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中共特工巨擘，1906年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25年初，在大革命洪流的鼓舞下，潘汉年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大上海，被聘为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助理编辑。与此同时，他加入了国民党，为反帝反军阀斗争奔走呼号。上海“五卅”惨案后，潘汉年迅速投入声势浩大的群众行列，并写了许多反帝檄文。在这场运动中，他切身感受到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同年秋天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潘汉年被江苏省委任命为“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书记。第二年，又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潘汉年从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是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当时，上海的左翼作家队伍由于反动势力的“围剿”及内部分歧，处于涣散状态。潘汉年依靠党的威望，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短短一二年内，就使“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剧联”等组织先后成立。
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之一，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经常打扮成公子哥模样，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
同在1931年，袁殊以《文艺新闻》代表人资格参加了由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与左联的茅盾、丁玲，剧联的田汉，社联的朱镜我等一起当选为常委。这是袁殊正式参加党的外围工作的开始。在“文总”，袁殊和中共党员潘梓年（潘汉年的堂兄）、朱镜我共同负责“文总”的日常事务以及“文总”所属机构的联络工作，《文艺新闻》也因此成为“文总”的联络交通中心。潘梓年、朱镜我对袁殊这位只有20岁的爱国进步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非常欣赏，便有意对他进行栽培。在他们的引导下，袁殊思想进步很快，不久便向朱镜我提出了入党要求。
1931年10月的一天，是袁殊一生中最为难忘的一个日子。
这天，袁殊应“文总”潘梓年之约来到上海静安寺路一家白俄咖啡馆，会晤了潘汉年和王子春。潘汉年、王子春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为中共党员。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后迅速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的工作是保卫党的组织，今后要渐渐褪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潘汉年同时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
王子春，原名芝田，号钟秀，化名王独清，1900年出生于固始县城关镇。17岁那年，王子春升入固始中学，与进步作家、《少年漂泊者》的作者蒋光慈同班。1923年，王子春进入开封的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读书。中国共产党的“四大”以后，中共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王若飞、肖楚女、李求实等著名的共产党员陆续到达开封。他们带来了很多进步书刊，王子春如饥似渴地学习，进一步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影响，不久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王子春在豫北、安徽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初涉情报工作的袁殊对此行一无所知，王子春手把手地教他。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也开始寻找打入敌人内部的途径。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通过梳理，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里任要职。
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
袁殊从未与他有过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
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因为是亲戚，加上贾伯涛是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贾伯涛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吴醒亚，湖北省黄梅人，1892年生。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广东大本营秘书处科员、广东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总政治部训练部顾问、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政治训练部主任。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安徽省政府代理主席、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职。1932年6月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社会局局长、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
为了便于吴醒亚帮袁殊推荐工作，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份个人简历。
袁殊的简历中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
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吴醒亚之所以肯任用一个在左翼文化活动中有一定知名度的袁殊，一是因为贾伯涛是蒋介石的大红人，不能不给面子；二是由于袁殊写的材料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三是因为吴醒亚当年从湖北到上海谋出路时，袁晓岚曾指点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结果得了势，受恩于袁家，想借此报答。这些社会关系，犹如一把无形的保护伞，为袁殊在险象环生的谍海风浪中遮风挡雨。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成为中统干将之一（CC系，即“中央俱乐部”，它的英文名称是Central Club。CC系是由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CC系的实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尤其是组织部、中统局、地方各级党部和教育系统，尤其是大学）。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在这个组织中，担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
