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朱德说：“尽管我是一名军阀部队的军官，但我的部队纪律严明的，是不骚扰百姓的，我愿意加入共产党。”
随后又是沉静，只听到墙上的法式挂钟在滴嗒滴嗒地快速走动，陈独秀对他的表态没有作任何正面的鼓励，只是久久沉默。朱德这时并不知道，陈独秀这个堂堂总书记，喜欢“以貌取人”。陈独秀站起身来，浓浓地吐了一口烟，仿佛要吐出郁闷，他踱着步，想着怎么打发走朱德。陈独秀心想，共产党就应该与鱼龙混杂的国民党迥然不同的，他多次与中共中央组织委员张国焘说过，共产党的队伍是要“纯而又纯”的。
…………
最后，朱德告辞出来，但他追求真理和进步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和孙炳文决定，按原计划到欧洲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
“呜——”，汽笛长鸣。9月初，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吴淞口，驶入烟波浩淼的大洋。朱德默默地与这座一度使他神往而现在又使他若有所失的城市告别。和朱德同船前往欧洲的除妻子贺治华和好友孙炳文之外，还有房师亮、章伯钧、李景泌等10多人。第一次换上西装革履的朱德，颇有些不自然。可以想见，在当时穿惯了戎装和中式长衫的朱德乍一换上洋人的衣装，也许在观念上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轮船行驶在海上，水天一线，一望无垠，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海鸥伴随着轮船，无忧无虑地嬉戏、追逐着。大海，对朱德来说，是陌生的、神秘的，在大山里长大的他只见过家乡有小河、嘉陵江，以及长江，但同大海比较起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渺小。
这天，朱德丝毫没有观涛的兴致，而是在苦苦思考着自己的理想和中国的前途。不多久，孙炳文走过来，轻轻地在朱德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关切地问：“你想家了？”朱德摇了摇头，两眼依然注视着那海天一色的神秘世界。
凭栏远眺，任海风吹拂，朱德对孙炳文说，“我有信心向共产党靠拢，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毫无抱怨地坚持走下去，我要经受考验，一次又一次地争取，争取成为这个先进组织的一分子。”
孙炳文说，“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是张申府，是他与***、陈独秀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他是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现在应华法教育会之聘到法国出任大学教授，他在法国已经先后发展了同船去法国的天津的刘清扬、周恩来入党。听说，周恩来现在也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到那儿，要先想办法找到张申府或周恩来等，可以向他们直接提出入党的要求！”
邮轮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沿着亚洲大陆的西海岸，横穿印度洋，经过非洲的东海岸，进入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朱德同船出国的李景泌回忆说：“这只船每到一个城市，停留的时间不等，有的停半天，有的停一天，有的停两天，甚至还比两天多的。我和朱德每到一个城市都要下船去耍一次，稀奇事确实见到不少，总算是大开眼界。”沿途的见闻使朱德感到惊奇，国外并不是如他在国内时想象的那么好。在南洋，许多从国内到这里谋求生计的人们过的依然是穷困不堪的日子。马路两旁，富人的花园、洋房同贫民的破屋陋棚形成鲜明的对照。殖民地民众充当“亡国奴”后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强烈的刺激。特别是看到非洲国家的黑人的生活状况后，使朱德痛感“世界上的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
经过40多天的航行，邮轮终于在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停岸。当天，朱德和他的同伴换乘火车来到巴黎。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的欧洲，给予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到处也是一幅残破不堪的景象，衣不蔽体的乞丐很多，战争的恐怖和颓丧的情绪依然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都是朱德在国内时没有完全想到的。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中。房主青年时就漂洋过海，来到法国谋生，但他依然眷恋着自己的故土。因此一有空就请朱德他们介绍国内发生的事情。有时，房主也将一些巴黎的见闻说给朱德他们听。一天，房主告诉朱德，听说一些到法国留学的青年学生们组织了一个叫共产党的团体，闹起了革命。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德连忙追问这些人现在哪里，房主无法向他提供更多的情况，但答应帮助他们继续打听。第二天，房主就把朱德和孙炳文带到他的一位朋友那里。那人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他已经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还不能回来。同时，那人还把周恩来在柏林的住址写给朱德。
原来，1920年12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张申府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光荣地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8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也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随后，周恩来开始酝酿建立旅欧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了节省费用，团结进步青年，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德、法之间。1922年6月，周恩来从德国赶赴法国，与赵世炎等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中开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书记。7月9日，在柏林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朱德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他和孙炳文决定，乘火车前往柏林。
10月22日，朱德和孙炳文在柏林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找到周恩来的住址，心情十分兴奋。周恩来会不会也像陈独秀那样，把自己拒绝在革命的大门之外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与陈独秀见面的阴影还没有在朱德心中消散。迟疑之中，朱德叩开了房门，一个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轻人出现在面前。朱德说明了来意，年轻人热情地把他们引进房间。
“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的帮助吗？”周恩来边作自我介绍，边沏茶：“坐，快坐下来呀。慢慢说吧！”
