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怎么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问题？
答：中国当代小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在欧美汉学界的地位迅速提高，这对小说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比诗人、评论家更幸运，比理论界更幸运。中国的理论著作要翻译出去，要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小说很容易进入西方的图书市场，而且这个势头越来越强。当然，不能由此就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就很高，据实而论，还是偏低。为什么？因为作品的质量还有缺陷，翻译也有障碍，还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进入汉学界。西方评奖，比方说评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参评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国作家参评的是翻译本。这是一种不平等竞争。中国文学地位的真正提高，还须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时还须等待中国国势强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来学习中文。显然，我们离这一天还非常遥远。
问：韩老师，请您对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您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答：我怎么能定位？我只是很多作家中的一个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好。同学们大可不必读我的作品，可以读其他更优秀的作家的作品。
问：韩先生，有人说您在阳罗县隐居，但从您的报告看，您的思想不像在“隐居”。您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居住呢？您的做法是否也有符号的意味？
答：这位同学活学活用啊！把我的下乡看做是一种行为艺术啊？我下乡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我在海口杂务很多，应酬很多，必须有一个办法逃避。第二，我从来认为人和自然的亲近很重要，古人说过，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种平衡，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一种结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触一些文学圈子外的人，不愿意老待在这个圈子里，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类项，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亲繁殖。我觉得农民很有智慧，看问题一针见血，很多时候远非有些知识分子能比，是一种直接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原生智慧。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我就选择了这种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农村。当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说，这是老韩作秀，搞行为艺术。这样看也可以，无所谓。
问：韩老师，您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经说过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么您认为您是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吗？答：我力求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觉得一个作品里面一定要有感觉，最好要有感动。感动不是制造催泪弹，不是煽情，搞得眼泪哗哗流。感动是内心对内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温暖的东西，可以表现为高兴也可以表现为伤感。这个感动里面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会演变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远在我们头顶照耀。
问：韩老师，您一向是以比较先锋的姿态出现，曾经一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为主流形态的政治小说模式，试图从文化角度使文学走向自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您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又试图打破传统的文体和传统理性视角。您认为在如今的文学巳经成为一种快餐消费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肤浅的今天，您的探索意义何在？在文学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的今天，您认为您的创作对文坛是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改变文坛的现状？
答：我实在是管不了别人，只能管管自己。我的写作能够改变世界吗？小一点说，能够改变文坛吗？我对此毫无奢望。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好也没好到哪儿去，坏也没坏到哪儿去，只是有一些波动起伏，只是受到文学有限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夸大文学的作用，一个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只能说，追求我认定的真理，是我的快乐，哪怕文学现在不再有轰动的效应，哪怕我是一个少数派，甚至是一个孤独的人。这有什么不好吗？少数有时是一种优势啊，竞争压力小啊！（众笑）在黑暗中，一个萤火虫就闪闪发亮，到阳光灿烂的时候，萤火虫反倒不能闪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当多数派的时候要提防着点。大家都炒股票的时候，股票可能就要狂跌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凭的时候，这个文凭可能就离贬值不远了。
问：韩老师，“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是否过分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是否会导致文学审美性质的枯竭？
答：这个问题倒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理论或者思想是破坏感觉的，思想只对改造社会有用，对个人感觉没有用。但这个看法其实可以存疑。一个木匠对石头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一个渔民对草原可能完全没有感觉。他们的这些感觉是训练出来的，离不开训练过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觉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变的。有时候，思想可能会封闭你的感觉，“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论，把很多人都训练成革命的机器人。但是有的时候，思想可以解放我们的感觉，开拓新的感觉空间和新的感觉通道。一个人接受了民族理论，就有所谓民族感情了。一个人接受了阶级理论，就有所谓阶级感情了。这里的感情就是感觉。所以我们不能把思想与感觉、文学与理论，看成是绝然对立的东西。它们总是互相蕴含、渗透、制造、控制的。我这里说得理论化一点，回答这个同学的问题。
问：你们这一代，因为特定经历，在写作的时候会自觉地取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视角，而我们这一代缺乏这种建立在个体经验上的历史关怀以及这种关怀上的文学理想，您希望新一代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这一方向努力？
