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男人为了搞外遇而欺骗妻子，父亲却是为了有一个幸福家庭而骗母亲。我为他感到难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主动站出来填补他生活中的空白。我收集他的诗，听他哀叹，帮他挑选合适的礼物，开始是送给母亲，之后是送给他喜欢的女人。后来，他声称和这女人在一起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她给他的那种温暖和肯定的感觉。肯定！我的父母让我明白，对一个人来说，这种需求是多么强烈。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说故事。我的父亲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还留有一本更有趣的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一千五百多页的日记。母亲不会写作，但她给我们讲她过去的故事。故事结尾总是不忘添一句，但我一个字也没泄露，始终保持沉默。她真心实意地认为她从没泄露过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除了私生活，她几乎没谈过别的。若她还活着，她绝对不会同意我写回忆录，尤其是家族回忆录。我自己也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写有关父母的回忆录。在伊朗，人们不愿意暴露家里的私事：套用一句母亲的话，家丑不可外扬。另外，私人生活也太琐碎了，不值得写。有用的生活故事才值得写，就像父亲出版的那本回忆录，那是一个关于他自己的不真实的故事。我不相信我们可以保持沉默，我们也从来没有真的沉默过。我们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道出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
父亲在我四岁时，开始写日记。日记是写给我的。几十年后，他拿给我，当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开头几页主要教我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对他人体贴。后来，他就开始抱怨母亲了。他说，她不再记得她曾喜欢过他，乐于有他做伴。他写道，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我是他全部的安慰和支持。他建议说，如果有天我结婚了，一定要努力成为丈夫的朋友和伙伴。有次他和母亲吵架了，他说，我当时就像个“和平天使”一样，努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讨他们欢心。我的同情和秘密活动同样危险：母亲不会原谅这种罪过。弟弟和我试图同时取悦他们两个人。但不管我们多努力——我们真的非常努力——他们还是不开心。母亲会把头转向一边，看着远处，向一个未知的对话者点头示意，好像在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不是吗？仿佛早在父亲有外遇的念头之前，她就已经知道父亲会对她不忠。她把一切当作既成事实来对待。当它真的发生时，她表现出了一种反常的快感。
我们一家人离开德黑兰到了美国后几年，母亲病得很重。朋友告诉我，一连好多天，母亲都拒绝去医院，除非换掉她公寓的锁。她嘟囔着，那个男人和他的荡妇会像以前一样闯进公寓，抢走她的财产。“那个男人和他的荡妇”指的是我的父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把自己的不幸全都归罪于他们，包括她神秘遗失掉的金币收藏和两箱银器。当然，没人相信她。我们早已习惯了她的自说自话，对此不以为意，随便她怎么说。她会逐一列举在她生命中消失的人物——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第一任丈夫——并让我们为此负责。最终，我们谁也没有逃出她虚构的世界。她并不要求我们对她忠诚，但要求我们忠于她的故事。父亲的故事则更加直接，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通过故事，向我们讲述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以及波斯经典文学中的伊朗——这也是他最迷恋的主题。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走进了文学的世界，并了解了我国的历史。他也从他的角度，给我们讲母亲的故事，所以我们一直在两个世界的阴影中徘徊。
这么多年来，我和弟弟一直深陷于父母虚构的故事中——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他们双方都希望我们站到自己的那一边，批评对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骗了，好像他们从来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故事。现在我才明白，他们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
亲人的离世，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总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们对它屈服的阳界；一边是亦敌亦友的阴界，它像个秘密情妇一般，不停地召唤着我们，提醒我们失去的一切。回忆是什么？不过是个潜伏在大脑角落里的鬼魂，它打断我们的正常生活，打扰我们的睡眠，将那些沉默不语或被忽略掉的痛楚和快乐，一并呈现给我们。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存在，或者他们对我们的感觉，而是他们如何让我们感知自己，如何让我们感受他们。
母亲希望我如何感受她呢？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她。唯一能让我坦然面对失去她的方式，就是问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想，我也曾拥有过她。但当她活着的时候，我因为忙着对抗她，而没有意识到这点。她谈论自己和过去的方式中，有一些令人动容的部分，好像她自己也是虚构的，只是借住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这个女人嘲笑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萤火虫般闪着光。现在，我追在这些萤火虫的后面。它们到底讲述了母亲和我们的什么故事呢？
