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说：“杨总在中航直升机设计所、中航直升机发动机所、南航、西工大、陆航部队官兵中都有很高的威望， 都称他为直升机专家。在学校里他是几个大学的兼职教授， 在研究所他是多个型号的顾问， 在官兵中他是值得尊敬的专家， 大家都知道他在直升机飞行力学上的学术贡献， 在直升机飞行试验上是权威。有一年我们在景德镇搞某型直升机型号， 当这个型号碰到试飞攻关难题时， 杨总每天晚上在计算机室熬夜， 推算出直升机机动性能数学模型公式， 并进行了简化， 这个公式计算起来很方便， 也很准确， 对我们年轻人帮助很大。”
杨总带出来的硕士生， 目前中国试飞员学院的副院长尹建锋对记者说：“杨老师在院内学术界有名， 在全国直升机界有很大影响。有一次某重点直升机型号在北京开会， 杨总晚去了一会儿。在他未到会之前， 各个所厂还有部队的同志吵得不可开交， 正在这时， 杨总到了， 他说了几句话， 大家顿时静了下来， 大家都信服这位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突破的老专家。”
杨总不但培养技术带头人， 而且当中国试飞院一段时间缺乏直升机试飞员时， 他也到处寻找试飞员。杨总很着急。当他经多方打听， 了解到有两位关中籍的直升机飞行员在陆航都已飞了多年、飞了几千小时， 是技术娴熟的飞行领导干部时， 就亲自到部队做工作， 最后终于感动了部队领导放他们两个转业。他们两个到中国试飞员学院当教员， 现在这两人已经为试飞院培养出了一批硕士级直升机试飞员， 也为新的直升机型号试飞定型立下了不朽功勋，均获得总经理特别奖。
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在念叨着直升机
2009年春节前， 杨总因病住进了医院。这个患了20多年糖尿病一直没有休息的老专家躺在了病床上。他虽然躺在病榻上， 但是他的心还是在某直升机重点型号上。他知道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直升机型号， 也是国家最需要的飞机之一， 从10年前预研摸底， 到后来型号办班子建设， 他一直是带头人。2003年他本该退休， 但院领导找他谈话， 恳切地说：“杨老你不能走， 直升机专业离不开你！”让他延聘继续干， 这样他又干了几年， 到2005年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导致视力下降厉害实在没法上班了， 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徒弟张虹秋 ， 但他仍经常到试飞现场看看， 帮助处理一些事情， 心还在型号上……
在病中他望着守护在他身旁的妻子万巧云， 这个和他生活了40多年来自老家河南太平县的女人一共为他生了3个孩子， 觉得对不起她。刚结婚的时候是两地分居， 她在兰考县医院当护士， 一个人带几个小孩， 自己在陕西搞直升机， 没有给家里干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万巧云和孩子们调来之后， 自己还是从早到晚忙工作， 回家很少做家务， 有时间就看书研究学问。
2009年1月初杨总的病情急剧恶化， 67岁的他已经进入弥留状态， 试飞院、试飞员学院、飞机所领导及直升机室他的弟子们春节放假一回来就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 大家都携家带口来看望他们的导师， 希望杨总能够康复。
据秦超敏、张西等人说， 我们是春节后去看杨老的， 那时他已经昏迷不醒， 有点糊涂了， 但是在病床上还是在喊着“悬停、起飞、爬升”等试飞名词。
2009年2月13日10时， 杨松山这个中国直升机界知名的试飞专家， 这个在中国直升机技术上不断追求的人， 这个以自己的智慧照亮了中国直升机界试飞道路的专家停止了呼吸。
青山不朽、河水不腐， 杨松山研究员和他闪光的科技著作一样永远活在中国航空界、活在中国直升机人中间； 他的著作、他的精神和他的一代代徒弟一样， 永远活跃在中航工业的阵地上。
改革开放 自办大学
张继诚
招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共和国的历史进程。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轰轰烈烈讨论之后，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 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邓小平同志做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它实际上是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25日，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 全面实行改革开放， 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而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这样说， 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结束， 是改革开放的开始； 是“左”倾路线的结束， 是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走上小康道路的开始。
