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春夏之际，我常常仔细观察那些躯干粗壮、枝叶扶疏的阔叶树。我发现，从同一棵树上，很难找出两片绝对相同的绿叶。
我常想，只要是绿叶，不管大的、小的，形状标准的、形状不规范的，包括被蛀出了瘢眼的，它们都在完成着光合作用，滋养着树。
望着树冠上的万千绿叶，一股柔情从我心头漾起。我爱每一片绿叶。
我要介绍你认识一个人。打这说起吧——上学期期末，我们教研组评选优秀教师，一共16个人，按比例可以评出5名优秀教师；发言踊跃，不多一会儿，就提出来9个候选人。我是教研组组长，评选会由我主持。评议热闹过去了，会场稍显雅静。我用圆珠笔点了点记下的提名，忽然感觉仿佛有点什么欠缺，于是抬头环顾了一下会场——啊，为什么没有人提魏锦星的名呢？
魏锦星这时正坐在角落里，他和我同岁，今年42了，大高个儿，永远是个平头，皮肤称得上黝黑，眼窝明显塌陷，高颧骨，厚嘴唇，一眼能看出是个南方人。此刻他两肘支在桌上，双手十指交叉，可以清晰地听见他扳动指关节的声响。
我心里动了动。魏锦星任教20年。数学教得呱呱叫，这两年他教的那两个班，期末考试始终分别名列全年级一、二名，还在《中学数学教学资料》刊上发表了两篇教学经验，把他漏掉可不应该。
“还有没有补充的？”我直朝魏锦星坐的那个位置看，启发着大家。
组里年龄最大的吴老师，仿佛有点犹豫地开口说：“我看锦星不错……”他举出了几条理由，提名魏锦星为优秀教师。但是，他发完言，除我而外，却并没有什么人呼应。我想再发动一下，坐在我身旁的圆鼻头小余碰碰我胳膊肘说“：抓紧点吧——大伙还都有一摊子事呢！”
我就宣布散会。魏锦星头一个走出教研组，他抱着一大摞作业本，低着头，神色很不自然。看见他这样，我心里挺不是味儿。
人走得差不多了。我问平时跟我无话不谈的小余：“你们干吗都不提魏锦星呢？”
小余耸耸肩膀说：“他？怪物！”魏锦星的确怪。
记得我们是同一年分配到松竹街中学来的，当时学校总务处有规定，我们单身教师一律两个人一间宿舍，可是魏锦星一到学校便向领导提出要求：“我要一个人住，房间可以比他们小一半。”
总务主任一听就火了：“什么？要搞特殊化？没门儿！”倒是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有度量，她说：“咱们不是有间8平方米的小屋吗？就让他住吧，只要他努力工作，把课教好就行啊。”
于是魏锦星住进了那间小屋。当时，我们十多个从各地大学分来的毕业生都住校，晚上，为备课的事也罢，为闲聊一阵也罢，不免要串串宿舍。有天晚上，我去敲他的门。他慢悠悠地在里面说“：请进。”我进去了。他桌上摊着书、本、资料，显然正在备课。
说来也怪，他的屋子那么小，而我环顾之后，却有一种空旷的感觉。他屋里除了小床、书桌、书架和一个脸盆架外，只有一张直径不超过一尺的铁腿小圆凳，他就坐在那小圆凳上备课。其实，学校里多的是学生坐的靠背椅，他屋里却一把也不准备。
魏锦星见我进了屋，便站起来，客气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想和他聊聊，找不到小椅子，便去坐他的床，他了我袖口一下，指指小圆凳说：“这儿坐吧！”我不由得坐到了小圆凳上，这才仔细看了看他的床，啊，盖着雪白的罩单，不但一尘不染，而且平平整整，连一丝褶子也找不出来。
奇怪的是，他自己也并不去坐床，而是在我面前以稍息姿态站着，双手背到身后，面上挂着客气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我提出什么问题，打算耐心地回答我。
我谈兴全无，便把备课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他呢，俯身到书桌上，操起笔为我在纸上边画边讲。我得承认，他讲得很认真、很细心，对我确有启发，但是，讲完了这个，他便直起身来，又无话了。我当然只好告辞。
一个月以后，再没有人去敲他的门，因为大家都遭到了和我差不多的“礼遇”。小余揶揄地说，真该在他的小屋门口贴上副对子：“游人止步”，“闲人免进”；横批：“怪人居”！
魏锦星在教学上显然比我们教得更好一些，像吴老师那样的老教师听完他的课，经常当着我们的面频频赞扬；学生也反映他讲课清晰易懂，“没有一句废话”。他一样给学生补课，一样找学生谈话，只不过绝不把学生带回宿舍，他安排的地点不是教室就是教研组。到了夏天，有时干脆就在操场边、树荫下。
