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 1993年7月25日， 实现加油机加油包线速度上限 （590km/h） 的拖曳/回绕软管/锥管试飞。至此， 全部完成加油吊舱定型试飞课目。
l. 1993年3月15~20日， 空军司令部科研部、空军装备部订货部、海军装备技术部在南京联合召开空中加油工程加油系统技术评审会。
m. 1993年12月23~25日， 航定委办公室主任贺总路主持在609所召开RDC-1加油吊舱设计定型会。
n. 1994年5月21日， 航定委 [1994] 航定字第21号文批准RDC-1空中加油吊舱设计定型。
发展空中加油技术、研制新的空中加油设备任重道远
RDC-1空中加油吊舱研制成功， 轰6 加油机问世， 解决了我国有无空中加油机的问题。空中加油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有深度和广度。空中加油方式有软管式和硬管式。空中加油设备有加油吊舱和加油平台， 它们的结构多种多样， 性能各不相同。从我军当前战备要求和未来战争战略高度来考量， 我们的工作还相距甚远， 今后的任务十分艰巨和光荣， 我们要勇挑重担， 发奋图强， 切实做好工作， 勇攀技术高峰， 为我军航空武器装备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空中加油专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 取得的每一个进步， 每一项成果， 都饱含前人的艰辛， 都体现了609所人发扬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为国为军效力的爱国心和责任感。
我们回忆过去， 是为了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在以后的工作中少走弯路， 多出成果。我们放眼未来， 是为了鼓舞士气， 进一步提升同志们对专业技术发展的认知、认同感， 激发同志们对专业、对军队、对国家的爱心和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 让我们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 为祖国航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献了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儿孙
赵樟星
告别大上海奔赴东北参加国家重点建设
1950年9月， 上海刚解放一年多， 因父亲失业， 姐姐在上海沪西工作的私营染织厂因“二六大轰炸”（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实施的一次大轰炸） 被毁而失业， 家中生活陷入困境， 无奈之下经父亲朋友介绍， 我进入闸北区一家私营机器模型厂当学徒， 那年我尚不足15岁， 可说是童工。3年学徒生活苦头吃尽， 工厂没宿舍， 晚上只好把被褥铺在工作台上睡觉； 冬天生冻疮， 双手肿得像镘头， 一次不小心左手大拇指被机器“咬伤”裂开一个大口子， 没条件敷消炎药只好抓一把香灰撒在伤口上， 至今手指上还留着个大伤疤，真是“学徒学徒三年为奴”， 所受苦楚一言难尽。1954年我满徒一年多在厂里工作。这一年8月中旬， 上海闸北区劳动局、区工会、青年团联合发出通知， 号召青年工人积极参加141项重点建设， 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作贡献。我和师兄两人报了名， 经技能考试合格被录取。8月24日我光荣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29日同全上海参加重点建设的100多名工人一起， 在上海江湾华东行政学院集中学习3天。9月2日上午7点钟， 大家胸前戴着大红花在学校操场集合后， 分乘数辆大客车， 浩浩荡荡向火车站进发。客车两侧挂着“热烈欢送光荣参加重点建设的工人师傅！”“向参加重点建设的工人师傅学习！”的大红标语。当车队经过南京路、西藏中路等繁华街道时， 路旁市民都热烈鼓掌。当驶近上海北路 （当时上海尚未建新火车站） 时， 远远就听到震耳的锣鼓声。走进车站看到月台上站满欢送的人群， 我父母也在其中， 看到我后频频向我招手。上海市劳动部门、工会和青年团领导站在车厢门两侧， 与每个人一一握手道别。上车后我扒在车窗向父母亲招手， 母亲一边挥手一边高喊：“路上小心啊， 到了以后马上给家里写信！”母亲一边喊一边抹眼泪， 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 眼泪情不自禁也夺眶而出， 这一年我刚满19岁。火车开动后， 同伴们个个心情激动，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议论着， 有的猜测目的地究竟是什么样的； 有的说东北可不比上海， 冬天小便会冻成冰棍， 得拿棍子敲， 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满车厢充满欢乐的气氛。第二天一早我还在卧铺上迷迷糊糊睡着， 突然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快看啊， 我们的火车在河里面行走呢！”