三中全会以后， 工农业生产和城市建设开始恢复正常， 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项工作也开始走上正轨。这时各方面都感到人力不足， 中央决定， 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工作。四院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 除了分配来一批工农兵学员 （从工厂、农村、部队中选送到大学学习的大学生） 外， 再无进入新生力量， 全院职工平均年龄比“文化大革命”前长了10岁， 且病号较多， 人力明显满足不了工作需要。为此部里给了200人的招工指标。
四院和部里的子女大都在北京远郊延庆县插队， 我们的招工方向就定在延庆。招工时，部里要求力求把本单位职工的子女都招上来， 同时还要照顾其他单位。
院里考虑， 招工以后还要培训， 就指定由我这个院培训中心主任参加， 并具体主持这次招工、培训工作。在延庆， 我们与县领导合作得很好。双方互有所求， 我们是要把自己的子女都招上来， 他们是要我们多带一些县里干部的子女。我们住在县招待所， 白天到各知青点了解情况， 登记名单， 晚上回来汇集情况， 研究问题。还要应付各方人士： 乡镇干部来访，他们无非是要我们带上他们的子女； 院里的子女来探听消息， 就怕漏掉了他们； 兄弟单位来敲边鼓， 希望我们想着他们； 还有其他来源的知青也来求情， 恳求我们把他们也捎上。我们整天忙于名单， 忙于应付。
招工小组有4个人： 郝济勤是干部处的， 他负责具体名单， 谁去谁留由他掌握； 我是既无自己子女， 又无关系户， 只把握不出大错就行； 段重喜是刚调来的， 人很精干， 他倒是有些“私货”， 有些需要照顾的个人关系； 还有司机郝坤， 他干些具体工作 （他后来给院长杨拯民开车。杨院长是杨虎城的儿子， 后调全国政协任副主席， 郝坤任生活秘书）。
这次招工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圆满完成了任务， 各方都很满意。
从“721大学”到工学院
招上来的200名插队知青解决不了技术力量缺乏的问题， 只有等待国家分配大学生， 可那时哪有大学生可分？ 那时国家刚刚恢复高考不久， 新大学生毕业还要有几年， 况且生源又少， 等待国家分配大学生来解燃眉之急是不现实的。
为了摆脱这一困境， 1979年初， 院里决定自己办“721大学”， 培养技术人员。当时办大学很简单， 不用国家批准， 给部里打个招呼就行。所谓“721 大学”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 之后出生的人就不会知道了， 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这个背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全国的大学都停止招生。进入20世纪70年代，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到学校学几年以后，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是1968年7月21日发表的， 被称为“721指示”）。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招收新生， 以后其他高校也开始陆续招生。不过招收新生的办法有了本质的变化， 这就是取消了全国统一高考，从工人、农民 （主要是插队或回乡知青， 也有少数劳动模范）、解放军或生产建设兵团中选拔青年， 直接进入大学学习。从1970年开始招生到1976年结束， 这些大学生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在这期间， 许多有能力的单位也自主办学， 培养适合本单位需要的技术人员，这些学校有一个大致统一的名称： 721大学。
自己办学首先要成立班子。我是当然的校长， 又调李希斌、商开乾任副校长， 还有乔建中、赵兰芬、张玉凤几个工作人员。
设置什么专业呢？ 考虑到土建、电器两个专业急需用人， 就决定先办这两个专业。教师队伍就从这两个专业科室的技术人员中抽调， 共抽了十几个人， 记得有于兆鹏、郑德仁、兰墨哲等。教学计划是， 业务课按清华大学的教学计划安排， 政治理论课则由我安排。学制为4年， 教学地点在办公主楼5层。
