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在中国大地上汹涌。当时， 正值国产强5型飞机定型试飞， 任试飞院动力专业组长的左汉中毅然挑起了强5飞机动力装置国家鉴定试飞主管的重担。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 发动机有问题， 将直接威胁飞机和飞行员的生命。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曾说， 发动机是设计出来的， 更是试验出来的。左汉中坚信， 没有知识没有技术， 就无法搞航空科研， 更无法完成强5飞机动力装置国家鉴定试飞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于是， 他一边要接受批判， 一边还要搞科研试飞。受批判戴白专帽子， 他不屑一顾。他说：“受委屈遭磨难， 航空试飞技术还是要搞！”
试飞期间， 他遇到了飞机发射导弹停车的第一道难关。
由于强5飞机是中国当时唯一一种从两侧进气的攻击机， 两侧进气又是当时的飞机发展方向， 这一难关如果不攻破将影响深远。不仅影响我国战斗机、轰炸机等机种的研制进程，而且会直接影响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为解决这一难题， 他加紧航空动力装置专业技术理论学习研究。
那时， 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每个家庭的日子都过得异常艰难， 他家老少3代挤住在试飞院家属区一单间房里。在夏天的晚上， 他经常坐在家门外走廊厕所门口， 借着灰暗的灯光看书学习记笔记， 钻研航空动力装置专业技术知识直到深夜时分， 他的邻居都异常钦佩和感动。
他向专家们请教， 他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带领课题组进行了模拟试验。他分析研究了打炮停车的机理， 探讨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技术途径。他与兄弟厂所合作， 提出在炮口加装消烟装置、调整炮位、发动机减油点火等具体设想。历经两年时间的艰苦摸索与科研实践，终于有了解决强5飞机打炮停车难题的具体方案。
就那样， 他没有歇息一分钟， 而是更努力地学习和工作， 积累了大量的专业技术经验和知识， 为以后的新机研制和科研试飞提供了依据及技术支持。
“只想为中国人争口气，为试飞院争点光。”
1972~1979年间， 阎良试飞院机场科研试飞如火如荼。在歼8白天型飞机动力装置试飞中， 发动机空中突然停车好似人患了心肌梗死病症一样， 拦阻住了试飞人马。
人们知道， 战斗机得了“心脏病”， 在空中无法再次起动， 要么弃机跳伞， 要么机毁人亡， 迫降成功的概率极小， 为此， 空中停车是各国空军飞行员最忌讳的飞机故障。
为了解决歼8白天型飞机空中停车难题， 他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他顾不得父母、妻子和孩子， 他经常带领试飞院课题组人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 或埋在数据堆里， 或扎在试验现场， 组织进行技术攻关和数据验证。他精心尽力对空中停车原因做了分析和探索， 同时进行了分类区别， 针对不同原因寻求解决办法。另外， 就进气道的波系做了准确的判别， 从而分析出了进气流的数量和质量对发动机工作的影响。
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摸索， 最终成功地解决了该机空中停车的技术难题， 以此填补了我国战斗机空中停车有关问题的鉴定试飞空白， 开辟了空中停车技术难关的研究方向和道路， 带动了专业组的快速发展， 促进了发动机试飞预研工作的开展。
他没有骄傲， 他说：“只想为中国人争口气， 为试飞院争点光。”
左汉中是科研战线的尖兵，同时又是一名勇士
1980年前后， 某国欲购买百架我国产战斗机， 谈判桌上却节外生枝， 蛮横刁难。该国国防部长及专家提出：“你们的飞机发射导弹时是否会停车？”“要通过试验我们才能买！”他们还执意要按美国的试验标准到法国去作试验， 而且我们不能参加， 试验费用还要我们出， 否则， 飞机的价格要降低。
开玩笑， 每架我国产飞机仅是国外飞机价格的十几分之一， 还要降低。这不欺负人吗？在谈判桌前， 左汉中毅然决然反对， 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能作试验！”当时， 各方意见分歧很大， 部机关领导也担心完不成此项试验， 影响飞机的出口销售。左汉中诚恳地对部机关领导说：“虽然我们没有做过此类试验， 而且确实有风险， 但试飞院已经做好了试验准备， 保证能按时完成试验。”左汉中认为， 这项试验并不像外国人说得那么复杂。再说， 有中航总领导以及试飞院技术实力做后盾， 再艰难再复杂的试验任务， 我们也能拿下。他的决心、勇气和爱国心赢得了部机关领导的信任， 最终说服了部机关。