魏锦星那小小的宿舍渐渐显得神秘起来。不久就传出了一个秘闻，说他那书桌有三个抽屉，其中一个抽屉说空也空，说不空也不空，总之非常非常奇怪——那抽屉底上，搁着一张同底面积差不多相等的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微笑的姑娘的大头！这秘闻发源于小余，小余自说是有一天晚上备课，因为实在得用一本习题集，而这习题集只有魏锦星才有，所以不得不去敲魏锦星的门。魏锦星爽快地把习题集借给小余以后，便提上暖瓶，准备去打开水，他侧身让小余出了门，呆了一会儿，这才朝锅炉房而去；小余回到自家宿舍，还没坐下，就发现钢笔不见了，他想也许是落在了魏锦星桌上，便跑去找；魏锦星打开水还没有回来，小余在桌上没找见钢笔，便顺手拉开抽屉找了一遍……当然，钢笔最后是在小余自己的书桌下面找到的，不过，魏锦星抽屉底上的大照片的事儿，从此也便暗暗地传布开了。
“真想不到，魏锦星倒走到咱们头里去了！”小余这样议论过，甚至注意过邮递员搁到传达室的信件——有没有用娟秀的字体写出“魏锦星亲启”字样的来信。但是，小余的这种多余的好奇心，慢慢地也就无法维系下去了，因为，我们住单身宿舍的其他同伴们先后都结了婚，搬出校外成了家。小余也有了女朋友，而魏锦星却依然是一个人住在那间8平方米的小屋中。
岁月，随着一节课又一节课的铃声匆匆消逝，“魏锦星是一个怪人”的判断，随着每日粉笔灰的扬起与飘落，在我们的心目中巩固下来。不过，在工作上魏锦星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值得一说的特殊情况。
然而，除了每日的教学工作，我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就是所谓政治生活。渐渐地，政治生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位置也越来越高。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教学工作似乎并不能算是革命，我们如果要革命的话，必得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开政治性会议、听别人发言、自己发言、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揭发别人、检查自己、搜索5%并保住自己在95%中的位置……渐渐地，魏锦星的日子便突出地难过起来。
记得那是在1964年夏天，正是“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搞得热闹的时候，教师团支部搞起了整风活动。我和魏锦星那年都已经28岁，参加完整风也就该办退团手续了；过罗筛般的整风整到魏锦星头上时，小余——那时候他正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在时代气氛的熏陶下，充满了在一切一切方面推进革命化的狂热——放了头一炮，这一炮不但把魏锦星打得面色惨白，而且，也使全场为之一惊：
“魏锦星同志的精神状态与火热的革命时代格格不入，请他向同志们交代一下自己的阴暗心理！”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魏锦星身上，记得那天他独自坐在会议室的一把破旧的沙发椅中，蜷缩着身子，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才笨拙地辩解说：“我没有什么……不革命的心理啊；当然，我有缺点……可是，不阴暗……”
如今回忆起来，真是难以解释。小余的那一炮明明武断之极，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缓和气氛，就是我自己，也在几位同志发言附和小余之后，沉不住气地表态说：“我们应当在一切方面实现革命化，堵塞一切通向修正主义的渠道；希望魏锦星同志在八小时工作之外，不再保留个人的‘自留地’……”当时会场上一派严肃气氛，仿佛中国之是否能够防止变修，全系于魏锦星能否改变他的脾性。