准备工作完成以后， 确定学员又成了大问题， 因为年轻人都想上学。从200人中选100人， 谁上谁下都要得罪人。家长都来求情， 还有部里的、院里的、关系单位的也来掺和， 谁不上都不好。最后教务组提出，“出题考试， 以分划线”， 这样谁也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721大学”办起来了， 并进入正常运转。这时部属单位都赶时髦， 差不多都办起了“721大学”， 于是部教育局对这些“大学”实行了统一管理。在一次三机部在京单位“721大学”经验交流会上， 各单位介绍自己的办学经验。我的发言引起部教育局局长孙铁和机关党委书记常绍弟的重视， 他们认为， 四院的办学最正规， 像个大学样子。因此， 常书记提出， 四院再办一个“政工班”， 把部属单位没学历的政工干部都培养到大专水平。这一提议得到部属单位的积极拥护。四院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但同时说明那是对我们以前工作的肯定和对赋予新任务的信任， 我们以此为荣。
四院很快就筹备好了政工班的教学班子。学员由各单位选送， 不进行入学考试。经院长梁万祥同意， 还为空军代培了5人。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4年了， 三中全会精神正在全面贯彻， 大家都觉得“721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听上去不雅， 又有一种忌讳， 于是都一窝蜂地改名称叫“工学院”了。四院也没落后， 紧跟形势， 改“721大学”为职工工学院。
工学院的政治理论课由我来讲。这对于我来说是本业， 讲起这个课程来我不但是驾轻就熟， 而且热情很高， 很有兴趣， 我特别愿意讲。在北京市国防工办成人教育经验交流会上，我曾介绍过工学院如何讲好政治理论课， 引起大家的重视， 会后很多单位都请我去讲政治课。后来， 我实在忙不过来， 就请胡长明 （原空军宣传处长） 帮助我讲。再后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也请我去讲课。
政工班的文化课请空军的石理俊同志讲， 他原在空军是给首长讲课的， 在这里讲的效果很好。文书档案课是请部办公厅一位处长讲的， 他使大家长了很多知识。历史课由诸声鹤讲， 他的知识面很宽， 讲课效果也非常好。
总的看政工班办得很成功， 毕业后很多人回去后当了厂所领导， 大部分人当了中层干部。
办学期间， 国家还要求对工农兵学员进行补课、考试， 在这过程中我交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朋友， 后来他们中有的当了院长、书记， 仍与我保持良好的关系。
第一期土建班毕业以后进入到各个工作岗位， 大都表现很好， 很受老同志欢迎， 大家强烈要求再办一期。举办第二期土建班时， 院里决定， 学员的来源仍然主要从本院职工子女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 不足部分可在社会上招。我儿子张勇当年高中毕业， 准备考大学， 就在高考头天晚上， 我因心脏病突发， 到医院抢救， 儿子陪了一宿， 第二天在考场上一边答卷， 一边想着正在抢救的父亲， 结果只差几分没考上大学。这时正好四院工学院招生， 儿子理所当然地进了四院工学院， 学习土建专业， 这决定了他的一生始终与工程打交道。
在工学院工作期间， 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陈云的儿子陈元， 他当时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 正在接受来自上面的委托， 筹建一所类似国民党“黄埔军校”那样的大学， 培养党政干部。这所学校取名为现代管理学院。他听说我也在办学， 就请我参加学校的筹建工作， 并聘我为教授。
后来我在现代管理学院兼了很多课程， 并交了很多朋友， 如认识了向明同志， 他使我成了“中国老科协经济分会”秘书长， 一干就是10年； 还认识了原外交部长姬鹏飞的秘书宗光耀同志， 他使我认识了许多外交部的大使， 这些关系使我走上招商引资的道路， 并使我后半生的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双重领导，部市都管
“文化大革命”以后， 基层成人教育如雨后春笋， 很多单位都成立了“721大学”。为适应这一形势， 省、市、部、委都相继成立了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北京市就成立了成人教育局。这样国家机关在京单位的成人教育就有了双重领导， 一是顶头上司部、委教育局， 二是北京市成人教育局。这两个领导都抓得很紧， 开展了很多活动。相应地， 国家机关下属单位的成人教育工作就要两面应付。
北京市成人教育局的住所在新外大街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南侧， 与那时的北京电视台同在一栋三层小楼里。成人教育局下设若干处， 其中一个是国防工业处， 主管在京国防工业单位的成人教育工作， 处长姓陈， 是个老将军的爱人， 工作很积极。由于离四院很近， 她经常来我们工学院了解办学情况， 交流办学经验。我也经常到她办公室去了解上级的精神， 使自己的工作跟上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