之后， 他回到试飞院带领课题组， 自己动手， 找来旧炮筒， 找来资料， 试验、计算、分析， 片刻不停， 日夜鏖战……
在所要求的短暂时日内首次成功地按国外标准完成了试验， 首创了涡喷发动机吞吸导弹喷流飞行模拟试验和喘振边界飞行试验方法， 为当时新机出口创造了必备条件， 保证了出口任务的顺利进行。
左汉中认为， 这是很平常也很平凡的事情。可是， 远在加拿大定居的他的一位同学却很佩服：“国内航空科研试验条件差， 生活又艰苦， 你在试飞领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 真是不容易啊！”
“科研试飞之路没有歇脚的地方， 只能像引擎一样， 不停地飞旋轰鸣。”
当时， 中国航空工业现状及空海军装备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引起中央领导的极大关注。根据国际形势， 为适应现代空战需求， 中国加快了改进空军装备的步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国防科工委、空军、中航总与美国签订了改进歼8Ⅱ飞机雷达及火控系统的合同。1989年春夏之交， 美国撕毁合同， 同时竭力阻挠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合作， 实行了严密的军事技术封锁， 合作计划化为泡影。
靠自己才是最真实的， 坚持自主创新才是中国航空工业腾飞的坚实基础。1990年， 歼8Ⅱ改型机定型试飞在阎良试飞院拉开战幕。
左汉中副总师全身心投入开拓性试飞研究工作中。由于常年劳累奔波， 他的胃病、支气管炎时常折磨着他， 为不耽误型号试飞的整体计划进度， 他边住医院边主持试飞工作。
1992年8月， 该机靶试评审会在北京香山召开。9月， 试飞院及各参试厂所人员全部在西线某空军基地集结。由于×导弹是从国外引进的， 总投资10亿元左右， 是高新技术， 在我国首次进行战斗机制导发射， 试验一枚将耗费近千万元。
身为试飞队长的左汉中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1992年12月， 该机相继完成雷达测距测速精度以及两种导弹的电子对接试飞， 但最关键的两枚进口新型导弹发射失败。在基地现场的国防科工委、中航总领导及参试人员的心情异常沉重， 左汉中更是心急如焚。就在此关口， 又一大难题摆在左副总的面前。
因空军一架飞机高空停车造成重大事故， 致使价值10亿元的飞机无法交付， 飞机生产厂家交不了飞机， 靠贷款发放工资， 厂家举步维艰； 列入空军作战序列的数十架飞机全部停飞， 无法执行战备巡逻任务， 中航总置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为此， 中航总在1994年8月下了死命令：“一月之内完成高空停车攻关试飞！”左副总代表试飞院勇敢地接受了这项特殊任务。
他准确地把握技术难点， 充分发挥技术特长， 紧急组织人马， 精心制订攻关试飞方案，迅速组织加班， 突击节点任务。最后， 攻关试飞仅用了20多天就取了重要数据。解决了中航总当年生产任务中的一大难题， 解除了空军近两年来禁飞的禁令， 受到中航总的高度评价。试飞院领导惊喜地说：“真没想到你的动作那么快， 可喜可贺！”
随后， 他又抱病转入某型导弹靶试攻关工作。虽然， 火控专业对他来说是新专业， 但为了学习和掌握火控专业技术， 他不耻下问， 经常向其他技术人员请教学习， 研究探讨关键技术， 以保证课题攻关的进展。每次进西线， 他总要带上几箱中药， 为不影响工作， 他有时一手打着吊针， 另一手还在计算数据、制订方案。时任中航总试飞局局长屈见忠关切地从北京为他带来了药品。食堂要给他做病号饭， 他坚决不要。他资格老， 却坚持同大家一样吃住，为了查证数据疑点， 他和课题组一道加班熬夜， 直到得到满意的结果和答案。他充分信任和尊重机务人员、试飞员， 与他们关系十分融洽， 在西线时他很忙， 机务人员帮他煎煮中药，鼎力支持他的工作。飞行时， 饮水十分紧缺， 别人把他带的水喝了， 他不吭气， 还请后勤人员再买， 让试飞员们喝。尽管生活条件艰苦， 他经常咳嗽不止， 发低烧， 可从没退却， 从不叫苦。他以一个指挥官的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心， 带领试飞队， 团结14个协作单位参试人员和部队官兵， 总结经验， 同战友们一起攻克了数道技术难关， 经过了繁杂的反复对比模拟试验飞行， 更改硬件， 使攻关取得重大进展。
1995年4月28日， 该型飞机终于以发射导弹三发三中的特大喜讯传遍中国大地。靶试的成功， 使国产战斗机的设备和系统实现了质的突破， 填补了我国的一项空白， 我军空战能力实现了一次重大飞跃。
国防科工委、总参谋部、空军、中航总等分别致函致电试飞院表示祝贺， 左副总同全体参试人员一样， 激动兴奋的泪花涌出眼眶。是啊， 炽烈的戈壁沙漠， 似火的骄阳热浪， 刺骨的寒风冰夜……他六进西线， 日夜操劳， 戈壁滩为他作证！ 蓝天为他作证！
因为，“×导弹靶试成功不亚于澳星发射！”
是强者， 就要敢于探索。
