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底志摩惶惶不安地逃离硖石，蜗居在上海福建路的通裕旅馆里。他在给张幼仪的信中说：“你们那一个家庭，虽是新组织，听来倒是热闹而且有精神，我们避难人听了十分羡慕。……我不瞒你说，早想回京，只是走不动，没有办法，……破客栈里困守着，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志摩自离京南返之后就没有了固定的收入，他父亲又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援，使他的生活一度陷入了困境。
但“只要是德是惠，总是有着落的。”志摩平时慷慨而讲义气，不论是穷亲戚还是倒霉的同学，凡向他开口，总是不会脱空的；即使不开口，只要他知道了，也会把同情送到他们手上。不论在上海、南京，还是北京，都有他一群不分彼此的朋友。志摩走到哪个朋友家里，就把自己的衣服、物品，撒在那个朋友家里，临到没有用的了，他就用朋友的；他把金钱看得很轻，他把友谊看得很重。
沈从文从湘西凤凰刚到北京时，住在前门外酉西会馆一间又湿又霉的小屋里。冬天没有火烤，就裹着棉被写作。寄出去的作品，常常毫无结果。志摩知道后就在生活上给了他切实的帮助，并把他的作品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沈从文在志摩的鼓舞和帮助下，文章不断问世了，终于走上了文学道路。何家槐出身穷苦农民家庭，在大学里终日沉默寡言，不喜欢合群，独与徐师志摩很投机。他感到在徐师身边就有温暖，就有力量，所以常到他书房里去呆坐，一坐就是一二小时，坐下来又找不到话说。志摩就安慰他，开导他：在花一样的年纪，就要有花一样的生气。要他多活动，多交朋友。吃饭时他见何家槐动筷不勤，就把火腿一类好菜往家槐碗上堆，家槐不会吃虾，志摩说：“这有什么不会的呢！放在嘴里嚼就是。”说着把虾放在嘴里大嚼起来，逗得沉默寡言的何家槐大笑起来。有一次家槐患眼疾，睫毛内卷，不能写东西，也不能看书。志摩就陪他去医院治疗，医生说要住院开刀，志摩就承担了全部医药费，并且一定要家槐住二等病房。赵景深结婚时没有婚费，志摩就把他的一部《活财产》接了过来，预付了他一笔稿酬。
正因为志摩平时待人宽厚，所以志摩有急难时，朋友们从四面向他伸出友谊的手，分担人生道路上的重压。志摩在客栈住了没有多久，友人宋舫春就请他住到上海梅白格路六四三号自己家里。刘海粟知道志摩经济紧张，就去找陆费伯鸿。陆费伯鸿是颇有见识的出版家，富有同情心。刘海粟说：“徐志摩是个难得的人才，过去编过《诗镌》，在读书界有影响，应当请他编辑一套文学丛书。”伯鸿一听是徐志摩：“那好，每月送他二百元编辑费，请他在家看稿编书好了。”一天，志摩突然接到从英国汇来的二百五十英镑，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数字，寄款人是恩厚之。
志摩与恩厚之的友谊始于泰戈尔访华，志摩访欧时曾在伦敦与恩厚之见面，恩厚之鼓励志摩为爱情而奋斗。以后两人一直通信不绝。
当志摩与小曼“隐居”硖石的时候，胡适正在欧洲访问，在伦敦胡适遇见了恩厚之，就把志摩婚后情况告诉了他：志摩婚后经济拮据，如果长期在空气闭塞的小镇上住下去，他们多方面的才华就会浪费逝于无形。恩厚之知道后就马上汇给了志摩这笔巨款。
胡适还与恩厚之商量了一个更为深远的计划，就是让志摩夫妇一起到英国学习。恩厚之在给他妻子的一张便条上说：
多乐芙：我看我们也许可以和狄更生合作，给志摩夫妇帮个忙，我们可以让他们来此作不定期的居停，但他们必须在伦敦或剑桥有个实际的读书计划。我知道他们都会乐意来的；当然，胡适是想他们学好本领将来回中国教书。
可见志摩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一批知心着意的热心朋友。
志摩接到汇款后一面写信给恩厚之表示感谢：“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下，从真情流露出来的举动，简直使人满怀感谢和惊喜而感动到目瞪口呆。”一面与小曼拟出国深造之事。但那时小曼三天两头生病，药罐不离身，她说：“出国留学倒是件好事，可我这个病恹恹的身子能够到海上去颠簸吗？”她又说：“靠人家接济去读书，这味道不好受。”志摩早在爱情受阻时，就有过效法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念头，偕小曼双双逃往欧洲去寻找自由，但因小曼没有勇气而作罢，这次又是小曼顾虑重重而使志摩软下心来。