在伊朗的最后几年，我专注于母亲的回忆，从她的照片中寻找往事的痕迹。这似乎是唯一能去到她过去的方式。我变成了记忆的小偷，收集她的照片、旧德黑兰的照片。那是她长大的地方，结婚生子的地方。我的好奇转变成一种迷恋。但这一切都没什么用。照片、文字，甚至事实，对我来说都不够。它们揭露了一些特定的细节，但展现的只是无生命的碎片。我寻找的是其中空白的部分，那未被说出的故事。这就是我追忆往事的方式：深入挖掘。在碎石中仔细筛选，这儿挑一块，那儿捡一块，打上标签，记录发现的地方，标注发现的时间和日期。我寻找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是那或多或少随时可能被触摸到的东西。
我没想把这本书变成一本政治社会评论，或实用的生活故事，我想要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伊朗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故事，从我祖母出生的20世纪初到我女儿出生的20世纪末。两场革命塑造了今日的伊朗，引发了数不尽的分裂和矛盾，瞬息万状的动乱成为唯一恒久不变的东西。
祖母出生的时候，伊朗正处于不稳定的君主独裁统治下。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子九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必须从头裹到脚，还要有长辈同行。那时候，没有给女人读书的学校，贵族家庭的女儿只能跟着私人家教学习。不过，故事也有另一面。在文化和政治的危机中，未来的火苗仍闪着微弱的光，并最终颠覆了所有旧的法规。我的祖母见证了1905—1911年的宪法革命，这是中东地区首次发生的类似革命，它催生了一个当代伊朗，鼓舞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进步的神职人员、少数族群、知识分子、部分贵族成员，以及女人。有些女人开始支持改革，成立地下组织，争取受教育的权利。1912年，派驻伊朗的美国财政顾问摩根·沙斯特对于伊朗的女人在短时间内的飞跃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她们享有的自由是西方女性争取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获得的。他说：“从1907年起，伊朗的女性，尽管谈不上激进，但至少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女性。再努力几个世纪也不会发生改变的观念，由此被推翻。这已成为事实。”
我该怎么描述母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呢？那是一个从本质上讲脆弱而矛盾的时代，当时微弱的火光已经越来越明亮。母亲可以在公众场合不戴面纱，可以去法语学校，可以在婚礼的舞会上认识第一任丈夫，并陷入爱河——这都是在二十年前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她的时代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拒绝放弃已被推翻的过去。1936年，尽管礼萨·汗·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为了加速现代化进程，已经授权女性可以不戴面纱，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但我的祖母和其他伊朗女性，还是拒绝出门。礼萨·汗的法令最终在1941年解除，但直到现在，它曾经的出现仍能激起各种新的思考和纷争。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在国会工作（我母亲也曾短暂任职其中）或成为各部部长。1984年，我女儿在伊斯兰革命的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我的女儿在一年级就要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还会受到惩罚。但她们这一代，最终会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勇气和反抗方式。
在这本书里，我并不想综述各个历史时刻，我想要描述的是那些脆弱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和个性反映出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故事，并与之产生共鸣。
我在伊朗的第一本书，研究的是纳博科夫。当时，我在寻找的东西正是那公与私之间的交叉点。我想根据不同时期的阅读感受来讨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但那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我不能坦白地描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因为描写个人和私密的经历在这个国家一直是一种禁忌。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整理日记，并列出一份清单，取名为《我所缄默的事》。其中我写道：“在德黑兰陷入爱河。在德黑兰参加派对。在德黑兰观看马克斯兄弟的电影。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批评那些具有镇压性的法律条款和处决，也揭露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坏事。然而最后，我终于开始转而讲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讲述我自己，讲述与我关系亲密的人——用我从来不敢想象的方式。
沉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独裁政府强制民众保持沉默，偷走他们的记忆，重写他们的历史，将国家认同的身份强加给他们；见证者的沉默是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而受害者的沉默则使他们变成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此外，还有我们对自己的沉默，对个人神话的沉默，对加诸现实生活之上的故事的沉默，我们放纵自己沉湎其中。一个冷酷的政体会将自己的形象强加给国民，偷走他们的身份和自我认知。早在意识到这点之前，我已经感受到了它对我的私生活及家庭的侵犯。另一方面，在我意识到受害者可以成为国家罪行的同谋之前，在更加私人的领域，我已经感受到共谋的羞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我对自己内心那个诘问者的一个回应。
也许，所有故事最常见的共同点之一是讲述已经不在人世的父母，并借此填补他们离世带来的痛苦。这个过程不会带来终结，却可以带来理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种理解未必能给我们安宁，但叙述本身却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父母，并通过某种方式将他们带回我们的生活。如此，我们得以自由，并最终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