他首创了发动机吞烟飞行模拟和喘振边界试飞方法；
歼8空中停车研究填补了我国一项空白；
歼8飞机获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
强5型飞机及改型动力装置获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
在他主持的飞机、发动机定型及攻关试飞中， 十多个项目分别获部级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奖；
他带领课题组首次研究出国内领先的武器喷流飞行模拟和计算方法等数项先进试飞方法， 成为国家级标准鉴定方法；
他参与并主持实施了×导弹引进工程；
发表了近20篇高水平航空技术论文， 出版了十多万字的文集；
他多次立功， 数十次受到国家、省部及各类奖励；
他曾任西工大兼职教授、中国航空学会气动热力学会委员、陕西省热物理学会常务理事；
他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中航总劳动模范。
这一切为他做出了完整的注释， 航空科研试飞的丰碑上将会永久地铭刻着一个强者的名字———左汉中。
杂谈航空发动机自行设计道路上的“二十八个半”
敬明书
前言
“文化大革命”前夕， 上级机关决定： 从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简称沈阳发动机所）抽调部分科技骨干力量支援四川新都机械厂， 组建新的发动机设计研究所。以沈阳发动机所副总设计师董秉虔同志为首的32 名科技骨干随之赴川， 被称为科研战线上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历史洪流与个人信念的碰撞中， 他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
坚定信念，踏上征途
1965年4月，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坐落在万泉公园旁的沈阳发动机所， 白天人来人往， 夜里灯火通明。科研人员正在为我国第一台涡扇发动机的设计工作日夜奋战。作为其中的一员， 我每天守在机器旁， 与工人师傅研究图样中的工艺问题。一天， 组长突然跑来告诉我， 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四川新都机械厂， 参与组建新的设计研究所。说实话， 要离开如火如荼的设计现场， 内心实在有些舍不得。但作为一名党员， 服从组织安排是我应尽的义务， 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当时所里按发动机三大部件 （气动、结构、试验） 及附件传动、燃油控制、强度、测量、基本建设等专业配备， 共抽调32名技术骨干派往新都机械厂。和我同一专业的老魏是1958年毕业的老同志， 也拉家带口， 加入了去四川的行列。还有一户祖孙3代都榜上有名。在短短两周时间里， 全体人员完成准备工作， 整装待发。没有犹豫退缩，没有挣扎抗拒。只要能搞出自己的发动机， 哪里需要我们， 我们就去哪里。
5月的一天， 在轰然鸣响的汽笛声中， 一行人怀着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 挥别亲朋， 踏上西征的路途。就这样， 一节军用火车， 横穿大半个中国， 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送往成都。
时逢乱世，游子回归
到了成都， 我和几个单身青年一同住进了一栋4层的楼房里。由于长期闲置， 双层木架床已积满了灰尘， 大白天显得格外宁静， 入夜后则成为老鼠的天堂。
由于我们的加入， 迅速充实了研究力量， 420厂很快成立新的42设计所， 并划分为老品、新机、试验三大部分。从沈阳调过去的设计人员主要集中在新机设计室。我们的领队———董秉虔成了42设计所的所长。当时主要的设计任务就是对某新型飞机的配套动力进行方案论证， 这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由于刚转业不久， 那时我们总是穿着一身褪色的黄军装， 在职工中非常抢眼， 日子一长， 当地人给我们这些传播发动机设计技术的退伍军人取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绰号。
“文化大革命”前， 军工生产正规而又繁忙。新都机械厂作为某型飞机发动机的主要供货厂家， 产量高、任务重。除完成设计工作之外， 我们每人每周还必须下车间劳动锻炼。我所从事的压气机设计， 在三大部件中最为复杂， 零件图样也最多， 工作异常紧张忙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新机设计工作受到影响。所幸上级领导特批： 同意董秉虔等同志调回六院。1967年秋， 我们迁居燃气轮机研究所下属的松花岭、甘溪两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