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凶猛地紧逼着哥萨克大头子彼得留拉的队伍，因此戈卢勃的部队也上了前线。镇上仅剩下司令部和不多的后方警备队。
人们开始到外边走动了。犹太人趁着这不长的安宁，把死人的尸身埋了起来，而犹太人聚居的那些低矮的小房子里，又露出了生机。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远处就传来一阵阵模糊不清的枪炮声——双方就在附近进行战斗。
铁路工人一伙一伙地离开车站，去乡下找工作。
中学校已经停课了。
镇上进入紧急状态。
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阴沉沉的晚上。
在这样的晚上，不论你眼睛瞪得多圆，还是什么也见不到。人们全像瞎子一样小心翼翼地走着，时刻都有掉进深沟、碰破脑袋的可能。
小市民全清楚：这样的晚上，最好是待在家里，决不能点灯。房子里最好是黑乎乎的，越黑越没有危险。因为灯光能惹来令人不快的人。自然，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们什么时候都不安安分分地坐着不动。那就叫他们不顾死活地东奔西走吧，这和小市民没关系。小市民自己是肯定不会不顾死活地离开家的，不管怎么样，肯定不会出去的。
就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有一个人正孤身前行。
他来到柯察金家，轻轻地敲着窗子，没有人搭话，他就又敲了敲，比第一回更用劲儿、更坚定。
这时候保尔正在做梦：他梦到一个一点也不像人的妖精拿着一架机枪，枪口冲着他；他特别想躲开，又没地方可躲，机枪已经发出了一种恐怖的声音。
坚定的拍打把窗子的玻璃弄得响个不停。
保尔蹦下床，走到窗子旁，尽量想看出是谁在敲窗户，可是只能看到一个不清楚的黑乎乎的外形。
家里就他自己在。他的妈妈上他姐姐家串门去了——他的姐夫是糖厂修机器的。阿尔焦姆在附近的一个村子当铁匠，以打铁为生。
敲窗户的肯定是哥哥。
保尔决定打开窗户。
“外面是谁？”他冲着外边问道。
窗外那人影动了动，压低了嗓音说：
“我，朱赫来。”
接着，朱赫来两手在窗台上一支，他的脑袋就伸了上来，和保尔的头一样高了。他小声地问：
“我来你这儿住一晚上，小兄弟，你能留我住吗？”
“没问题，干吗这么客气？”保尔很热情地回答，“你就从窗子那儿进屋吧。”
朱赫来拖着粗壮的身子从窗口爬了进去。
他随手关了窗户，可他还站在窗子边。
他在窗子边站着，仔细听着外边的声音。这时候月亮正从云朵里露出来，照亮了街道。他谨慎地看了看街道上的情况，接着回过身，向保尔说：
“我们不会惊动你妈妈吧？她上床了吧？”
保尔跟他说，只有他自己在家。这样，朱赫来就更不担心了，他讲话的声音也略微大了一点。
“小兄弟，那帮土匪眼下正在抓我。他们追查车站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本来，如果大伙能团结得更紧密点，我们一定能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和那些‘灰耗子’大干一场。可是你清楚，大伙还没有战斗的信念，因此没弄成。眼下他们正毫不放松地看着我，他们已经抓了我两回了，今天我差一点被捕。我正往家走，当然，是从后门走的。我站在棚子边上一看：园子里有一个人，身体靠在树上，但是刺刀暴露了他的身份。不用说，我立刻扭头就跑。现在我就一脚烂泥地跑到你这儿来了。我打算在你这儿停下，躲避一阵子。你同意吗？啊，太棒了。”
朱赫来坐下去，一面喘着粗气，一面把那对沾满烂泥巴的高腰靴子脱了下来。
朱赫来的出现让保尔很兴奋。不久前发电厂已经不发电了，保尔自己在这空无一人的房间里感到十分孤寂。
两个人全休息了。保尔立刻就睡熟了，但是朱赫来却吸了很长时间的烟。然后他又爬起来，赤着脚悄悄地来到窗子旁，冲路上观察了好一会儿才休息。他很劳累，立刻入睡了。他的一只手放在枕头底下，摸着那支沉甸甸的手枪，把枪把儿摸得温乎乎的。
朱赫来突然在晚上到来和两个人一起生活了八天，这对保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第一回从水兵朱赫来嘴里听到了不少没有听过的、不同一般的和鼓舞人心的话。这几天对保尔一辈子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朱赫来两次差点被捕，眼下像被锁在笼子里的猛虎似的，在保尔家躲避一阵儿。他趁着这不得不停止工作的功夫，把他对欺侮着乌克兰的“黄兰旗军队”的冲天怒火和厌恶，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的保尔。