这次整风很有成效，有的同志被整掉了说话喜欢艺术夸张，富于幽默感的习性（这种习性被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在“革命化”压力下戒掉了围棋，卖掉了吉他，收敛了哼唱《铡美案》的歌喉（被表扬为“交出了思想领域中的自留地”）；我也被整得生怕和“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沾边，努力鞭策自己用“事事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一切……尽管我们不可避免地仍有着各自的某些非规范性的特点，但都自觉地将这种特点压缩，藏掖到最高限度。只有两个人变化不大，一个是小余，因为他的偏激和好斗似乎堪称规范，所以毋庸有所变化；另一个便是魏锦星，他背负着冷眼与误解，依然是那样勤恳地工作，依然是那样一种生活方式……1966年夏天到了。突然大家都掉进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炽热旋涡，连小余也未能例外。一时间校园里处处贴着“小将”们用最极端化的措辞写成的大字报，不仅是贴在墙上、门上、讲台上、黑板上，甚至还贴在教师们的办公桌上、座椅上乃至脊背上。
一开始，魏锦星当然决非横扫的重点，但是，也不知应当解释为偶然还是必然，他很快地被卷到了旋涡中心。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在大操场上批斗党支部书记周大姐，戴高帽子、挂黑牌不算，还要当众剃什么“阴阳头”。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以备随时从中揪出“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押上台去陪斗，因此，个个忐忑不安，在烈日的炙烤下，热汗和冷汗浃背交流。小余低头坐在我身旁，连嘴唇都吓白了，显然，他比我们更加痛苦，因为万万没有想到，他也一样被扫到了“右”的行列。
事情来得很突然。正当几个“小将”要给周大姐剃“阴阳头”时，魏锦星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的教师席，低头朝会场外走去，于是，被身着绿军服、臂戴红袖章、手持宽皮带、绿军帽下耸出两把“刷子”的“女兵”喝住了：
“干什么去？”“我恶心。”
“滚回去！革命不怕死，恶心也得参加斗争！”“我恶心。”“你早不恶心晚不恶心，这会儿恶心是什么意思？”“我恶心。”“要革命的滚回去！不革命的小心狗头！”“我恶心。”
“你到底是什么阴暗心理？你说，周溪清是不是牛鬼蛇神走资派？”
“她算什么派我弄不懂。我就知道她是人，是个好人……”“他妈的保皇派，反动透顶！”“女兵”挥起皮带，铜头打到魏锦星脑壳上，发出一声惊动全操场的脆响。我们还来不及从新的惶悚中清醒过来，魏锦星已经被揪到了台上，满脸血污，让人扭住随周大姐一同剪了“阴阳头”，成为陪斗的头一名……当然，他的宿舍立即遭到了查抄，没有抄出其他任何罪证，只抄出来那张大照片，于是，那张大照片很快便被粘到了大字报上，予以“示众”。我在那时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是个长得并不漂亮，但是青春焕发并爽朗地笑着的姑娘。
根据一种“必然”的逻辑，魏锦星被“群众专政小组”挂上了“大流氓、坏分子”的牌子，关进了地下室。
两天以后，“群众专政小组”把魏锦星押出来劳改，给了他一把大笤帚，让他去打扫操场上的公共厕所。
那一天，我作为“走资派重用的红人”，也被派到操场劳改，任务是蹲在操场边上拔草。正当我几乎被暑气弄得晕过去的关口，忽然，传来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号——那声音是我平生从未听见过的，今后也绝不忍再听。我想，倘若把一个人的肉体扔进油锅，也未必会发出那种惨叫。只有当一个人的灵魂被掷进油锅时，才会有那般的狂啸……我抬头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啊，原来是魏锦星。他发现了粘在大字报上“示众”的大照片，像头狮子般扑了过去——当然，他立即被身边的押解者扭住了。于是，两个人扭作一团，不用说，很快就有另外几个“群众专政组”组员去支持战友。于是，两分钟以后，魏锦星便被踢打着又带回了地下室。
太阳静静地照耀着白晃晃的操场。我受了这个场面的刺激，眼前似乎旋转着一个灼目的万花筒，终于仰面晕倒在操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