我从车窗往外看， 只见四周一片汪洋， 火车以极慢速度行驶在黄河铁路大桥上， 河水已淹没路轨 （ 1954年八九月间我国遭遇几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车上每个人都提心吊胆，还好有惊无险， 火车顺利通过黄河铁路大桥。第三天晚上经过山海关。第四天白天到达关外， 从车窗往外看东北平原是这么辽阔无边，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舒畅。为保证安全火车行驶速度很慢， 直到第五天 （9月6日） 傍晚才到达沈阳南站。到厂后休息两天整理安排个人生活。9月9日上午9 点， 工厂在文化宫大厅召开欢迎大会。大会由当时的副厂长刘南生主持， 厂长牛荫冠讲话。他首先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上海工人参加航空工业建设， 他说从7月初开始， 已先后来了3批， 你们是第四批共计有400余人 （事后得知从1954年到1956年3年时间里， 支援112厂的上海技术工人共计有870人）。牛厂长详细介绍了工厂建设与生产情况。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 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厂厂名叫国营112厂， 对外称松陵机械厂， 地处沈阳皇姑区三台子北陵公园后面。牛厂长说我们厂主要是生产部队用喷气式战斗机， 目前处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的试制开始阶段， 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第一架战斗机将要在你们这些年轻师傅手中制造出来。听完报告后我心中升腾起无比的自豪感， 我下决心要为祖国航空工业贡献自己的一生。
在沈阳112厂参与歼6试制工作
进厂后我被分配到56车间。这个车间是生产制造模胎工艺装备的生产准备车间， 和我在上海所学的技术对口。投入生产后， 正赶上提出“苦干实干提前一年试制成功歼5战斗机向国庆7周年献礼”的生产高潮。当时有一项我亲自参与的生产任务， 至今印象深刻， 可说终生难忘。为新机试制需要， 在生产准备阶段， 须制作一个1∶1的前机身实体模胎， 该模胎直径近3m， 长度近8m， 为圆柱状。制造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首先碰到的难题是没有这样大的车床来进行切削加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出谋划策， 终于想出了办法， 即利用车间现有的两块3m × 8m大平台， 把它拼在一起， 铸造两个1． 6m高的支架底座， 在底座上面安装一个轴承座， 在前机身实体模胎毛坯件两端安装一个按图样尺寸的钢板圆盘， 在圆盘中心焊上一根轴， 把轴固定在两头轴承座的中心孔里， 在轴上安装皮带轮， 由马达带动皮带轮， 使这个庞然大物转动起来。刀具架在模胎一侧刀架上， 由我和其他两名工人一起进行切削， 一边加工一边用样板检测， 达到符合公差要求。当时有一位苏联专家沙文诺夫， 是总工程师高方启的顾问， 经常深入车间解决技术问题。有一次他来到车间看到我们几个青年工人汗流满面全神贯注进行切削加工时， 他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哈拉嗦、哈拉嗦！”称赞我们干得好。经过一个多月奋战， 终于顺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1955年7月， 工厂把苏联提供的新技术资料翻译出来， 分层次组织全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进行学习， 当时车间派我去， 学后受益匪浅。为尽快掌握新机制造技术， 工厂发出号召， 要求全厂职工用业余时间积极学习文化科技知识， 当时工厂有夜校， 后来又建立了“401业余工学院”， 设有夜大课程。当时全厂有一股学习文化知识的好风气， 我深感自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如不学习根本赶不上航空科技发展需要， 于是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 我坚持白天上班晚上到夜校学文化， 连续数年不间断，系统学习完初中、高中课程， 后又进入“401业余工学院”夜大班学习， 后因“文化大革命”夜校停课， 我也因此辍学。1956年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 （即歼5 ， 当时也叫“56式”） 试制成功， 同年9月8日在工厂举行了国家验收签字仪式， 9月10日在工厂38车间厂房外跑道上举行国产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试制成功庆祝大会，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央领导聂荣臻、三机部赵尔陆部长等参加了大会。他们为新机剪彩， 和全厂职工一道观看了试飞表演。飞机着陆后， 我从广播中听到试飞员向聂帅报告“一切良好”时大家一起热烈鼓掌， 欢呼声此起彼伏， 全场一片沸腾。从广播中还听到党中央国务院发来贺电， 热烈祝贺112厂歼5飞机试制成功。看着翱翔在蓝天上的歼5战斗机， 我心潮澎湃， 激动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述。