朱德简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周恩来。见周恩来热情而又诚恳，心中的疑云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介绍说：“我叫朱德，字玉阶。他叫孙炳文，字濬明。”
谈话中，朱德了解到周恩来才24岁，比自己小12岁，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原来，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像陈独秀那般年龄的。
很快，谈话转入正题。朱德把自己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云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欧洲的经历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他传奇般的经历和坚强的意志深深打动了周恩来的心。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期间，孙炳文也表示想加入共产党。
朱德全部讲完后，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略加思忖，抬起头来，两道浓眉一挑，说，“大哥，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如果没有，我们先一起吃饭再说。”
吃过饭，周恩来问清朱德、孙炳文他们居住的地方，表示有关入党的事，还要继续交流，并最终要征得张申府的同意。在接下来的6天中，周恩来天天与朱德接触，交谈，终于摸清了朱德的真实想法，知道他是舍弃了所有，一门心思要投入先进政党的怀抱。通过交流，周恩来发现自己与朱德情趣相投，都喜欢兰花和音乐，他们也交流对贝多芬音乐的感悟。周恩来对朱德有了好感，周恩来所交的朋友都是具备了共同的特点：乐观、热爱生活、不虚言假语的、实实在在的性格。
周恩来对朱德、孙炳文说，我们同意你们的入党要求，由我作你们的入党介绍人。朱德和孙炳文喜出望外，几乎都热泪盈眶：“真的吗？”
周恩来马上对他们叮嘱道：“在没有正式批准之前，我们可以接收你们为候补党员。根据目前的形势，你们不能对任何人说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这事必须保密，不能公开……”
说完，朱德伸出自己的手与周恩来相握。紧紧相握的两双巨手——在粉碎一个旧世界，开拓一个新世界的伟业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握手。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成为两位伟人半个多世纪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起点。
这年11月，周恩来就朱德、孙炳文入党之事请示张申府，张申府一听就同意了。张申府与陈独秀不同，他认为只要要求入党，就要批准，没有什么“纯”不“纯”的问题，英雄不问来路，不搞出身论，共产党组织正是需要大量新鲜力量的时候。同时，朱德按照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朱德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党就是生命，一切依附于党。”的确，在经历了一番挫折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名册上，又增添了一个光辉的名字——朱德；从此，朱德走上新的革命旅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5.两次被捕
初到德国，朱德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不通，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的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因此，在柏林的半年时间里，朱德把主要精力放在顽强地学习德文上。这对已经36岁的他说来，是需要有很不寻常的决心和毅力的。
尽管如此，朱德并不把自己整天关在屋子里死啃书本。他买了一张柏林市区图，先用中文注明每一条街道的名称，每天带着它出去走一走。沿路遇到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都要去看看。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那时的柏林，他在几个月内几乎就走遍了。朱德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
“那时旅行还多带有军事的眼光，一过那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要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阅读德文书，难度要比日常会话高得多，朱德没有退却，他经常一本词典在手上，一字一句地对照德文书硬啃。没过多久，朱德的德语水平就有了明显提高，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基本上也能读下来了。
1923年5月4日，朱德和孙炳文移居到德国萨克森州的哥廷根。哥廷根是个很小的城市，当时人口只有4万。那里有40多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四川人就有10多个。朱德住在文德路88号。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他很重视自学，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
朱德加入中共后，与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有一张合影照，照片上有8个人，最左边的那位戴眼镜的是29岁的张申府，最右边的是表情拘束的朱德，而站在朱德身后的是孙炳文。后排正中，双手抱起，面上展露怡然自得笑容的是章伯钧。
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在哥廷根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后来又有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开会的地点，有时在哥廷根郊区，有时就在朱德的住处。朱德主持的座谈会不是正襟危坐的，往往与郊游踏青结合在一起，有时大家也骑着自行车，骑到那儿是那儿，边玩边学习边讨论，一般一出去就是半天。他们讨论的问题比较广泛，大家当时很纯，把理想描绘得十分美好，对社会主义有着强烈的向往之情。
那时，战败后的德国社会正处在严重动荡中，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很容易得到。他们学习、讨论的内容是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同时，还就《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进行学习。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是怎样的？有时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朱德的政治眼界更加开阔了。一个曾和朱德在一起听课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有次我去他家，还看见过他在读《共产党宣言》。他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虽没有说自己是党员，但我们都知道他是。这是听柏林来的同学讲的，那时共产党是公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