评奖答辩的时候，大家一致相信杨凤田，认为有他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他熟悉整个工程的情况，清楚各单位做的工作与贡献；因为他公正、思维敏捷、反应快，说话能说到点子上，无须别人插嘴补充。无论评委提出的质疑是属于受油机或加油机的，还是吊舱或试飞的，杨凤田总是以最准确、最简捷、最客观的语言给予答复，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结果加油工作的4个组成部分都获得了相应的成果奖，各主管单位都非常满意。一般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事，而杨凤田做到了。“轻易地完成别人难以完成的工作是才能，完成有才能的人力所不及的工作是天才。”[8]杨凤田的才能得到各方的认可和尊敬。
知人善任，不计前嫌
“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9]
1986年，顾诵芬所长曾推荐杨凤田出任601所技术副所长，但仕途上亮出了“红灯”，副所长之职没有被批准。事隔8年之后，这长明的“红灯”终于熄灭了，亮出了“绿灯”，1994年他被任命为601所副所长。从此他所主管的科研片各中层干部自然由他提名任免。他管理干部的理念是：不拘一格，能者为先；知人善任，不计前嫌。他有一双慧眼，不仅能准确抓住技术问题的关键，也能准确地洞察下属人员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个人品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安排适合的工作。
在飞机研制中，当出现技术问题需要攻关时，他便亲自点将，调集人员，组织攻关队伍，以保证短、平、快地解决问题。在歼8Ⅲ型飞机研制进入高潮时，整机的环控试验天天在加班加点地进行。一天晚上，杨凤田出来散步，顺路走进了环控试验大厅，看见加班人员中没有方玉峰副主任，便问：“方玉峰在哪儿？”这时方玉峰从机身肚子底下爬出来，脏兮兮地出现在杨凤田的面前。“挺好！”杨凤田满意地说了一句。不久，杨凤田提议把方玉峰从副主任提升为主任，李必江提为十二室主任。
那时加班每次给10元钱补助。由于大家加班很辛苦，为了小集体的利益，虚报名额的事时有发生。有一次杨凤田看了加班名单，便问方玉峰：“有这么多加班的吗？”“一线加班这么辛苦，这么点小钱还给不起啊！”方玉峰带着火气与杨凤田吵起来。“你不能这样跟杨副所长说话呀！”在场的其他同志劝解说。方玉峰仍火气很大，摔门就出去了。弄得杨凤田很尴尬，“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大火气呢？”杨凤田不满意地说着。后来他俩接触多了，杨凤田觉得方玉峰确实工作能力很强，是一个有潜力的干部，于是又力主把他提升为副总师。这下子可引起了很大争议，因为这是第一次从年轻人中提拔副总师，一些老资格的副总师认为应该慎重，年轻人是否再经一段时间的锻炼，成熟后再提拔，但杨凤田不顾反对声，坚持把方玉峰提了起来，让他在副总师的岗位上锻炼成长，逐渐成熟起来。那时方玉峰只有34岁，与当时年龄最小的副总师也相差近20岁。但方玉峰没有辜负杨凤田的厚望，干得很出色，1999年就出任601所副所长，后来又先后担任黎明公司党委书记、一飞院院长，现任中航工业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他每到一处总是以杨凤田为榜样，贯彻杨凤田的组织管理方法和用人理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杨凤田管理干部还有个理念：如果没有当过基层的“一把手”，就不能当副总师。当年孙聪是601所总师助理，杨凤田就把孙聪调出总师办，到总体室当主任，后来孙聪一路成长起来，现任中航工业副总工程师。在歼8Ⅲ型飞机研制的紧要关头，杨凤田运筹帷幄，把几位有真才实学、人品出众的年轻人提拔到“一把手”的位置上，让他们在型号研制的大风大浪中去摔打、去锻炼，增长掌握全局的能力。从而他带出了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成为了601所的中坚力量。
不打不成交
“友谊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得到保持。”[10]