答：我经常跟有些朋友说，即使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社会和历史，因为你不可能成天照镜子。你是一个利已主义者，你能不关心我们生态环境的变化吗？能不关心空气和饮用水的污染吗？你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你能不关心你的教育和就业吗？能不关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吗？特别是在精神上，比如说快乐吧，你一个人能快乐得起来吗？当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乐，都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能快乐吗？所以我说，即便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得关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关心社会和历史。
问：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今日湖南文坛的情况，湘军还成军吗？湖南的文学批评的情况怎样？毛泽东文学院的成绩怎样？
答：湖南文坛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虽然经常住在湖南，但都在乡下，与作家们接触少。湖南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们读过吧？最近还有写《国画》和《梅次故事》的王跃文，写《沧浪之水》的阎真，都是很年轻的，非常聪明灵动，书也都卖得很好。湖南文学还是后继有人。至于建毛泽东文学院，我觉得倡议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个失误。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靠集资摊派建起来的，所以我曾给它列了三大“罪状”：一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原则；二是违反企业法；三是违反艺术规律。盖个房子就能出作品吗？六千多万啊，如果设立一个基金，可以奖多少作家和评论家！这样钱才花在了实处。
（最初发表于2003年《当代文学评论》，后收入演讲集《大题小作》。）
现代汉语再认识
2004年3月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今天讲演的题目，是格非老师给我出的。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特别专深的研究，只有拉拉杂杂的一些感想与同学们交流。我想分三点来谈这个问题，讲得不对，请同学们批评。
走出弱势的汉语
来这里之前，我和很多作家在法国参加书展，看到很多中国文学作品在法国出版。我没有详细统计，但估计有一两百种之多。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翻译量，完全可以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量相比。虽然在翻译质量上，在读者以及评论界对作品的接受程度上，中法双向交流可能还不够对等，但就翻译量而言，中国不一定有赤字。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现实。我多次去过法国，知道这种情况来之不易。以前在法国书店的角落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亚洲书柜，在这个书柜里有个更小的角落，可能摆了一些中国书，里面可能有格非的也可能有韩少功的等等，很边缘啊！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这次书展足以证明，中国文学已开始引起世界瞩目。有些法国朋友告诉我，一般来说，这样的专题书展一过，相关出版就会有个落潮。但他们估计，这次中国书展以后，中国文学还会持续升温。
所谓中国文学，就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文学。中国文学在法国以及在西方的影响，也是中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确立重要地位的过程。汉语，在这里指的是汉文、华文或者中文，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
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在不久以前，汉语是一个被很多人不看好的语种。在我们东边，日本以前也是用汉语的，后来他们语言独立了，与汉语分道扬镳。在座的王中忱老师是日语专家，一定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同学们读日文，没有学过的大概也可以读懂一半，因为日文里大约一半是汉字，其读音大多接近汉语。另一半呢，是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是一种拼音文字。平假名的历史长一些，是对他们本土语的拼音和记录。片假名则是对西语的拼音，里面可能有荷兰语的成分，也有后来英语、法语的音译。在有些中国人看来，日文就是一锅夹生饭，一半是中文，一半是西文。（众笑）当然，日本朋友曾告诉我：你不要以为日本的汉字就是你们中国的汉字，不对，有时候用字虽然一样，但在意义方面和用法方面，有很多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我相信这种说法是真实的。但他们借用了很多汉字却是一个事实，日语逐渐与汉语分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看韩文。韩国人在古代也是大量借用汉字，全面禁用汉字才一百多年，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在那以前，他们在十五世纪发明了韩文，叫“训民正音”，但推广得很慢，实际运用时也总是与汉语夹杂不清。我在北京参加过一个中韩双方的学者对话，发现我能听懂韩国朋友的一些话。比方韩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出版社，叫“创作与批评”，发音差不多是chong zhuo ga pei peng。（众笑）你看，你们也都听懂了。还有“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等等，我不用翻译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韩文也是拼音化的，是表音的，不过书写形式还用方块字，没有拉丁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日文是有一部分的字好认，但发音完全是外文；韩文相反，有一部分的音易懂，但书写完全是外文。这就是说，它们或是在发音方面或是在书写方面，与汉语还保持了或多或少的联系。
我们环视中国的四周，像日本、韩国、越南这些民族国家，以前都大量借用汉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汉语文化圈的一部分，更准确地说，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正如有些国家在政治上构成了中央帝国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后来随着现代化运动的推进，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浪潮，他们都觉得汉语不方便，甚至很落后，纷纷走上了欧化或半欧化的道路。其中越南人经历了法国殖民时期，吃了法国面包，喝了法国咖啡，革命最先锋，由法国传教士制订方案，一步实现了书写的拉丁化。日语和韩语的欧化多少还有点拖泥带水和左右为难。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其实，不要说别人，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久以前对汉语也是充满怀疑的，甚至完全丧失了自信心。早在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拼音化与拉丁化的改革方向。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产党政府不管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多么不同和对立，也同样坚持这个文字改革的方向。只是没有做成而已。你们也许都知道，改来改去的最大成果，只是公布和推广了两批简体字。第三批简体字公布以后受到的非议太多，很快就收回，算是胎死腹中。
汉语到底应不应该拼音化和拉丁化？汉语这种方块字是不是落后和腐朽得非要废除不可？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先不要下结论，还是先看一看具体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