李士群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后来成为汪伪政权的大汉奸、76号特务头子。
王子春指示袁殊：一定要严密监视叛徒李士群的行动！
袁殊最初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在王子春指示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搞到一个重大情报，为吴醒亚立了一“功”。王子春让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
《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之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这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日本资深高级特务头子。
袁殊以记者职业作掩护，一步步深入到敌人的中上层社会。与此同时，袁殊还利用自身优势，团结了一批新闻工作者为中共的事业而工作。他运用吴醒亚的关系，陆续成为《新声通讯社》记者、《华美晚报》记者，并主办外文编译社、中国联合新闻社、上海编译社及《杂志》半月刊等，还担任了上海记者公会执行委员等。他同恽逸群等举办的“记者座谈会”与范长江等发起组织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在当时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自袁殊加入中共特科始，与王子春合作无间，工作颇为顺利。起初，二人每周会面一次，随着袁殊的情报日益增多，改成每周会面两次。到1934年底，到了接头之日，袁殊于规定地点依时守候良久，仍未见王子春的踪影。接头失败即为断线，对特务工作而言，非同小可。袁殊极为焦急，最后决定联系极少数知道他参与中共特科的人之一夏衍。
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中提及：“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工作，这我是知道的，他还一再要求我给他保守秘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之间没有来往。大概在一九三五年春，他忽然与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有两次在约定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
由于特科为特殊、独立的组织，为安全、保密起见，一般中共党员，不得与特科人员往来。当时蔡叔厚由中共特科转至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夏衍就把袁殊的信交与蔡叔厚。出乎夏衍预料的是，蔡叔厚未把袁殊的信转交给中共，而是把他直接纳入第三国际的情报部门。这一点，蔡叔厚未向夏衍交代，袁殊本人亦未得知。事实上，王子春是在执行任务时被捕牺牲了。直到袁殊首次被捕入狱，方才得悉与王子春断线后，自己的工作机关由中共改为共产国际。就在袁殊不知就里地为第三国际收集情报不久，爆发了轰动中外的“怪西人案”。
张仁奎隔三贫五地看报纸，对沸沸扬扬的“怪西人案”也有所关注，特别是对在“怪西人案”中扯出了袁殊的名字，让他心中一震，他知道这袁殊就是袁晓岚之子，如果说以前对袁殊有些好感，是因为他父亲是同盟会元老，可自袁殊成了小日本的红人后，他就反感极了。这次，他又怎么会扯入到情报案里呢？那么，这个袁殊到底是什么人呢？张仁奎想这天下之事呀，真是没法看呀！
1935年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代局长威特曼（英文名Joseph Waltom，另有译为“华尔敦”的），派手下翻译去看望住在上海东亚饭店的国民党驻武汉行营二处专员地下党员刘思慕之妻儿，被埋伏在那里的军统特务所捕。这个翻译经不起特工严刑拷打，将威特曼供了出来。由于这个叛徒的出卖，5月，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威特曼和与袁殊接头的交通员小李被捕。威特曼斗争经验丰富，被捕后一言不发，在审讯中什么也不承认，甚至连国籍姓名职务都不讲，当局称他为“怪西人”（即“怪异的西方人”）。但从他身上搜出一个笔记本，其中一页用中文写着：“袁殊，外论编译社”上面还写有电话号码。
这些情况袁殊还全然不知。一天，夏衍通知袁殊：不要再和小李见面了，“怪西人案”可能要牵连他……同时嘱咐袁殊尽可能打听案子进展情况。
此时的袁殊已顾不上个人的安危，以中统身份到处打听“案情”。一天，军统局的王新衡以朋友身份特来告诉袁殊：“侦缉队翁大队长掌握案情，可去找他。”袁殊不知是计，赶到侦缉队就被扣留了。翁队长问：“你是否认识这个西洋人？”袁殊答：“不认识。”接着，一个刚用过刑的年轻人被带上来，指着袁殊说：“就是他。”这个人正是交通员小李。于是，袁殊被捕了。
由于从威特曼和袁殊两人口中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国民党便通过法院判了威特曼20年有期徒刑，袁殊也被判了两年零六个月。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袁殊先在南京模范监狱服刑，后又被转入湖北反省院。
得知袁殊被捕后，夏衍等同志立即着手商量营救，他们知道国民党最怕日本人，于是夏衍亲自用日文写了封未署名的信，将袁殊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透露给日方。不久，上海两家日文报纸同时登出了“知日派袁殊被蓝衣社绑架”的消息，并说“帝国政府正在考虑必要的对策”，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袁晓岚得知儿子被捕，病重之时仍出去四处活动。碍于陈立夫的面子，戴笠对袁殊未予深究。袁殊被判刑后发还原籍湖北省反省院服刑，同时，其父袁晓岚也聘请律师，积极营救，并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给陈立夫写信。
陈立夫回信：“令郎的事知道了。”
在袁晓岚给陈立夫写信后得不到确切帮忙的回信后，袁晓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突然想到了青帮大佬张仁奎，他知道张仁奎的弟子遍布军界、政界，为了儿子袁殊，他也只得舍弃老脸去求张仁奎帮忙出手相救了。张仁奎念及袁晓岚是同盟会元老，又是孙中山先生十分尊敬的人，答应帮一次忙。张仁奎是讲究诚信的人，既然答应帮忙，就会全力而为。他找到了他政界的弟子帮忙从中斡旋，并将斡旋的结果告知袁晓岚，让袁晓岚放心，不会有性命之忧，关于斡旋的资费也都是出自张仁奎，袁晓岚当然知道。袁晓岚也表示，自己家境败落，无能为力。张仁奎表示袁晓岚你不必挂在心上，袁家能倾家荡产投身革命，令人敬佩，帮你也是应该的。这是张仁奎第一次帮助袁殊。
以后，张仁奎还真在各个方面关注这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年轻人。此刻，他甚至想不明白，也猜不透这个年轻人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但他恨给日本人做事的人。
人也怪，越是想不明白就越是想，越是猜不透，就越是想猜。
好长一段时间，张仁奎经常看报纸，看报纸中报道的奇谈怪论，怪人怪事……更重要的是看哪些人成为了汉奸，他可以去恨他们。
袁殊在狱中的日子竟比狱外还要逍遥舒适。这也是张仁奎指示弟子帮助的结果，当然，这都是暗中进行的，没让袁殊知晓。其间，袁晓岚病逝，作为长子的袁殊还特意回家扶灵，过后再回到狱中服刑。
被关押的袁殊根据中央特科有关“在被叛徒指认无法隐瞒真实身份时，以不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为原则，可以实行‘假自首’以保存力量”的精神，作了避重就轻的内情自白。敌人已掌握的他如实说，敌人不知道的他绝不讲。国民党从袁殊身上一无所获，便以“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对他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