2005年，空军辛副司令员带着机关人员到沈飞公司调研，研究解决歼8系列飞机和歼7飞机加夜航设备等问题。在讨论加装航行灯方案时，意见分歧相当大，各不相让。杨凤田代表设计方提出的方案也遭到军方的质疑。这时杨凤田说：“辛副司令员就是这么交待的。”空军的一位参谋听后，有些不解，“辛副司令员是代表空军的，怎么没有跟我们这些办事人员说过呢？”他对杨凤田的话怀疑大于相信。杨凤田看出了这位参谋的心思，就说：“不信，咱们就去问辛副司令员。”这位参谋想：“去就去，我一个参谋，怕什么？”于是拉着杨凤田的手去找正在沈飞公司宾馆开会的辛副司令员。结果验证了杨凤田说的是对的，这位参谋感到有点丢面子。不过从这以后两个人的感情得以升华，随着交往的频繁，参谋对杨凤田的人格魅力也有了新的认识，从杨凤田身上学到好多有关飞机的知识和有关做人的道理。他佩服地说：“杨凤田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很强的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很深的技术功底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大多数总设计师在这些方面都无法与杨凤田相比，他不愧为最合格的型号总设计师之一。”让这位参谋更为佩服的是杨凤田的外交能力。他善于与领导层、机关、各分系统总师沟通、打交道。当遇着重大棘手的问题时，总是有办法找机会把问题用简练而准确的语言反映到有关领导和机关里去，让领导听得明白，并接受他的意见。
这位参谋比杨凤田小十几岁，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友谊，也在工作中保持与加深了友谊。参谋把杨凤田当做尊敬的长者，知心的朋友，两人已成为忘年交。
鉴于杨凤田的外交能力出众，好多人都称他是“通天总师”，是总师系统中的“外交家”。
直通司令员
“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是由于战胜了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取得的。”[11]
2004年，JBF型飞机在空一基地进行BGD导弹的靶试，每进行一次靶试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靶试能否进行取决于人员、测试设备、飞机、靶机、导弹和天气诸因素，每一个因素都必须满足靶试要求的条件，否则就不能进行靶试。一次，杨凤田到了现场，看到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他高兴地认为今天可以打靶了。可是有人告诉他：“今天打不了，因为没有地面指挥员。”经杨凤田详细了解，才知道地面指挥员何副参谋长已经去北京开“十号工程”的表彰会去了，而且何副参谋长是受奖者，必须参加会议。这让杨凤田有点猝不及防，他想：“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好天气，就因为何副参谋长不在而不能飞，这太可惜了，应该把他调回来。”他便去找相关单位说明靶试如何重要，并请求把何副参谋长调回来，可是都说解决不了。他又给空司科研部打电话，一位很有来头的部长接了电话，告诉他：“现在正在开会，几个党委常委都在这里，会议很重要，何副参谋长不能回去。”杨凤田听后有点急了，便问这位部长：“谁能解决问题？”部长告诉他：“除非乔司令员下令，何副参谋长才能回去。”这位部长以为杨凤田不敢找乔司令员，这样就可以把问题搪塞过去。然而杨凤田从来都是想办的事情一定想办法办成。因此，他拿起给他配的专线电话，直接打到乔司令员的办公室，秘书接了电话，杨凤田说明意思，秘书叫他稍等，便去请示司令员。过了一会儿，秘书回了电话说：“何副参谋长进京开会是乔司令员批准的，会议很重要；但是JBF型飞机的靶试也很重要，时间不等人哪，同意何副参谋长立即回去。”杨凤田放下电话，高兴地对试飞人员说：“好好准备吧，乔司令员同意把何副参谋长放回来了。”当天下午何副参谋长就回到了基地，连家都没回，直接到试飞现场研究靶试的工作。在别人看来办不成的事情，他办成了。
到了第二天，天气依然晴朗，参试人员热火朝天地做着打靶的准备。可是BGD导弹检测时却出现了问题，不能进行靶试。杨凤田知道后，有如当头一棒，让他有点生气。“好不容易把地面指挥员请回来，导弹又出问题，怎么搞的？”杨凤田生气归生气，还得想办法飞。他不愧为是有经验的指挥员，马上决定：“今天不打普通弹了，改打长弹道！”经过充分的准备，还真打成功了。前来观看靶试的空军马副司令员非常高兴，向杨凤田表示祝贺。杨凤田笑着对马副司令员说：“要不把何副参谋长调回来，今天就打不成了。”马副司令员会意地笑了。
要求5分钟，汇报半小时
“腹有诗书气自华。”[12]
