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崇高境界在他身上交织融合，形成了他近乎超凡脱俗的人格。他多予少取的为人原则、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谦虚勤奋的学习态度、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都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除了对中国航空事业的突出贡献，他的伟大，也体现在平凡生活的点滴之中。
“我才做多少工作，怎能拿那么多钱？”
日军侵华时期，四处流亡的吴大观来到广州。一天，他偶然看见影院上演《悲惨世界》，便走了进去，结果深受感动，一连看了两遍。尤其是影片中的那句“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
后来他在自传中说：“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始终努力按照这句话去做。”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杰出科研人才给予优厚待遇。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不到30元，一般的车间主任也才60多元，而吴大观的工资却有273元，如此“脱离群众”，令他十分不安。“我才做多少工作，怎能拿那么多钱？”他几次向组织请求减工资，均被拒绝，这件事一度成为他的心病。
1963年，越南战争爆发，吴大观从一年的工资中拿出1200元寄到北京的越南大使馆，表示抗美援越。一年后战争结束，他便每月多交100元党费，并在此后45年中，将“多交党费”作为一个传统，一直坚持下来。
曾在410厂担任吴大观党小组组长的倪伟对此印象尤为深刻。“按照标准，吴大观每个月应交的党费不到3元，可他每次都交103元，其他人合起来也没他多。”倪伟说，“每次收完他的党费我丝毫不敢怠慢——万一丢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全赔上也不够。”
“文革”期间吴大观受到不公正待遇，恢复工作后，组织将那段时期共6000多元工资补发给他，他立即抽出4000元交了党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工资的增长，他这份额外党费的金额也增加到每年四五千元。此外，只要听说国家有需要或他人有难处，他都慷慨解囊，从不吝啬。原中国一航科技委副秘书长彭友梅介绍，从1963年到2009年，吴大观一共多交党费21万多元，捐款9万多元，占到他劳动报酬的三分之一。
而吴大观自己的生活，却是出了名的朴素。采访中，记者一行去他家中参观，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建的将军楼，在当时算很好了，可家具却很是陈旧简陋，除了客厅里那台新买的宽屏彩电，其余的摆设几乎和一个30年前的普通家庭别无二致。女儿吴晓云一一介绍了家里的“古董”：吴大观视若珍宝的书籍、穿了几十年的工服、吃饭和工作学习用的小方桌……“家里还有没有在沈阳时用过的东西？”一位同行问道。“有！”吴晓云不假思索，弯腰从门后拿出一把锈迹斑斑的火钳：“像这个，从沈阳到西安到北京，一直都带着。”
吴大观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一些人很不理解，对此，他在自传中坦露了心迹：“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被评为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老专家，那都是很高的荣誉。我凭什么得到那么高的荣誉？我扪心自问：你做了多少工作？到现在发动机还拖着飞机后腿！你这一生怎么做的呢？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另外，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还有西部的开发建设，所有这些都需要钱。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节省，同时，既然是中国人，就要分担中国社会的责任。”
“专注在书本上，就把私心杂念都忘了”
2002年，86岁的吴大观学会了一件新鲜事——上网。他高兴极了，不顾腰肌劳损，仍经常坐在电脑前下载资料，以至于吴晓云不得不经常提醒：“您歇会儿，起来走走，电脑自己会下载，不用老守着。”
吴大观一生坚持勤奋学习，这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熟悉他的人都说，吴老没别的嗜好，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看书。他在自传里写道：“人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有七情六欲、私心杂念。曾经有位老画家说，画画对身体有好处，可以使心情开朗、思想专一。我说念书也有这个作用，专注在书本上，好好学一段，就把那些私心杂念都忘了，心情开朗，精神就好很多。”
“文革”期间，许多科研人员担心被批斗，不敢看外文书籍，吴大观却照看不误。为了少费口舌，他想了个办法，用红书皮把书包了起来。当时同在一个党支部的吴久诚发现了，跟他开玩笑，他不以为意，并鼓励大家说：“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不用像我这样躲躲藏藏的。”
吴大观去世后，家人共找到56本学习笔记。其中，从2004年离休至2009年这不到5年时间，他就写下了22本。2009年以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笔记中偶尔会出现这样的记录：“身体不适，学习无力”“今天精神好些，新到《求是》第三期，仍要坚持学习”“又能继续学习，少量的”“还有精力继续学习，有学习可以得到精神舒畅”……2月11日，他写下了最后一篇笔记，此时距离他生命结束，只剩下30多天。
除了自己刻苦学习外，吴大观也十分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
1961年，吴大观来到刚刚成立的沈阳606所担任技术副所长。他发现许多科研人员只懂俄语，英语却很差。于是，他动员周晓青当老师，组织培训班分批学习，很快提高了大家的英语水平。对一些能力突出的技术骨干，他甚至带到家里亲自授课，李志广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李志广受命前往英国，出色完成了一项技术引进任务，受到了大使馆和上级领导的赞扬。后来李志广成为606所的副所长、总设计师。
1978年底，吴大观被调到西安430厂担任副厂长兼设计所所长，全面领导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在此期间，他同样对研究人员严格要求，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余，组织大家集体学习。“每天16小时的工作和学习，让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受不了，”原设计所气压室主任韦龙庚说，“但后来回想起来，我们都十分感激。”
在敦促年轻人学习的同时，吴大观还尽可能地把他们放到科研第一线去锤炼，并指引他们学习国外经验，跟踪世界航空发动机先进技术。
高空台是先进航空发动机研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1980年，刘大响作为高空台考核组组长，跟随吴大观赴英国罗·罗公司参加斯贝MK202发动机的考核试验，工作学习了近7个月时间。吴大观对他说：“抓住这个机遇，既要完成试验，又要学习英国高空台模拟试验技术。”后来刘大响牵头建成了我国乃至全亚洲首个高空台，而这次学习，对高空台的建设和调试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吴老不仅是教我们技术，更是让我学会了怎样做人”
北京青云航空仪表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师元光是2003年调入科技委的，此前，他和吴大观并没有太多接触。一次，科技委组织去郊区摘桃，吴大观没有参加，他便装出一盒，请人给吴大观送去。没想到时隔数日，在科技委一次会上，吴大观专门找到他说：“谢谢你啊，我吃到你带给我的桃子了。”
吴大观对待工作和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而他在生活中的谦逊诚恳、平易近人，同样令人叹服。