歼5制造成功后， 从1956年底开始， 工厂立即着手试制歼教1飞机， 并于1958年试制成功。接着工厂开始进行仿苏米格-19 （ 103号机） 和米格-19 C （ 102号机） 的试制工作。由于受当时“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的“左”的思潮影响， 在大干中片面追求进度和数量， 忽视质量， 造成工厂在1960年下半年大批飞机因质量问题而交付不出去。年底贺龙元帅视察工厂时发现这个情况后十分气愤， 提出“一刀两断”， 立即开展质量整风运动。根据贺龙元帅指示， 工厂在文化宫召开动员大会， 我也参加了， 经过轰轰烈烈的自上而下的质量整风运动， 全厂职工牢固树立起了“航空工业质量第一”的思想。从1961年初开始， 工厂着手进行米格-19C （即歼6） 仿制工作。在歼6试制过程中， 工厂接受了在试制米格-19∏ （ 103号机） 中， 为缩短周期压缩生产准备时间， 工艺装备未定型即进入批产而产生大量质量问题的深刻教训， 牛荫冠厂长在全厂质量整风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 歼6试制从一开始就要重视生产准备工作， 重视工艺装备制造， 从源头把好质量关。我们车间就是工艺装备制造车间， 根据牛厂长指示， 车间领导提出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确保工装优质过关。歼6试制初期 （ 1961年上半年） 工厂要求我车间按苏联图样和工艺规程制造一个1∶1的歼6前后机身连在一起的木质样机。样机是飞机制造开始阶段按图样在样机上绘制模线的主要依据， 因此对样机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 必须按模线样板车间提供的样板， 一丝不苟进行加工， 不许有点滴超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 很多同志因营养不够身体浮肿， 晚上加班很饿， 食堂就送来窝窝头和豆腐脑， 据说当时磨的黄豆还是中央特批下来的。在那样困难条件下， 我和大家一起不叫苦和不叫累， 经过两个多月奋战， 终于保质保量圆满完成1∶1歼6样机制造任务。样机制造完成后， 我和大家一起又参与了歼6飞机的机头罩、机尾罩、机翼、平尾、垂直安定面、襟翼、方向舵、天窗盖等木质模胎、精制层板 （苏联进口材料） 型胎以及环氧的树脂冲压模等工艺装备制造工作。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 歼6试制需要的全部0批工艺装备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就全部完成了。到1963年年底， 历时2年11个月， 歼6飞机即将试制成功。1963年12月5日， 工厂召开了庆祝歼6飞机试制成功大会。在1964年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 歼6战斗机荣获一等奖， 我为此曾付出辛勤劳动， 因而也感到万分荣幸。1966年5月， 我被工厂从工人提拔为技术员。1966年6月， 我被批准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光荣的一员。
响应毛主席号召支援三线建设
1965年， 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建设大三线，“骑着毛驴也要把三线建设搞上去”的号召， 组织上提出共产党员要做三线建设的尖兵， 我报了名， 经组织批准于1967年11月离开沈阳来到贵州山区， 参加史无前例的伟大的三线建设。我支援的工厂地处贵阳市郊区小河黄泥冲， 与原三机部机电安装公司合并建厂， 厂名为贵阳黔江机械厂， 是生产制造为军用和民用飞机配套的飞机地面保障设备、随机工具和发动机工具系列的专业化厂， 同时还生产航空非标准设备、测试设备、真空热处理设备、压力容器、食品机械、汽车零部件和金属管状电热元件等。该厂区前身是贵州省监狱劳改农场， 一根高大烟囱、两座简陋厂房是犯人们生产劳动的场地。1970年三机部四院对厂区规划后才修建了8座较像样的厂房。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 1968年、1969年两年工厂生产基本瘫痪， 1970年军管后才逐渐恢复正常。我来厂头两年主要协助筹建， 后来工厂建立了锻铸车间 （含铸造模型） ， 我任技术员兼车间指导员。从1970年开始， 在军品方面， 工厂先后为贵州011基地主机厂生产的歼6原型飞机、歼6甲全天候飞机、歼6Ⅲ飞机等机种配套制造地面设备、随机工具。在为011基地自行设计研制的超声速高级教练机生产配套地面设备、随机工具当中，由于成绩突出， 工厂获得三机部颁发的某飞机生产定型集体立功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