朱赫来用通俗的语言讲得十分明了感人。所有的话他全明明白白。他对自己所选择的奋斗目标是很清楚的，于是保尔也开始在他嘴里明白了不少名字十分悦耳的党派：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波兰社会党，——上面这些统统是工人阶级的死对头；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是坚持不懈的、和全部有钱人进行殊死斗争的革命党派。
过去保尔一直让这些名字搅得不明不白。
这个波罗的海舰队的结实的水兵，这魁梧、毫不犹豫、海洋风暴长时间考验的，从一九一五年就参加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布）的老党员费奥多尔·朱赫来，向保尔述说着惨烈的现实的真理。保尔的眼睛也痴痴地注视着他。
“啊，小兄弟，小时候我也和你一样。”朱赫来说，“我一生下来就有一股不安现状的信念，只是不清楚如何进行反抗。我家里一无所有。有时候，我一碰到有钱人家那些吃得白白胖胖的孩子，我就厌恶他们。我常常什么也不顾地打他们一回，但是除了又挨爸爸狠狠地揍一顿之外什么也得不到。不团结起来斗争，是无法改变眼前的处境的。保尔，你足可以成长为一个投身工人阶级事业的出色的士兵，你具备所有的条件，只是岁数还小，而且对阶级斗争的意义认识还不深。现在，小伙子，我乐于把你领到光明的道路上，因为我清楚你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我特别瞧不起那些毫无反抗意识的家伙。奴隶们反抗了，他们要打倒旧社会。可是，为了实现它，需要一帮无畏的战士，而不是没吃过苦的公子哥儿；需要可以不懈斗争的坚强战士，而不是那些碰到战斗就像臭虫晒到阳光立刻就躲起来的胆怯的家伙。”
他攥紧拳头用力地砸了一下桌子。
朱赫来站起来，两只手放在口袋里，心情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他闲得特别不舒服。他觉得没离开这个小镇是个重大的错误。他感到继续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了，因此果断决定冲过前线追寻红军队伍。
他决定在小镇上留下一个九人党小组，接着开展活动。
“我不在这儿，也能开展活动，我不该什么也不干，在这儿干耗着了。我已经这么荒废了十个月了，不能再这样了。”他愤怒地思考着。
“费奥多尔，你到底是什么人？”有一回，保尔忽然问他。
朱赫来站起来，把手放在口袋里。他没有马上理解这问话。
“难道你还不清楚我是什么人吗？”
“我认为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或者是一个共产党员。”保尔轻声回答说。
朱赫来开怀大笑起来，逗乐一样打了下自己那厚厚的绷着白底蓝条水手衫的胸膛，朝他说：
“小伙子，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事情，就跟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是同一个意思一样地显而易见。”接着，他忽然很严肃地说：“你已经明白了这么多，那就不要忘了——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抓住我，就死也不能向谁说起这件事。明白吗？”
“我明白。”保尔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们突然听见屋外走来几个人，还没听到叫门，人已经进来。朱赫来赶忙把手放到口袋里，可是马上又拿了出来。谢廖沙走了进来，他有点削瘦，面无血色，脑袋裹着白纱布。他后边跟着瓦莉亚和克利姆卡。
“嗨，你怎么样？”谢廖沙抓住保尔的手，微笑着说，“我们几个一块来瞧瞧你。瓦莉亚不叫我一个人来，她担心；克利姆卡也不叫瓦莉亚一个人来，因为他也担心。他虽然是个‘红头发的人’红头发的人：是马戏团小丑的代称，常用它来讽刺傻头傻脑的人，因为克利姆卡的头发是棕红色的，所以才这样来挖苦他。但还知道一个人走不安全。”
瓦莉亚禁不住笑了，用手捂住他的嘴说：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他今天老是拿克利姆卡开玩笑。”
克利姆卡也毫不生气地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我们不应该跟病人计较。他头上挨了一刀，还是那么调皮。”
大家都乐了。
谢廖沙因为伤口没有彻底痊愈，就在保尔的床上休息。接着朋友们就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谢廖沙过去不管在什么时候一直是很高兴的，今天看上去却十分安静、伤心。他把彼得留拉的匪徒砍他的遭遇向朱赫来说了一遍。
朱赫来认识这三个来看望保尔的人。他经常到谢廖沙家去。他十分喜爱这些小伙子，虽然他们还没有在斗争的激流中找到他们的奋斗目标，可已经体现出他们的阶级信念。他兴致勃勃地仔细听着这三个小家伙叙述他们自己如何帮助犹太人，让他们在自己家里躲避，挽救了他们的生命。那天晚上，他跟他们谈了不少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话，帮助他们对眼下发生的事情加深认识。