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他重返410厂考察调研，向当时公司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庄铁肩问起某重点型号的情况，庄铁肩不太了解，于是请相关专家倪国雄来讲解。考察结束后，吴大观回到北京，特意给庄、倪二人寄去了自己最新的论文集。庄铁肩回忆道：“我一打开，就看见扉页上工整地写着‘请铁肩同志指正’，顿时百感交集。即使是对后辈，吴老同样谦虚、尊重。”
606所“昆仑”办主任徐忠义是个直性子，刚参加工作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在一次排故工作中与当时一位老专家发生了争执，言辞十分激烈。吴大观听说以后，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原以为会挨一顿批，谁知吴大观却耐心地教给他一些与人沟通的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道理，话语间充满了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切。“这堂课让我永生难忘。”回想起这件事他不禁热泪盈眶，“吴老不仅是教我们技术，更是让我学会了怎样做人。”
一位党员专家的报国历程
——追记我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上）
《工人日报》（2009年07月01日01版）
记者车辉
2009年3月18日，北京航空工业中心医院，一颗跳动了近一个世纪的心脏停了下来。这颗心脏属于一位93岁的老人，他叫吴大观。
了解中国航空发动机发展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王冠上的明珠”，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全世界具有制造航空发动机能力的国家只有5个。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正是有了吴大观，才有了跻身于世界航空发动机俱乐部的可能，他是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记者看到，照片上的吴大观一派老一代科技知识分子形象。满头白发，脸上挂着从容淡定的微笑，这种从容淡定正属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我要学航空，不能再挨炸了”
1927年，美国飞行员林白独自驾驶飞机飞越大西洋，从美国纽约到了法国巴黎，成为名扬四海的英雄。
1929年，美国海军中校伯德乘飞机飞越南极。
当时正在江苏扬州中学读书的吴大观得知这些消息，他第一次有了“飞机”的概念。
吴大观自小成绩优异，一直想报考清华大学，“八一三”事变爆发，导致了他清华梦的破灭，转而投考长沙临时大学。
日本侵略者攻占南京，威胁武昌，吴大观又一次成为了流亡学生。最终，他一路颠沛流离赶到了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
一路上的辛酸苦楚给吴大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他们不知道挨了多少次日本飞机的轰炸，路上看到太多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中国人尸体。吴大观原来学习的是机械专业，他拿了成绩单给航空系的主任：“我要学航空，转学到航空系。不能再挨炸了。”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群星璀璨，一大批爱国教授在艰苦的环境下带领学生努力钻研。这些知识分子影响了吴大观的一生，那种爱国民主的气质深深地融入了吴大观的血液。“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若干年后，吴大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吴大观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了位于贵州穷山沟的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开始钻研发动机。虽然他深受重用，被授予中尉军衔，还被选去美国参加培训，但他完全不认同国民党的那一套理念，他认为腐败的国民党根本无法造航空发动机，更没法解救中国。
吴大观回国后到北大工学院担任讲师，此间他不断接近进步人士，结果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此时党的地下组织找到了他，将他一家接到了石家庄。
在石家庄，他遇到了未来新中国主抓国防科技的聂荣臻元帅，聂帅问他：“吴先生是做什么的？”
吴大观回答：“我是干航空发动机的，我看国民党没什么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去解放区找共产党。”
从此，他坚定地走上了信仰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至死不渝。
“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沈阳、西安、北京。建国后，这三个城市留下了吴大观追求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深深足迹。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苏两大强国对我国实行封锁，国内连续3年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极其困难时期。
为了打破国外的封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勒紧裤腰带，加强国防建设，搞自己的武器装备。就在这个时候，沈阳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诞生，吴大观在这里开始在新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白纸上描绘蓝图。
“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吴大观说。
吴大观要求所有的科研人员让办公楼灯火通明，每天下班后，要研究所年轻的技术人员坐在办公室里看资料，写心得。
他看到一位年轻的科研员在傍晚的时候打篮球，就叫他过来说：“你是技术尖子，不要打球，快去看资料。”他甚至不想让自己的研究人员做任何家务，他看到技术骨干王智忠在家里洗衣服，便打趣道：“这种事应交给夫人，你应该去看图样、查资料。”
这些年轻的技术员都理解他，新中国的发动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患了“心脏病”的军用飞机会受制于人，他心里是真着急。熟知那段历史的人回忆说，吴老当时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没有节假日。
当年一次研讨会传来消息，美国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发动机，比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动机转速又提高一倍。“坏了，差距又拉开了。”与会的国内专家倍感压力，吴大观现场就和一位专家打了赌：“搞不出新型发动机，我把脑袋挂在研究所门口。”
吴大观带领着年轻的中国发动机科研队伍不断进行技术攻关，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型号——喷发1A发动机，主持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建设，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
“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1949年，北京刚刚解放，吴大观被组织派去接收位于西单的国民党矿产研究所。此时，他遇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任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秘书的沈时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