除了小曼不愿赴欧之外，国内情势的变化也是迫使志摩留在国内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时北伐战争虽然节节胜利，但盘踞在长江以北的大小军阀仍在负隅顽抗，因此原来的一批新月同人都纷纷汇集到上海：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梁实秋、余上沅因南京城内兵荒马乱而迁到上海；闻一多、饶孟侃诸人因北京院校长期欠薪而移食上海；张禹九、潘光旦、刘英士留学归国后也住在上海；胡适访欧结束后也回到了上海。由于知心朋友聚集一起，他在精神上又有了支柱，暂时取消了赴欧深造的打算，想留在国内，切实地做一点事情。1927年暑期，上海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先后向志摩发出了聘请书，他有了相当可观的固定收入，集股开办了新月书店。
“过去的日子只当得一堆灰，烧透的灰，字迹都见不出一个。”新的生活在召唤，“投资到美的理想上去，它的利息是性灵的光采，爱是建设在相互的忍耐与牺牲上面的。”为了育人，为了爱情，为了养家，志摩拼命工作着。
小曼对志摩说：“你高兴了，就做不出诗来。”当时志摩不相信此说，“难道真的诗文穷而后工？我开心人偏要写出诗文来。”深更半夜，志摩书房里常亮着灯，小曼考虑到志摩身体，常劝他早点休息。
有一次，小曼一觉醒来，看到志摩书房里仍亮着灯，她就披着睡衣踱进了书房。
“你不要命了吗？天快亮了。”
“哦！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伏尔泰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写成了，我一翻译，也就停不下笔来！”
“伏尔泰的什么书，使你这样着迷？”
“《赣第德》，这是一部奇书，一部外国的《镜花缘》。”
伏尔泰以《赣第德》为镜子，照出了西洋人的丑态。志摩翻译《赣第德》，就要借助这面镜子，反照出中国现状的丑态。
志摩说：“尤其在今天，叭儿狗冒充狮子王的日子，满口仁义道德的日子，我们有借镜的必要，时代的尊容在这里描着。”莎士比亚著作里的丑鬼卡立朋，一天他在海水里照见了自己的丑样，对着海水狂怒不止。因此志摩认为越是使某些人狂怒不止的作品，就越有它的存在价值。
他认为人们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大谎，苟且、懦怯、卑鄙，他要纯化人的灵魂，用祈祷的火焰，用忏悔的眼泪，用西洋“镜花缘”这面镜子，照下丑态，方能有勇气承当罪恶，有胆量去进行决斗。
新月书店是集股开办的，大股一百元，小股五十元，最初资金仅四千元，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沅任经理及编辑主任。志摩虽不担任职务，但他是新月书店的枢纽。
新月书店铺面很奇特，门开得很大，两边墙上是两个大橱窗，里面放着一些徐志摩的书集，进门右首是一只长柜台，柜台后面安放几张办公桌，左首是一只又长又大的书桌，上面摆满新月书店出版的各种新书，靠墙四周全是书架。购书人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翻着，从没有人来监视，更不会有人来寻麻烦，如果看了半天不买，同样没有人来理会。所以新月书店常挤满了人，其中不少是穷学生，是利用书店的方便来“白看书”的。书店开办之初志摩也常到书店去走动，不是与伙计交谈，就是和读者交换意见。有时看到那些想购书又无钱的读书人，志摩就说：“这本书你需要吗？如果你忘了带钱，你先拿去看吧，方便时再把钱拿来好了。”等购书人一走，志摩就按价把书款代付了。
新月书店不单出版新月同人书籍，同时也出版青年作家书籍和少数左翼作家的书籍。后来《新月》杂志上展开了对“人权与约法”的讨论，遭到国民党查禁。但志摩并不死心，他把有关讨论文章汇编成《人权与约法讨论索编》一书，拟交新月书店出版。结果被国民党中宣部“密令禁出”。北京新月分店还遭查抄，店员被捕。1931年8月志摩致函旅居巴黎的刘海粟：“我们新月同人也算奋斗了一下，但压迫已快上身，如果有封门一类事发生，我很希望海外的同志来仗义执言。”
书店经济也不景气，所以1931年4月由邵洵美接任经理，目的是要借助邵洵美的资金来振兴书店。那时志摩又有了雄心，准备扩充股本三万元，出版《现代文化丛书》五十余种，经办书报流通社，在南洋设立分销处。但这个规划由于志摩搭机罹难，书店失去了主要支柱，以后经济一蹶不振，并未完全实现。
1932年由胡适出面，将新月书店并入商务印书馆，所有亏空由商务弥补，发还股本。新月所出书籍交付商务继续出版，包括《现代文化丛书》五十种。其中政治经济十二种，社会研究十四种，教育哲学七种，自然科学八种，文学艺术九种。所有存书也归商务所有。
新月书店前后在上海虽仅经营了五年多时间，但它象征着新月同人的再组合，力量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