2004年，JBF型飞机在科研靶试中，主动雷达型导弹的打靶取得五发全中的好成绩。当时正是我国航天载人工程“神舟”五号做发射前的准备，军委副主席曹刚川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检查发射准备工作，然后又到空一基地检查在研型号的试飞情况。在现场检查时，与杨凤田总师相遇，曹副主席早就认识杨总，他像遇到老朋友一样，主动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杨总的手，很亲切地问长问短，杨总也很自然地问候曹副主席。
在空一基地组织的汇报会上，由于汇报的单位多，会议主持人要求每个人汇报不要超过5分钟。当轮到杨总汇报时，他与曹刚川副主席打过招呼后，就开始了汇报。他没有拿任何书稿，讲了3分钟就不准备讲了。可是曹副主席好像刚听到紧要处，于是摆摆手，要他继续讲下去。杨凤田只好接着汇报，又汇报一会儿，便又停下来，曹副主席又摆摆手，还是让他继续讲。就这样反复两三次，结果半小时过去了，会场上一直一片寂静，真可谓是落针闻声。杨凤田有章有节、有理有据的汇报，赢得了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掌声。可是苦了会议主持人，在杨凤田汇报时急得团团转。因为会议时间有限，还有好几个单位要汇报，杨凤田把时间占用了，其他单位的汇报时间更短了，结果有的单位没能汇报上，会议主持人只好向人家表示歉意。
整点实事，别玩虚的
杨凤田有着东北人的耿直率真。为了使我国战斗机的发展进入新的领域，他努力追求着，带领我国航空领域的精英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关键技术，大大缩短了我国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杨凤田勇于创新、敢于挑战新技术的精神激励着武器系统设计的精英们！
根据国家安排，我国自行研制出了一种较先进的BGD雷达导弹。在第一次装上飞机进行发射试验时，仿真试验与CTS风洞试验所测得的数据有些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枚火箭弹是否可以按计划进行空中发射？专家们各持己见，意见不统一，大家争论不休，因为试验还涉及到载机及飞行员的安全。杨凤田和导弹院的董秉印、刘永春总师等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用数据说话。因此，重新整理分析了仿真试验数据，重新审查了CTS试验的输入条件，再比对空中发射试验的飞行包线、弹道包线及发射条件，同时结合往年其他型号火箭弹的发射经验，找到了两种试验数据不一致的原因。在关键时刻，杨凤田以他那亲切的高亢的浓浓东北腔说道：“通过数据分析证明，空中火箭弹发射试验应该是安全的，要相信仿真数据，要相信吹风试验数据，同时还要采用新的技术，采用创新的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新的空中试验程序，科学的东西要求我们必须整点实事，别玩虚的，更别吓唬自己，我决定按计划进行空中火箭弹发射试验，责任我负！”真是大将风范，一句“责任我负”需要多大的勇气，又承载了多重的压力呀！那不是简单的地面联试，那是涉及到飞行员生命及国家财产安全的重大试验，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再一次证明了杨凤田这个领军人物的胆识和责任心。空中发射试验圆满成功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杨凤田的压力也随之烟消云散。科学不需要华丽的语言、激昂的豪言壮语，需要的是“整点实事，别玩虚的”。杨凤田就是在科学试验面前迈着踏踏实实的步伐，开拓我国航空新领域的领军人物。
他不是个退休老头吗？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13]
杨凤田出生在农民家庭，从小就养成了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的精神。随着时光的飞逝、职务的升迁，经济条件也不断好转，但他仍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在空一基地跟飞时，官兵们总是看见他冬天穿一件已褪色的旧羽绒服，春秋穿一件旧中山装，有人说是蓝大褂。他经常在路上散步，东瞧瞧西看看，遇着熟人或战士总是先打招呼，问长问短，唠唠家常，十分和蔼可亲，都以为他是基地的退休老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