保尔把三个朋友送出去的时候，已经深夜了。
朱赫来天天黄昏时出去，很晚才回来。在离开之前，他急着向那些不离开小镇的党员安排他们要干的工作。
有一天夜里他走了就没有回来。次日清早保尔睁开眼睛，没有看见朱赫来。
他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赶紧穿好衣离开家。他锁上屋门，把钥匙放在商定的地方，马上到克利姆卡家，想在他那里打听到一些与朱赫来有关的消息。克利姆卡的妈妈是一个胖墩墩、大脸盘的女人，脸上全是麻子，正在洗衣服。当保尔跟她打听有关朱赫来消息的时候，她不耐烦地回答说：
“怎么，好像我不用干别的事情似的，就负责盯着你们的朱赫来一样。因为他这家伙，佐祖利哈的家里已经被人搜了个底朝天。我问你：你找他有什么事儿？你们在一块都干了什么？真是一帮好朋友。克利姆卡，你……”她说着，使劲地洗着她的衣服。
克利姆卡的妈妈平时就是这样爱说话。
保尔又来到谢廖沙家，把他害怕的事情跟他说了。瓦莉亚抢着说：
“你怎么这么不放心呢？可能他是在别人家住了。”但是她的话底气不足。
保尔特别担心，再也不能在谢廖沙家耽搁了，无论他们怎么让他一起吃午饭，他还是没留下。
离家不远的时候，他特别想看到朱赫来，可是门没有打开。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心里特别难受。他不想回到空无一人的家。
他在院子里犹豫了好几分钟，接着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驱使之下，他朝板棚走去。他爬到房顶下藏手枪的地方，扫掉蜘蛛网，拿出了那把沉甸甸的、裹着破布的手枪。
他离开板棚，觉得口袋里的手枪很沉重，就向车站走去。
他还是没有打听到朱赫来的情况。在往回走的路上，走到那熟悉的林务官的花园的时候，他的脚步慢了下来。他带着一种模糊的渴望，看着那房子的每个窗子。但是房子里和花园里都空无一人。走过去以后，他还扭头看了看花园里的小路，它们还是深深地埋在往年的烂叶子下面，露出荒芜破败的样子。显而易见，那位爱护花草的主人的手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它们了。这高大的旧房子的冷清，更让他觉得极为伤感。
他和冬妮亚最后一次不欢而散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严重。这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前突然发生的。
保尔的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一边慢慢地朝镇上走，一边回忆着他们不欢而散的过程。
有一天，他们两个突然在路上碰头了，冬妮亚就邀他到她家去玩。她跟他说：
“爸和妈全到鲍利尚斯基家参加命名礼去了，就剩下我自己在家。保尔，亲爱的，上我家去吧。我们能一块看到奥尼德·安德列耶夫写的很有意思的小说《萨士卡·日古廖夫》。我已经看了一遍，可是特别想和你一块再看一遍。我们能过一个十分高兴的晚上，你想来吗？”
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上扣着一个小白帽，帽下面那双大眼睛露出渴望的神情注视着保尔。他回答说：
“我肯定到。”
他们告别了。
他连忙来到机器房，一想到他能和冬妮亚一起呆上整整一个晚上，炉火就显得特别旺，木头也发出了更欢快的噼啪声。
那天黄昏，他拍打着那宽大的正门，冬妮亚过来开门。她略微露出了尴尬的模样，向他说：
“我又来了几个客人，我没想到他们今天晚上能来，保尔，亲爱的，可你不用离开。”
他扭头就要离开，可是她拽住他的袖子，说：
“进来吧，保尔，叫他们也和你见见面，这对他们没坏处。”说着她一只手拖着他，走过饭厅来到她的屋子里。
一进屋，她就笑着向那几个青年人介绍说：
“你们认识吗？这位是我的朋友保尔·柯察金。”
屋子中间的小桌子旁坐着三个人：一个叫莉莎·苏哈里科，她是个皮肤稍黑的漂亮姑娘，长着一张不饶人的小嘴，虽然她还是个学生，可头发却梳成特别轻佻的样子；一个是保尔不认识的细高挑的小伙子，一对灰色的眼珠，一副疲惫的样子，穿着整齐的黑上衣，头发弄得很讲究，顺顺溜溜地放着生发油的亮光；坐在这两个中间的是穿着特别入时中学校服的维克多·列辛斯基。冬妮亚开门的时候，保尔一下子就看见了他。
列辛斯基也立刻认出了保尔，他意外地皱起了他那两道剑一样的细眉毛。
保尔一言不发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用敌视的目光盯着列辛斯基。冬妮亚赶紧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一边让保尔进来，一边扭头冲莉莎说：“你们认识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